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美学史中的文学维度——以卡尔·达尔豪斯的研究个案为例

本文着重审视了德国学者卡尔·达尔豪斯经典著作《绝对音乐观念》中,如何将文学领域的美学理论和创作观念作为重要的维度,纳入到对浪漫主义音乐美学发展历史的观察和探究中,勾勒出19世纪音乐与文学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让音乐史与文学史彼此照亮,进而获得史学方法论上的启示。     

文学史:悖论还是规范——与杨春时同志商榷

本文不同意杨春时同志《文学史论》一文关于“文学史悖论”的观点。西方“文学史悖论”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就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提出的。哲学阐释学反对把文学文本的内在独立性与文学解释的历史性对立起来,坚持艺术本质是历史性的,因而成为变悖论为规范的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而杨春时同志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就文学在历史中的变化与文学的历史的问题提出“文学史悖论”的。他所谓文学的现实与审美双重层面是造成“文学史悖论”的根本原因的观点难以成立,因为审美并非超历史的。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文学史无悖论可言,所谓历时性与共时性、发展与超越、规律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原本就是文学历史的规范性范畴。     

论张炯的生平道路和学术成就

张炯是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学者、文学家,他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三个领域融合、创新,并以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密切结合,独树一帜。作为跨世纪并跨越新旧社会的文学家,他经历了历史性变革并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学术立场。新时期20年,他从文艺理论研究转向当代文学的评论,后又重返文学史研究的领域。他的学术视野宽阔,一直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注意从审美和历史的视角去研究文学。他不仅写了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还写了许多综合性的述评,积极充当作家与读者的桥梁,而且不断结合新的文艺实践,参与探索文艺在历史发展中的特征与规律,为当代文学史家提供重要的参照。在文学史的编写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努力吸取百年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把文学史研究奠定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     

文学史方法的历史与新方法的诞生

文学史研究在新时期的转型，肇始于新方法的诞生；转型之成败又与新方法之前景休戚与共。基于此认识，本文追述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历史，概括出历史学、文章学、社会学的三种传统方法；继而在中西文论逆向行进与错位式交流的文化背景下，揭橥方法论在其历史进程中的革故鼎新，展示中国文学史新方法诞生的历史必然与诱人前景。     

以理性点亮历史--黄修己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以理性点亮历史,奉行“论从史出”的治学理路和方法,注重实证,求实创新,是黄修己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和特征。从赵树理研究到文学史编纂,再进而转入学科史研究,显示了文学史家黄修己抓住机遇、迎难拓进的学术历程。他在这些领域所贡献的,不仅是学术创新的成果,而且是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的研究范型。     

再探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展开向度及其逻辑演进

青年卢卡奇以总体性思想为核心原则,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集中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从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三重向度展开总体性思想,其意蕴在于廓清作为方法论本质的总体性与物化意识、作为认识论原则的总体性与阶级意识、作为本体论表征的总体性与实践哲学的演进逻辑。总体性作为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本质,是被严格限定在历史范畴内的总体性,意在弥合历史主客体之间的同一趋势。以总体性为原则的认识论,其本质是关于历史领域的认知,蕴含着生成总体性的阶级意识的动力。卢卡奇以总体思维范式的转化重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形成了历史主客体统一的关系本体论。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作为其哲学认识论、方法论与本体论的高度统一,对其深入考察是呈现出卢卡奇青年时期较为完整的思想谱系的关键。     

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转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列汉诺夫是一个转折点。在他之前,人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部分;而在他之后,辩证唯物主义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则被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这一特殊领域里的应用。     

《中国古代文学史》绪论

中国古代文学,上下四千年,源远流长,浩如渊海。在这丰富的文学史料基础上来构建中国古代文学史,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表述中国古代文学的概貌和发展脉络,科学地阐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渊源和规律,力求反映出古代文学发展的本来面目。 中国古代文学史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但是,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受着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制约和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又和文化的其它领域如历史、哲学、宗教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文学史的撰述必须正确阐释文学发展中的内外关系。既要看到文学发展中文学和时代的经济、政治以及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等的密切关系,从而认识文学作为优秀民族文化传统重要部分的历史价值;同时,更要着眼于文学本身,不使文学变成政治与经济的简单图解,成为哲学和历史的失掉个性的附庸,而单明其自身发展的先后继承、消长得失以及独具情性和美感的文学特性,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史。     

陈平原小说史研究方法论

小说史乃至文学史的书写,从方法论上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者于＂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中各有侧重。新时期以来,陈平原在小说史研究方法论上的思考有其独到之处,即由原来的＂由外向内走＂到＂从里向外看＂,致力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沟通。这不仅可视为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转向,它更体现了陈平原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反思。因而,他在八十年代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既与王晓明、陈思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遥相呼应,又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他对新时期学人地位与角色的重新定位与独特思考。     

整理国故评价史的回顾与反思

整理国故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学术的建立与现代精神的建构均有重要价值,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叙述中却受到不应有的冷落甚至贬抑,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渐次得到贴近历史的重新评价。反思整理国故的历史评价,至少有三点教训值得认真汲取:政治决定论、二元对立论、片面方法论。文学史现象的评价应该从历史出发,充分注意历史的复杂性与文学的独特性,在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立论。     

主持人语

<正>"民国历史文化"视角是当前文学研究学术创新与突破的主要方向,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史建构模式,其用意不在一味颠覆既有的文学史结论和价值判断,而着眼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体来说,"民国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社会历史情态下的文艺现象本身,而非等级化、秩序化和     

主体性话语权对新文学史建构的影响——以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例

通常来说,文学史的叙述在撰写者所处的社会语境与撰写者本身所具有的主体性观念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具有个性化特征的话语范式。主体性话语权作为撰写者意识或潜意识层的写作倾向,对一部新文学史建构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这就导致被建构的文学史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模糊其当下历史的真实情势,按照自身的价值取向撰写出具有"侧重还原"笔锋的历史片段,产生与真实历史具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化阅读效果。本文以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例,从其作为文学家、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三个身份的思维特征和审美取向等方向出发,初步探究其主体性话语权与撰写《纲要》之间所产生多样式联系。     

唐宋词史研究的新视角——木斋“应体”论的学术启示

有学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无疑是深刻的。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方法论的变革。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和关于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发生史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发人深省的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见解。"(参见傅璇琮先生《历史的化石·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版)长江学者张法教授亦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木斋先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建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命题,值得学术界深思。由此本刊又特别邀请张法教授、欧明俊教授等学者针对汉魏五言诗和词体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六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方法论话题,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也欢迎学界同仁展开讨论。     

意识形态与社会想象:乌托邦文学——理想社会的整体构想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社会想象的两个重要维度。意识形态是政治、哲学、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也是当今学术界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乌托邦则是西方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尤其在西方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形成了一条少有间断的传统。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关系的理论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乌托邦文学的社会文化内涵。     

恩格斯的“最高标准”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

恩格斯在评价卡尔。格律恩和斐迪南。拉萨尔著作的文章里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和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即“美学”和“历史”观点的辩证统一。依据“最高标准”,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既要关注文艺作品本身,以美学价值（内部因素）为评价尺度;又要考虑文学作品的具体时代,以历史价值（外部因素）为评价标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核心内容是现代作家作品分析、文学史叙事以及现代文学史学史批评。作为文艺批评的重要理论之一,恩格斯的“最高标准”无疑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具有指导和方法论意义。     

略谈木斋对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推动

有学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无疑是深刻的。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方法论的变革。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和关于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发生史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发人深省的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见解。"(参见傅璇琮先生《历史的化石·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版)长江学者张法教授亦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木斋先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建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命题,值得学术界深思。由此本刊又特别邀请张法教授、欧明俊教授等学者针对汉魏五言诗和词体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六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方法论话题,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也欢迎学界同仁展开讨论。     

百年《古诗十九首》研究史的第一次大收获

有学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无疑是深刻的。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方法论的变革。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和关于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发生史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发人深省的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见解。"(参见傅璇琮先生《历史的化石·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版)长江学者张法教授亦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木斋先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建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命题,值得学术界深思。由此本刊又特别邀请张法教授、欧明俊教授等学者针对汉魏五言诗和词体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六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方法论话题,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也欢迎学界同仁展开讨论。     

略论文学史的写法——以木斋《宋词体演变史》为视角的探讨

有学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无疑是深刻的。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方法论的变革。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和关于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发生史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发人深省的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见解。"(参见傅璇琮先生《历史的化石·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版)长江学者张法教授亦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木斋先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建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命题,值得学术界深思。由此本刊又特别邀请张法教授、欧明俊教授等学者针对汉魏五言诗和词体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六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方法论话题,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也欢迎学界同仁展开讨论。     

唐宋词史研究的方法论省思

有学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无疑是深刻的。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方法论的变革。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和关于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发生史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发人深省的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见解。"(参见傅璇琮先生《历史的化石·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版)长江学者张法教授亦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木斋先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建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命题,值得学术界深思。由此本刊又特别邀请张法教授、欧明俊教授等学者针对汉魏五言诗和词体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六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方法论话题,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也欢迎学界同仁展开讨论。     

浅析卢卡奇“总体性”思想提出的意义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不仅把历史的趋势和过程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社会历史领域体现了整体主体与整体客体的相互作用与统一,在社会实践中体现为具体的总体。"总体性"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特点,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了方法论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