城市文化与“媒介性格”

本文对＂媒介性格＂这一概念加以界定,提出了＂一方水土养一方媒介、城市文化在媒介性格形成中起影响和参与塑造的作用＂的猜想,并选取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座城市中的报纸和电视媒体为样本进行分析,对城市文化与媒介性格之间的关系做出解读,并总结出城市文化对媒介性格影响的一般模式。     

从“限娱令”事件看信息的被传播现象

2011年,广电总局的＂限娱令＂一直牵动着公众的神经。期间,在广电总局的＂限娱令＂没有真正下发之前,关于＂限娱令＂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并造成了很多误解。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很多不实新闻让很多民众信以为真,其中有媒体的责任,也有相关部门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没有能够做到及时有效地传达信息过失。本文通过分析＂限娱令＂发布前后所引起的风波,对相关主体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应该做出的努力进行了分析。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性别角色认知的负面影响及对策——从“伪娘”现象谈起

青少年生活在大众媒介构建的信息环境中,他们每天通过电视、电脑以及手机等媒介认识社会。一些媒介炒作＂伪娘＂现象,对青少年的性别角色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本文对这种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并从政府、大众媒介以及青少年三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     

“政治家办报”对当下媒体的意义

＂政治家办报＂是党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政治家办报＂的精神实质对媒体坚守党性原则、牢记社会责任、树立群众路线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重点分析了＂政治家办报＂的当下意义。     

试论网络媒介情境下的“地域”消失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一书中,论述了电子媒介所构筑的媒介情境对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此考察在新的媒介情境中网络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指出因网民集聚、人际传播的出现、交往的实现,使得网络促成了＂地域＂的消失,又因受众个人因素等多重局限,即使是在网络环境中,＂知沟＂仍不可避免。     

新闻炒作及其负面影响——以“凤姐事件”为例

本文通过＂凤姐事件＂,分析＂新闻炒作＂在当前的媒介环境、社会环境下的现状。情感类节目既要实现差异化、满足受众的需求,又不陷入低俗、虚假的困境,达到沟通各方感情共鸣的目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所以,很多电视情感类节目虽有好评如潮和高收视率的成功,但也充斥着非议和质疑。本文通过对该事件的反思,试图探讨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流行文化、社会伦理等方面问题。     

试论电视规制中的媒介责任与权利

本文以比较的方法,对电视媒介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所涉及的电视规制与媒介权利关系进行思考.文章认为,电视媒介社会责任缺失只是表面现象,深层原因在于电视规制的弊端,而积极的行政干预,也对媒介权利和公众权利构成了损害.     

论当代电视文化的媒介立场——基于个案的媒介奇观化分析

随着媒介技术的视觉化,媒介呈现方式由＂景观化＂向＂奇观化＂转变,本文在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介奇观＂论的基础上,以当代电视文化奇观——《我爱记歌词》为个案,论述电视媒介对于奇观的塑造,继而分析其媒介背后的动力根源,最终试图对电视奇观乃至媒介奇观进行辩证认识和反思。     

媒介“社会责任”的解构与重构

当下,大众传播行为“失范”、“失规”现象的屡禁不止,使媒介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本文通过对媒介社会责任的逻辑缘起、担责主体、责任对象、责任范畴以及责任践行等诸方面相关命题的详细厘定、疏阔,试图达到在对其本质内涵的清晰把握基础上,实现“责任”履践的有“法”(度与边界)可依、有的放矢.     

浅析“局长”行为报道中的伦理困境

在媒介公信度日益重要的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媒介更应重视新闻伦理与各现状间的矛盾冲突。本文通过梳理媒体对以＂局长＂行为代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相关报道和遭遇的难题,分析出我国现阶段新闻传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当代中国电视新闻“信息策略”初议

随着即将到来的世纪更迭，人类正在走入“信息时代”的腹地．作为一项技术成果，电视诞生在本世纪为年代；但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事业，电视的繁荣却是和信息革命同步到来的．正是在这样一个以信息为核心的时代氛围中，电视承担了当代社会第一传媒的角色．相对于先前的“印刷媒介”而言，电视媒介所面对的信息数量、信息环境、信息结构等等问题都要远为复杂．作为电视节目系统的骨干，电视新闻既是电视媒介传播社会信息的主要通道，又是上述这些信息问题纠结的焦点．因此，电视新闻有必要根据当代社会的信息特征，制订出有针对性的信息传…     

记忆、询唤和文化认同:论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媒介仪式”北大核心CSSCI

在当代社会语境中,仪式活动不仅体现在宗教场所,也渗透在日常生活结构中。随着现代媒介的发展,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本身也逐渐仪式化,特别是在传统文化类的节目中,一些电视节目借助于仪式化内容的设置、传播,使得节目本身成为一种"媒介仪式",召唤了无数电视受众积极参与。而在此过程中,观众的集体记忆被唤醒,在仪式活动中开展情感的互动连结,完成客体向主体的转化,并最终实现文化和身份的认同。     

嵌入社交网络的电视:从“内容”传播走向“关系”传播

本文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的视角,对处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电视传播与收视行为进行初步诠释,探索社交化媒介传播的环境中,传统电视转型的关系逻辑与结构性转变,力求从关系这一隐性角度出发,解释电视传播向虚拟空间转向延伸传播的变革性启示和影响。     

“受者中心论”负面效应评析

从“传者中心”论到“受者中心”论是传播理论的发展，它提升了受众的传播地位，消解了传者的独霸，促进了媒介的发展；但物极必反，“受众中心论”的理论在商业化背景中正被演变为“受众决定论”，其表现特征是：媒介追逐着受众，迎合受众，讨好受众，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媒介社会责任和功能的衰减，媒介主体意识的弱化，媒介内容的泛化和庸俗，品位与格调的低下等负面消极影响的连锁反应。媒介应正确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在坚持“社会效益”，发挥其社会责任和功能的前提下，最大化地满足受众需求，从而实现媒介的“经济效益”。     

“以观众为本”的电视素养建构:类型文本与内容分析

＂以观众为本＂如果细观西方媒介素养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媒介素养＂一词的最早来源即为＂电视素养＂。在一九七〇年代美国一些学校开展了＂电视素养＂课程,随后在大约一九八〇年代传入英国,     

浅论互联网与“人的关系延伸”

本文从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著名论点＂媒介是人的延伸＂出发,剖析了互联网对于社会个体及社会个体间关系的改变,指出互联网延伸的是一个日渐完整的社会个体,并为个体的社会性发展开拓了新的关系空间。     

电视媒介校园暴力事件报道的框架分析

随着自媒体的不断发展,用手机视频曝光新闻的方式越来越多,其即时性和真实性使得许多新闻报道都会使用这些原始视频.在2016年多起校园欺凌事件的传播中,大多以"网曝"为开头,这说明自媒体时代对新闻报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网传视频成为新闻报道可以利用的重要信息来源.而对于校园欺凌此类涉及到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的电视报道在选取视频时是如何处理的,可视化的电视媒介报道的框架是怎样的,是否做到了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文通过对2016年电视媒介报道校园暴力的节目进行分析,旨在寻找报道规律,发现报道的优点和不足,进而探讨电视媒介在报道校园暴力事件时处理专业主义与社会责任关系应坚持的原则,对媒体报道未成年人校园暴力提供借鉴和思路,以期为研究媒介暴力提供一个新的方向,理清在自媒体时代,电视媒介防止媒介暴力的合理举措和规范行为.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电视直播的“有为”和“不为”

本文对菲律宾人质事件媒体责任论进行分析,指出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在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进行现场直播时要充分考虑其报道方式对事件本身的解决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现场直播应在＂有为＂和＂不为＂间有所取舍。媒体从业人员应科学辩证地理解而非不加限制地滥用＂新闻自由权＂和＂公众知情权＂。媒体的商业利益不能独立于社会道德责任之外。     

公交移动电视广告"魅力无极限"

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移动电视的产生颠覆了以往传统媒介的接收方式,使人们在移动中可以接收到来自各方面的信息,移动电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第一段]     

“破坏性”与“仪式性”共存：媒介事件理论如何被超越——兼与曹培鑫教授等商榷

开国大典广播实况转播超越了电视现场直播作为媒介事件的预设前提,但具有媒介事件的其他典型特征和社会功能,主要属于庆贺新政府成立的“加冕”脚本。西方学界对媒介事件理论的突破和超越主要体现在从“仪式性”向“破坏性”的转变,但破坏性事件并没有完全取代仪式性事件,二者为并存关系。鉴于事件与新媒体之间呈现的新的互构关系,国内学界赋予媒介事件理论以媒介抗争等新内涵。媒介事件理论是电视媒介文化的产物,在全球数字媒介文化环境下,具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因为社会生活离不开仪式,仪式性媒介事件和传统意义的国家级媒介事件依然存在,同时,媒介事件部分特性和功能发生了相应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