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教学在小学课程中的运用

<正>"趣味教育"的概念是梁启超第一个在中国提出的。在梁启超的《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中,有这样的话:"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两个答案表明了梁启超的人生信仰与人生观,那就是"趣味"。由此可见,对梁启超思想的了解与把握,"趣味"是关键。你的课有趣有味道,孩子们就愿意听,喜欢听。我想,在小学课程中,该如何做     

谈梁启超的趣味教育

梁启超在其趣味主义人生观的影响下,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有着独特的见解,提出了趣味教育。梁启超是从对教育的观念、目的、内容、方法等几个方面的认识来阐述教育有什么趣味,如何使教育有趣味的。趣味教育思想使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它对教育尤其是教育理论有一定启示意义。     

情感与人生——梁启超美育思想新论

粱启超后期反对功利主义与科学主义人生观,倡导趣味(审美)人生观,在他那里情感是具有本体意味的,艺术则是可以使人情感"向上提絮,向内体验"的表现,而美育则是关乎人的情感趣味的本原性的教育,梁启超后期的美学思想明显具有用审美现代性来抗拒启蒙现代性的特征.     

梁启超“趣味说”的心理阐释

梁启超＂趣味说＂是中国古代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借助皮亚杰的发生认知论原理,可将＂趣味说＂的体验过程分解为趣的生成过程、味象过程和提升鉴赏力过程,这有助于更科学、更系统地理解梁启超的＂趣味说＂。     

论梁启超“为而不有”的教育思想

“为而不有”不仅是梁启超的人生观，也是其核心的教育思想之一。“为”以“情感”与“趣味”为动力，具有自然、适性之特点，同时又廓然大公、自由无碍，因而能超越困扰众人的疑惑、忧惧，深广持久，永不厌倦。“为而不有”思想、“情感”“趣味”观与儒家心学、西方唯意志论以及柏格森为代表之生命哲学的启发和滋养均有极大关系，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关注点由所有之目的，转为获得圆满人生的方式；二是动能由外在规范的约束力转变为内在、自发之动力；三是执着于理性转变为注重生命之体验。教育家需要倾注情感，具有趣味性，而艺术是诱发情感与趣味的法宝。     

"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梁启超后期人生观初探

梁启超晚年在对青年学生所作的多次讲演中,发挥了一种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的人生观,阐发了其综合中西文化精华的人生思想,展现了其责任心和趣味相结合的知行合一的杰出人格,而且也为当时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确立合理的人生观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从家书看梁启超的儒家伦理思想

梁启超一生著述甚丰,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思想也比较多元.从家书切入,探析儒家传统思想,尤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观和以“孝悌”为本的伦理观在其身上的体现,以及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应用,有助于全面了解梁启超的儒家伦理思想.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述评

梁启超是我国教育史上系统论述“趣味教育”第一人,其《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是首篇专门谈论趣味或兴趣教育的论著。他从趣味主义信仰出发,拿趣味做手段,更把趣味当目的,认为趣味培养可从启发式教学、教学科目设置、明确学习目的入手,教育职业是最有趣味的职业等观点,在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尤其是兴趣教育思想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梁启超“趣味主义”的美学解读

梁启超的“趣味主义”试图通过“无为而无不为”、“为而不有”的“不有之为”达成的生活艺术化,它以情感本能为基础、以社会责任为前提、以艺术审美为途径、以精神自由为目标,是生命自由的美学表达。     

梁启超的育子之道

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对儿女充满着深沉而强烈的父爱。在他的晚年，他先后有5个孩子在海外读书工作，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足见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梁启超对孩子们不仅充满强烈的感情，而且充满深沉的理智。作为一个近代教育大家，他在对孩子们的培养教育上下了极大的功夫。他特别强调趣味教育，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     

知命与努力：作为“新民”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晚清民初当之无愧的国民导师.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梁启超本着“人才经济”的原则,选择了一条开民智、兴民权的新民救国之路.面对晚清以来思想文化领域日渐凸显的中西、新旧分立格局,作为过渡时代的士人—知识分子,梁氏力主“因时变通”,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提出了主张各异甚至彼此对立的教育言说.梁氏的这一教育实践风格,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一种“自我断裂式”的人格形象,然而,透过对梁氏晚年就人生问题的诸多言说之分析,其变动不居的教育人生,实为其基于自我与环境的反复考量,在知命与努力的张力中呈现出烂漫多姿的“新民肖像”.     

梁漱溟的生命观

梁漱溟以“生命”“自然”为根本观念,生命观是梁漱溟思想的核心。梁早年笃信佛学认为欲望是人生的一切,由于有限的人生不可能满足无限的欲望,所以人生基本是苦的。受其父亲和当时西化浪潮的影响,他又从佛入儒并认识到,苦与乐与欲望无关,而全视乎生命的活泼流畅。生命是动的是活的相续,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人能创造是因为人有“心思”,但“心思”仅作用于外在世界,对人的内在生命不起作用。梁的生命观受柏格森的影响甚大,但将生命归结为意欲却有失偏颇,而意欲与理智也很难分开;强调人生应向内追求固然不错,但任何生命意义的设置和实现都不可能离开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自然,且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     

从“精神不死”到“社会的不朽”——梁启超、胡适两代知识分子的生死观之比较

梁启超对生死问题的严肃思考始于戊戌后流亡日本时感受到的尚武风气。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的剖析,杨度、梁启超提出"精神不死"说,认为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于对于"大我"生命永恒性的贡献,以此作为"新民"文化之一种。五四知识分子的"社会的不朽"、"不死"说对于将来和社会的观念作了同样的阐释。但五四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晚清一代人"至诚无我"的大我观,他们对自然主义的信仰也与梁启超的人文宗教信仰不同。     

正视自由主义作家的人生理想——读梁实秋《雅舍轶文》随感

评价一个作家,政治思想和文学观念固然重要,“人生理想”的引入也不应小视。所谓人生理想,大致包括人生态度、人生感情、人生体验、人生信仰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体现,即是对待人民的立场。这些当然与政治思想和文学观念息息相关,但也有一定的独立性。梁实秋的“人生理想”既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支撑,又有传统文化思想的渊源,《雅舍轶文》留下他对市民公共利益的关注和对社会上公平与否的特殊敏感。从“人生理想”入手解读梁实秋,便会自然产生中国自由主义作家本来就应是进步文学阵营一部分的结论。     

再论梁漱溟的人生哲学

梁漱溟的人生哲学,一方面体现着注重人生修养、追求理想境界的传统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彰显着勇于担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试图以一种价值重建的实践精神来挽救深刻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正因为这样。终极关怀下的苦乐人生观,追求完美境界的理想人生观,自强不息勇于担当的实践人生观构成他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涵。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从某种意义上依然面对着梁漱溟的难题．即在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今天如何避免人文精神的衰落。因此,挖掘梁漱溟人生哲学思想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是我们今天时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乐生旷达 优雅风趣——梁实秋散文论

梁实秋散文擅长于以旷达幽默的态度对日常事物、世相人情、人生境遇进行审美把握,从而在日常生活的顾眷中建立起超越世俗功利的人生境界,从中展示出作家乐生旷达、优雅风趣的自在情怀。     

杜甫对诸葛亮形象的完美化及原因

杜甫诗歌通过渲染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情,认为他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将他的失败归为天命塑造了智圣诸葛形象;通过描写诸葛亮和后主刘禅的关系,提炼了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和忠贞的品质,塑造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形象;通过描写诸葛亮志在恢复汉室,与天命抗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和在上天面前他注定失败这一不可调和矛盾,刻画了悲剧英雄的诸葛形象;采用比拟手法,以物喻人,塑造了神明般的诸葛形象。杜甫塑造出如此完美的诸葛亮形象,基于他晚年生活在成都、夔州两地,有机会探访相关诸葛亮遗迹,感受蜀人对诸葛亮热爱;诸葛亮北伐大业未成的功业"残缺美"又激起功业上同样不得意的杜甫强烈共鸣;杜甫不自主将诸葛亮作为自己形象代言人也需要将诸葛亮提升到一个高度。杜诗中的诸葛亮形象也定型化了诸葛亮形象后来的发展。     

梁启超的日本观

梁启超的思想与人生观主要由三种因素构成：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思想以及来自日本的影响。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以明治维新为样板，提出了一整套的变法理论。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通过阅读日文书籍，系统地吸收了西方的近代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启蒙思想体系。但随着对日本的观察、了解日益深入，他发现明治宪政存在着种种弊端，逐渐倾向于英国式的虚君制。进入民国期以后，梁启超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感到失望，批评日本的近代化是“路走歪了”。     

大诗歌理念在“大诗”写作中的艺术显现——以梁平诗集《巴与蜀:两个二重奏》、《三十年河东》为例

诗人梁平近年以《重庆书》、《巴与蜀:两个二重奏》、《三十年河东》等诗集为创作契机,转向"丰富"与"错杂"的历史文化抒写,地域性强,风格遒劲,节制凝练中透出机智与隽永,体现出一定的历史观与思力。自《重庆书》起,梁平诗寻求"大诗歌"理念在历史题材和日常生活叙事间的多重张力,以有意味的结构、语言开拓诗歌境界为"中年变法"的显例;如说《重庆书》是巴渝文化、历史沉淀及城市血性的彰显的话,那么《三星堆之门》则体现其追寻失落历史、反思文化困境、突破史书记载的限阈,展开想象与遐想的翅膀;《三十年河东》以宏大气魄,将历史嬗变和个人体验入诗,有"散文化"和"报章材料入诗"痕迹,体现了"大诗歌"理念的创作风尚。     

梁漱溟如何面对自己人生的挫折

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受到了来自执政党方面的严厉批评和大规模的社会批判。对此,梁漱溟以自省力、独立性、平淡心、使命感坦然面对。以自省力去除抵触之心、委屈之情;有独立性方能于风浪中不动摇、不失自我;持平淡心方能随遇而安、顺其自然;怀使命感方能超越“小我”而通达“大我”之境。据此,梁漱溟在挫折面前实现了人生境界的升华,也给我们展示了“最后的儒家”所具有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