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夫妻人身关系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夫妻人身关系出现了许多问题。文章在分析其产生及其危害性以及目前我国有关夫妻人身关系立法和执法机制不健全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夫妻人身关系法律调控机制必须从立法和执法方面采取措施，并对完善我国夫妻人身关系的立法和执法措施提出了基本构想。     

基于组织优势视角的新徽商发展

近年来,安徽省政府提出重振徽商的口号。本文结合新徽商发展问题的现实情况和理论研究现状,在尝试给出新徽商地域概念的明确界定,分析徽商现代商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比借鉴明清徽商商帮发展和现代温州商会建设的经验,论述发挥现代商帮的组织优势,及发展作为中间性组织的徽商现代民间商会对重振徽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给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是目前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特殊阶层,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文章以法律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原因,并提出了对立法、执法,以及司法机制进行修改和完善的若干建议.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夫妻人身关系出现的突出问题及法律对策

分析了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夫妻人身关系出现了婚外性关系日益蔓廷、夫妻暴力较为严重、生育纠纷问题时有发生等突出问题，在分析其产生原因及其危害性以及目前我国有关夫妻人身关系立法及执法机制不健全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夫妻人身关系法律调控机制必须从立法和执法方面采取措施，并对完善我国夫妻人身关系的立法和执法措施提出了基本构想。     

对自发型行业协会内部治理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的思考——以温州商会为例

文章先从企业与商会的关系出发,分析了温州商会迅速崛起的原因,认为是其能为会员提供俱乐部产品,减少交易费用,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接着从温州商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着手,利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详细分析了商会会员在内部治理中"搭便车"的现象及其原因,最后提出了利用激励惩罚、界定产权、缩小成员规模、服务付费等方法来成功解决内部监管中道德风险的问题,以实现组织的有效管理并激发商会的活力。     

弱势群体的界分与法律保障

高度关注社会转型时期日渐凸现的弱势群体并构建保障机制,是当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识.本文将客观存在的弱势群体界分为贫困农民、贫困老人、失业与转岗的城市贫困者、残疾人等8个层面,继而提出了完善立法、构建新法和加强新法的若干设想,力求引起社会各界的共鸣,给予弱势群体更切实的法律保障和人文关怀.     

弱势群体的界分与法律保障

高度关注社会转型时期日渐凸现的弱势群体井构建保障机制，是当代明社会的重要标识。本将客观存在的弱势群体界分为贫困农民、贫困老人、失业与转岗的城市贫困、残疾人等8个层面，继而提出了完善立法、构建新法和加强新法的若干设想，力求引起社会各界的共鸣，给予弱势群体更切实的法律保障和人关怀。     

河南商会建设与组织化问题探析

商会作为重要的社会自组织,它的组织化发展是促进商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实现社会管理组织化的必然要求。河南省商会组织在组织化发展中存在组织权利界限不明、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组织管理控制不得力、整体组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河南加快商会组织化发展,必须进一步明确商会组织的组织权限;完善商会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商会组织的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提高商会组织的整体组织化程度。     

农民工权益保障所面临的法律制度问题和对策

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特殊阶层。由于没有城市居民身份,他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外,合法利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文章从法律的视角,分析了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缺失的现状,并提出了构建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体系的若干建议。     

我国商会立法模式之选择

商会是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会员企业发展规模经济、代表并维护会员企业权益的好帮手,又是承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发挥着沟通、协调宏观与微观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现已建成以全国工商联、贸促会、企业联合会、商业联合会等大型全国性商会,多家地方商会、多种行业协会并存的商会体系,而且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壮大队伍,拓展活动领域。但随着我国商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也凸显出了不少问题。到目前为止,虽然有一些有关商会的政策性文件和地方法规,却始终没有出台一部商会基本法来规范商会组织,解决出现的问题。笔者试图通过比较研究外国商会法律制度,探讨适合于我国商会发展的法律制度。     

山西商会与地方社会

商会是在清末出现的最为普及、影响也最大的新式商人组织。20世纪的最初10年间,全国掀起了创设商会的高潮。明清以来山西商业虽然发达,但在商会的创设过程中却表现得相对迟滞,这与山西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注定了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虽然山西商会也可称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民间社团组织,但由于其与传统势力的联系紧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相对有限,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依赖和受制的关系,而较少自主性,这与沿海大埠的商会组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改组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并没有组织基础。为完成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国民政府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的影响和作用,保定商会也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满7家以上同业商户组织同业公会,在同业公会的基础上,组织商会,因而,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国民政府通过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自主性和独立性。     

20世纪3O年代汉口商会特点论析

20世纪30年代初,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新商会法的精神,汉口商会进行了改组.虽然,新商会仍然以发展工商业为要旨,但是在构成基础、地缘关系与业缘关系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对清末商部创设之绩效的整体观照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机构改革方面,在中央设立了商部来专门管理工商业经济事务。商部的创设是中国传统政治管理体制向近代迈进的一步,它的创设对启动中国近代工业化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但由于制度安排的缺陷和局限性,也深深的影响了商部社会绩效的发挥。     

论商会的法律性质

商会在WTO规则环境下为处理国际贸易纠纷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方便面协会通过集体协议同时涨价的行为,也暴露出我国商会法律制度存在立法上的滞后与欠缺。文章批判了目前学界认为商会为经济法主体、行政法主体或社会法主体的观点,指出商会应为民法中的私法人。承认商会等社会组织为私法人,充分发挥私法人的社会功能,分化政府权力,厘清政府权力边界,有利于形成多中心的社会权力格局,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     

官商互动中的多元图景呈现--清末商会成立形式再探

清末商会之所以能成立,与商部政策倾斜和大力推行有关,但在各地商会的实际成立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形态也各有差异。基于一些现实困难,以及背后种种潜在因素的考量,商人在这个过程中常持被动态度。官商之间的这种不同考虑,也预示着商会成立必然不会以一种划一的形式完成。     

整合商会、行业协会，促进襄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许多地区非公有制企业由各地商会管理,襄阳市也是如此。而商会、行业协会并存,没有起到鼓励、支持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作用,这就要求襄阳市政府必须整合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组建与工商联相独立的商会,赋予其必要的服务和管理职能,促进襄阳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     

论晋商在近代保定的地位

近代史上在保定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晋商是保定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些旅保晋商在保定工商业格局中的雄厚地位可以通过保定商会档案中显示出来的保定商会领导群体的籍贯构成和各同业公会代表构成来窥见一斑.在一段时间内晋商几乎掌控了保定商业核心——金融业和粮油业,这彰显了旅保晋商在保定的强大实力.保定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事构成可以看做是旅保晋商优势的全面外化——即表征于在保定的地位.同时旅保晋商在保定的活跃也使其在保定拥有了较多的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发言权     

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

近20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本文在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建构的相关层面上,深入探讨了商会史研究在研究视角、历史解释、理论思维、范式突破诸方面对新史学建构的学术意义。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面向21世纪的新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乃是以新社会史为标志的“总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