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性房屋拆迁中的角色分析

城市商业性房屋拆迁是一个敏感而又被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地方政府、拆迁人、被拆迁人在城市商业性房屋拆迁中,为了各自的利益表现各有不同,导致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发生。我国城市商业性房屋拆迁出现问题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角色混乱,行政权违法或不当行使。为规范城市商业性房屋拆迁,法律、法规应严格区分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通过制定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程序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控制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如果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性房屋拆迁中能正确履行职责,本着问政于民,让利于民,切实从人民利益出发,会发现拆迁本来可以很和谐。     

城市房屋拆迁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权重与约束

运用多人合作博弈理论并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国城市房屋拆迁这一运行系统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政府在这一系统中具有完全的势力。地方政府短期利益驱动加剧了开发商和建筑单位对被拆迁人利益的损害;由于缺乏公信力,发生纠纷后被拆迁人往往拒绝选择行政裁决方式;现行体制下司法机关在人事和经费上对地方政府的过度依赖,使其只能机械地按照地方政府的规定判决,或者是拒绝受理有关拆迁的诉讼;被拆迁人在博弈中的缺位且“申诉无门”,使坚持维权者只能通过消极反叛演化为“钉子户”的方式来表达意愿。据此,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司法约束。     

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困境刍议——以A市房屋拆迁政策执行为例

政策执行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地方政府是政策执行的主要力量。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透过A市城市房屋拆迁政策的执行现状,文章概括出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困境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政策自身缺陷;政策环境复杂多变;依法行政不到位,政策执行水平欠缺;政策运行机制不畅通,缺乏协调。     

论新《条例》对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人权保障的意义

保障公民的人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暴力拆迁事件损害的是人民的权益、拷问的是政府的良心、践踏的是法律的尊严,城市房屋拆迁领域的人权保障遭受了强烈的质疑。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在“千呼万唤”中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指导条例》（以下简称“旧《条例》”）被同时废止。新《条例》是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人权保障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人权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思考

在现代城市发展中,房屋拆迁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是城市建设中很棘手的一项任务。随着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青岛城市房屋“拆迁难”问题越来越凸现出来。造成青岛城市房屋拆迁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就是拆迁补偿与拆迁安置问题。本文主要针对这一问题,在对青岛城市房屋“拆迁难”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商业性拆迁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

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对商业性城市房屋拆迁的相关规定,使得商业性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频频发生。文章从“马鞍山市商业性城市房屋强制拆迁闹剧”引发的三失问题入手,深入分析商业性城市房屋拆迁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期为商业性城市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设性意见。     

新农村建设中房屋拆迁的法律考量

新农村建设中,有些地方的房屋拆迁行为损害被拆迁农民的合法利益,增加了被拆迁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如何从法律的角度认识新农村建设中的房屋拆迁行为?规范新农村建设房屋拆迁行为和合法有序地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求对此进行考量。     

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权研究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1年1月21日正式公布并实施.根据这部行政法规的规定,一改之前法律法规中关于政府和人民法院均享有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权的规定,由人民法院独享房屋强制拆迁权.此条例公布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事件中,出动公安、防暴警察、房管、工商等部门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到拆迁现场予以强制拆迁,房屋的顺利拆迁完全是在政府的高压下完成的,不仅侵犯了被拆迁人包括房屋所有权在内的财产权,还侵犯了被拆迁人的人身自由权以及住宅权,并引发了极端恶性的社会事件.强制拆迁纠纷解决的关键在于政府和人民法院角色的定位,由人民法院享有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权,取消行政强拆将有效控制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权力夸张,为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设置司法保障.     

论城市房屋拆迁纠纷中的利益平衡

地方政府、开发商、房屋所有权人是拆迁纠纷中的利益主体,且地方政府、开发商具有利益共同点,与房屋所有权人往往处于博弈的两端。利益分配不均、分配程序不公开导致拆迁纠纷与城镇化相伴而生。只有从重构利益分配格局、降低地方政府拆迁的积极性、健全救济渠道等方面着手,来解决拆迁纠纷＂井喷＂的严峻态势。     

简析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制度

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这一制度是维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秩序的重要措施，学习它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活动中所产生的实践意义，理解和掌握其基本特征、法律效力和地位以及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价值，对于贯彻实施这一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为此，本人谈点粗浅的认识。     

你征收的是我的土地而不只是房屋

新京报日前发表署名秋风的文章。作者认为，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犯的最大锴误，就表现在它的名称上：把房屋当作转让的对象。因为这个错误，连带地犯了第二个错误：引入所谓“拆迁”概念。“拆迁”一词令人难以理解：拆迁人支付了数额不菲的拆迂朴偿，获得了被拆迁人的房屋．却立刻雇人把这些房屋拆了。显然，拆迁人想获得的东西不是房屋。而是房屋所占用之土地。     

从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对“公共利益”内涵的思考——以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为例

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是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前提条件,但公共利益概念的不明确成为政府和民众纠纷的一个根源,所以对公共利益内涵的界定成为了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核心问题。     

房屋拆迁中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之法律分析

近年来,房屋拆迁问题及我国现行房屋拆迁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缺位等现象。笔者就从法律的视角,分析拆迁过程中的政府与开发商、被拆迁人等各相关角色的权力、权利、利益关系,力图揭示出当前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职能错位现象的症结所在与法律上的困境,提出完善我国现行房屋拆迁中政府职能定位的建议与对策。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政府角色及职责

2011年1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代了备受诟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各地拆迁纠纷与矛盾并未销声匿迹,地方政府依然面临＂拆迁难＂的困境。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必须从相关规范公权力的法律文本角度重新解读城市拆迁中政府角色的规范定位,重新界定政府的应然职责。     

解读《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征收补偿条例》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删去了旧有条例中令人敏感的“拆迁”,代之以“征收”,“拆迁”二字彻底摒弃。该条例不仅是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简单修改,更是我国立法工作者和学者们对国家征收制度改革的一种有益尝试,同时也体现了立法理念和设计模式的嬗变。     

厦门市房屋拆迁单位管理办法探究

房屋拆迁单位在房屋征收和拆迁中充当主力军的角色,他们的工作成效直接关系到拆迁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影响着房屋征收和拆迁工作的进度。厦门市积极探索房屋拆迁单位管理新思路,建立了房屋拆迁单位资格认证和市场准入制度,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房屋拆迁实施单位,对房屋拆迁单位和拆迁从业人员进行动态管理,实行年检和年审制度,形成了一条＂市场准入→拆迁业务招投标竞争上岗→动态考核＂的管理路子。     

城镇房屋拆迁补偿与基准地价的协调研究

城镇房屋拆迁补偿与基准地价的协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被拆迁人的根本利益,一直是近年来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热点。一是党和国家对于城镇房屋拆迁补偿与基准地价工作的重视,二是房屋拆迁补偿的标准与基准地价存在较大问题。本文通过对城镇房屋拆迁补偿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结合佛山市禅城区的城镇房屋拆迁补偿案例,为进一步改进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和基准地价评定体系工作提供了参考建议,使其既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又符合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要求,从而达到国家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房屋拆迁中的老年人特殊权益保护

老年人作为一个独特而弱势的群体,在房屋拆迁的整个过程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基于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我国对老年人的房屋拆迁活动进行特殊保护。但现有的保障措施较少,仅限于拆迁安置阶段,在地方拆迁实践中实施效果也不佳,应当进一步完善。完善的着眼点在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强度和全方位的保障措施。     

我国现行城市房屋拆迁实体制度的缺陷及对策

我国现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存在着立法的滞后与不配套,拆迁行为法律定性混淆,公权力不当干预拆迁过程等缺陷。拆迁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目的．本文从立法、安置补偿、行政裁决和公共意见的表达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房屋拆迁中的权益保护与制度完善

《物权法》中虽然对房屋所有权的保护有相关强制性规定,但该规定在具体保护被拆迁人利益时,存在诸多问题,如：没有区分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未明确规定政府在商业性拆迁中的地位。因此,天价的房地产业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远离了民生,而幕后的鼓动者不仅仅是唯利是图的商人,还有别有用心的地方官员。我们应反思：一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究竟是什么;二是目前的官员考核制度存在哪些不足。对用人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进一步完善房屋拆迁中的相关制度,保护权益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