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范》"五行"到"五德终始"-一个经学问题的哲学考察

本文从哲学角度入手,通过考察《洪范》“五行”、“思孟五行”和“五德终始”三种“五行”学说,对经学史上围绕“五行”所产生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整个论述意在关注不同的思想形态及其意义,不涉及学术史方面的具体考证,因此本文不是严格意义的经学史论文,而是一篇哲学史或思想史论文.     

先秦五行思想考述

五行说原本是一种朴素的物质观,在春秋后期,逐渐走向抽象并在数术占卜中扩大了范围。战国前期田氏代齐政治背景下的"百家言黄帝"的社会思潮促成了土为中位的五行结构说的形成。邹衍将五行说引入历史用以解释朝代更替,在齐倡导五行相生,在燕倡导五行相胜,后来《吕氏春秋》采撷五行思想,展示了战国末年的五行大体系。     

五行观念探源

五行说,以金、木、水、火、土说明整个物质世界,是中国最早的原始物质观和哲学观。这五种物质如何从自然界中突显出来,又进而成为解释世界的哲学范畴?探索其起源,五行观念是由上古原始时代的自然崇拜发展而来,殷墟卜辞发现的四方之神的祭祀,提供了这种发展的历史证据。从《洪范》开始,五行脱离神学形态,成为说明世界存在的哲学范畴。     

先秦解经文体论略——兼论简帛《五行》篇的文体定名

经与解经文体是与私家著述相伴而生的,先秦诸子中的解经文体目前仅见经解、经说二种。经解体可能是师徒授受的讲义或记录,经与解应非一人一时之作;经说体之"说"是作者为使经文浅显易晓,与"经"同时所作,这在诸子时代成为一种常见的著述方式。学界对近出简帛《五行》经和解经两部分文体的命名或有不妥,其经文部分是一种可称为"前解经体"的文体,解经部分则应循先秦诸子之通例,名为"经解体",而非当今学界通常所说的"经说体"。     

《红楼梦》的五行色彩隐喻探析

通过对色彩与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五行思想的探析,不难发现色彩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体系,对中国人影响深远,并形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色彩隐喻传播.以五行的视角来研究《红楼梦》中的色彩,可以洞悉《红楼梦》中主要角色的命运隐喻     

养生也要分五行

中医认为,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的变化,盛衰使万物循环,也对人体产生影响。其实,人也可以按照五行分类,其依据是《周易》八卦和《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     

从“积善成德”看荀子思想与郭店《五行》篇之关联

荀子思想与思孟学派有着复杂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表现于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评,而且表现于对其思想的转化和吸收。以荀子"积善成德"的观念为例,它实与思孟学派的《五行》篇关系密切。然而这种观念在《荀子》和《五行》篇中存在着异同,从中可以看出荀子对《五行》篇思想的继承,更重要的是荀子拓展了"善""德"观念的内涵。荀子把对前人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成就了他的"集大成"的学术地位。     

《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真伪考

对于《春秋繁露》五行诸篇是否为董仲舒所著,台湾和海外学者早有怀疑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大陆学者至今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后七篇有大量文字和《汉书·五行志》、《说苑》相似,并且只用《尚书》而非《春秋》说灾异,说明这七篇不是董仲舒而是刘向的作品.另外两篇则为董仲舒的作品.     

《汉书·五行志》所载董仲舒说灾异八十三事考论

过去对董仲舒灾异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天人感应部分,对于他具体如何推演灾异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仔细考察《汉书?五行志》所载董仲舒说灾异八十三事,我们可以归纳出6条其推演灾异背后的原则:阴阳理论是董仲舒推演灾异的第一原则;分野说是董仲舒推演日食的重要理论基础;五行说不是董仲舒推演灾异的理论基础;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罚“甚罪当重,简罪当轻”;不时不灾     

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书>>的政治目的

《五行志》作为班固新设的四志之一 ,在《汉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刘向《洪范·五行传》不同 ,《五行志》只记灾异不言祥瑞 ;从它选择的史事、依据的理论渊源以及当时的政治发展看 ,匡正汉主应是班固撰述《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论先秦儒家天论思想

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儒家天论思想的深远影响有分不开的关系。先秦儒家天论思想产生时,由孔子继承了传统天论的宗教性,随后孟子、荀子丰富了儒家天论思想的内涵。先秦儒家天论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人与天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五行”概念意义流变溯因

"五行"为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物质概念,后逐步演变为五方、五季、五脏的属性概念。本文从认知隐喻学理论视角,探讨了五行物质概念意义向时空和人体脏器概念属性演变的机理,对于探讨了古代先民的认知思维方式和五行隐喻意义的衍生机制。     

试论阴阳五行对魏晋游仙诗的影响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同时它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阴阳五行说对魏晋游仙诗在内容、结构、艺术手法、风格上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由于它对魏晋文学理论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游仙诗的创作。     

论先秦儒家人际之和思想

人际之和思想是先秦儒家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进而达到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人际之和思想由先秦宗法社会制度中派生而来,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特点要求以伦理道德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是先秦儒家的人生理想,先秦儒家体“仁”、实践“仁”就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帛书《要》与传世文献观念之比较—以五行、德义为中心

帛书《要》的五行与德义观念与传世文献相同或相似。从对五行的论述看,《要》与《尚书·洪范》、《左传》文公七年、《国语·郑语》、《墨子·经说》中的五行内容相同,排列顺序不同,五行内部都不存在相生相克关系,说明《要》之五行可能是早期的形态。从德义的角度看,《要》与通行本《易传》中的《大象传》相似的思想倾向是以德论《易》,在肯定人的德性的同时,并未忽视天道的作用,天道与人事相互贯通。     

四时与阴阳五行——先秦思想史的另一条线索

四时规律被上古先民认为是宇宙的第一规律，这是前诸子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种自然观。全面体现这种自然观的就是《月今》文献系统。代表中国古代主体思维方式的阴阳五行就是在吸收、融摄该系统现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月今》观念系统通过影响阴阳五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面貌。从四时现念到阴阳五行是先秦思想史的另一条线索。     

论唐五代科举考试与文字的关系

唐初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基本确立之后，科举制度对《新定五经》、《五经正义》、《石壁九经》的校勘和刻经相继完成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五代印板五经、九经的出现乃是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对当时楷字体的定形和规范也有积极意义。此外，唐五代科举考试和官学教育都十分重视对文字学的考察和教育，国子监设书学，专治文字学；明经科、进士科等考试要帖试《尔雅》；科举考试中对文字书写规范的要求非常严格。上述种种说明，科举考试对于楷定文字规范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农业开发与经营

秦汉时期,中原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在岭南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对岭南农业的开发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政治上的大统一、汉越两个民族的大融合、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传入以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岭南的逐步确立,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推进了岭南农业的迅猛发展。     

秦汉时期岭南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

当今流行的几种权威性中国历史地图集对秦汉时期岭南区划的画法有错误.秦代建立的岭南三郡的疆界与今天的广东、广西、越南的疆界并不重合;桂林郡郡治不在今百色;象郡位置南端应在北纬13度线的今越南中南部,北境在今贵州东南部.西汉的象郡即秦象郡的北部,南境在今中越边境线稍南,郡治临尘在今崇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