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律师辩护权保障刍议

充分保障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是完善诉讼结构的需要,也是更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项权利的需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保障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为侦查模式控辩双方不平等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律师会见权尚未得到彻底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没有进步。由此,需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辩护律师的主体地位、完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以确保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完整实现。     

浅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与职能

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且在行使辩护权时遇到重重困难。解决侦查阶段辩护难问题,要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并在立法上使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更多的权利。     

侦查中的辩护：缺失与建构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依法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刑事制度的确立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乐观，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存在被追诉人辩护权缺失的现实；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被追诉人辩护权大有可为。但要注意三大现实问题。     

论刑事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权

刑事侦查阶段的律师应处于辩护人的地位，享有辩护权。当前，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还与辩护权相差甚远，这种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于国家权力本位观念的存在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缺失。有必要从法律制度、观念形态和社会体制等方面加以完善，以保障刑事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权。     

论讯问中律师在场权制度

2005年3月以来,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河南、甘肃三地公安机关合作,正式启动“三项侦查讯问试验项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时,可以要求律师在场,或者对讯问全程进行录音、录像。这也宣告律师在场权的试验性启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律师正式行使刑事辩护权的时间仍是从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并不享有辩护权,当然也就不包括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笔者本文将论述讯问中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建。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浅议

刑事案件中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不一致。本文从控辩平等原则出发，认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作用。笔者建议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     

辩护与帮助之辨——侦查阶段中律师的地位与职能问题探讨

辩护的本来意义,是被告方的一种通过防御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庭活动,辩护实际上包含民事辩护、刑事辩护乃至行政辩护,在我国,辩护专指刑事辩护.辩护律师的存在有三种意义: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和切实兑现;从程序上制衡国家追诉权;维护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在我国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只有律师没有辩护律师,律师在侦查阶段并没有辩护人的地位,这是学界一致诟病的地方.必须通过以下制度的确立来保障辩护权能够得到切实实施: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时,辩护律师有在场权和签字确认权;辩护律师应当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会见权;辩护律师应当拥有调查取证的权利.     

论我国强制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当前我国的强制辩护制度呈现出与应然状态的脱节与分离,在制度设计和运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应针对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扩大强制辩护制度的适用范围,将其扩展至侦查阶段,明确有关制裁性法律规定,强化律师辩护权。     

以卷宗为基础的高批捕率——由批准逮捕看我国的侦察监督方式

审批逮捕有谨慎逮捕和对侦查进行监督两方面的作用。我国批准逮捕率较高,原因在于采用卷宗式的审批逮捕制度。由于侦查中心主义和科层式的管理模式,检方对侦查卷宗极度依赖,而卷宗制作具有单方性和秘密性,因此侦查监督的有效性就受到怀疑。应当从强调部分案件的直接言词原则与保障律师的辩护权等角度,削弱侦查阶段的单方性和秘密性,从而合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浅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刑事诉讼。并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但规定过粗，难以操作。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并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进行了种种限制，难以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作用。     

对侦查阶段律师单独会见权之思考

我国自96年刑诉法确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提供帮助以来,到12年刑诉法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提供辩护,律师会见权也经历了从严格受限到相对自由的过程,本文仅从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之价值基础、我国律师会见权之现状及对律师单独会见权之限制三个方面来对侦查阶段律师的单独会见权进行简要探讨,旨在追诉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为侦查阶段律师单独会见权的完善提供些许借鉴与思路。     

解析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的侦查阶段辩护制度

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让律师享有了介入侦查的权利,但没有明确律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此次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和地位,增加了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规定,健全了侦查阶段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完善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     

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思考

本文首先对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设置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然后详细探讨了我国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现状与不足,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几点完善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律师刑事辩护权的实施与思考

新刑诉法获得通过并实施后,有关律师刑事辩护权的内容得到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一些困扰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是,此次修改仍然存在突破有限而留有遗憾。文章结合律师刑事辩护权实施现状,在分析了辩护权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及扩大律师刑事辩护权,强化辩护律师人权保护的建议。     

中美两国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之比较分析

侦查程序中律师作用的良好发挥对于案件的侦查活动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都具有积极意义。美国律师制度完善,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广泛而具体的权利。相比之下,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及其行使却存在许多问题。这既有法治理念上的欠缺,也有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简论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制度之完善

律师在侦查阶段即可介入刑事诉讼是我国诉讼文明的一大进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案实施几年来逐渐暴露出法律和实际工作中的诸多问题。完善以律师为主的辩护制度，首先要着手确定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还要克服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难、调查取证难以及执业风险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及时解决已成为律师能否在侦查阶段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新探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当事人最基本的程序性权利之一。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没有法律保障,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难以实现。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制度,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申请辩护人身份的权利,完善立案侦查阶段检察机关（或法院）监督制度,以保障确立以律师独立调查取证和申请侦查机关取证并行、律师有权申请检察机关或法院以保障其调查取证权得以实现的基本程序制度,赋予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完全的会见权和通信自由,以及一定范围的在场权。赋予律师享有程序性调查取证的权利。     

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及实现途径

"以审判为中心"这一概念是限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无罪判决率一直很低,与一直贯彻的"侦查中心主义"密切相关,在此情况下,将"诉讼阶段论"向"审判中心论"改进,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法院恢复"起诉状一本主义",保护律师的独立辩护权以及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等。     

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允许律师介入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却并未对律师在此阶段的诉讼地位予以明确规定。而律师的辩护职能不能发挥,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借鉴国外之立法,应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诉讼地位,使侦查机关的追诉活动走上合法、科学、文明之路。     

再论我国律师辩护权的扩充和保护

律师是人权保障的实践者,但实践证明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权利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以致律师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其辩护权利得不到充分发挥.本文就我国律师行使辩护权的现状、如何扩充辩护权及律师辩护权行使的司法保障等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