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审批机制浅析

技术侦查行为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和侵犯性,世界各国法律都规定适用技术侦查手段必须经过有权部门授权或者批准,确立司法审查原则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我国的技术侦查在实施过程中仍然是自我授权和自我执行的封闭状态,为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将技术侦查完全纳入法治化轨道,必须全力对技术侦查的审批主体和程序进行规制。     

论职务犯罪跨国联合侦查机制的构建

跨国联合侦查是应对职务犯罪国际化的有效措施.由于侦查行为的跨国性、涉及法律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利益的相关性等原因,联合侦查机制的建立主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侦查联络官、外交、协议等途径,侦查的启动应当符合"双重犯罪"、"双重管辖"的条件,侦查的实施需要履行联合侦查请求的提出、请求的审查、协议的商定与协议的落实等程序.     

侦查阶段程序分流机制的构建

程序正当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是诉讼成本的提高。作为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的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程序分流作为提高诉讼效率的卓有成效的机制已经引起现代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国内学者论及程序分流仅指在起诉阶段通过不起诉决定和在审判阶段通过适用简易程序而进行的程序分流。对侦查阶段的程序分流则鲜有提及。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在侦查阶段构建程序分流的具体方案,并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论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尽管侦查讯问制度考虑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投向讯问过程的公正性与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的保障，但是，侦查讯问制度的建构却并没有完全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可能产生的巨大使利。虽然人们已经从过去司法实践中认识到了刑讯逼供、诱供的不科学及其带来的严重危害，但是经历了几千年不断翻新手法而后被禁止的刑讯逼供、诱供模式，仍不断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出现并影响着正常的讯问活动。要彻底根除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等不科学的讯问方法，除了法律上努力之外，还需要有更科学的制度来满足讯问实践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对侦查讯问的功能分析，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     

反贪侦查模式在大数据时代的演变

在大数据时代,当前我国反贪侦查模式具备演变必要性和必然性。其演变必要性包括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海量化、难甄别性、难整合性,分别同目前我国反贪侦查模式的运作理念、运作结构、具体运行存有差异;演变必然性包括大数据时代进一步促成了反贪侦查决策的有机一体化,凸显了反贪侦查措施的技术化,加速了反贪侦查程序的法制化。通过对运作理念、运作结构、具体运行三方面路径依托进行调整,它便能完成演变,充分发挥出遏制犯罪功能。     

侦查讯问阶段律师在场制度构建研究

讯问作为侦查机关获取犯罪证据的重要手段,是构建证据链条、破获案件的关键环节,可同时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的敏感地带,实务中出现诸多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也揭示加强对审讯环节的监督和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的必要性。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律师在场制度在我国已具备现实可行的条件和契机。为有效遏止程序违法现象,就需要在敏感而关键的侦查讯问阶段,通过律师的有效参与解决侦查讯问环节权力配置过度失衡的问题。文章从适用范围、机制安排、程序设计以及保障机制四方面,对于侦查讯问阶段的律师在场制度进行了详细论述,以期更好保证程序正义以及人权保障等立法目的得到有效实现。     

未成年人特别侦查程序构建的初步设想

我国现有的刑事程序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多与审判程序相关,涉及侦查程序极少.由于侦查程序是诉讼的基础程序,关系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有必要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设立特别的侦查机构和侦查人员、建立合适成年人参加侦讯、律师法律援助前移、强制措施谨慎使用等系列权利保护性制度及法律监督措施,构建未戍年特别侦查程序制度,以实现社会安全和未成年人权益的双重保护目的.     

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的完善

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单一、强制力不足,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侦查职务犯罪侦查的实践需求,不适应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新要求,制约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职能作用的发挥。建议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措施和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权,增设限制出境、强制证人作证、特情侦查措施,完善受案环节的监控职能和财产转移监控等途径,提高侦查效率,提升侦破职务犯罪案件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中日侦查模式比较--兼论对我国侦查模式的完善

刑事诉讼侦查模式在学界倍受关注,与日本相比,我国侦查模式在侦查权的分配、侦查行为的实施方式、司法对侦查的控制、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的地位及律师的参与方面存在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就是我国刑事侦查模式存在的主要弊端的体现,因此,借鉴他国的合理制度,重新设置我国的侦查模式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     

构建便衣侦查警务合作机制的设想

本文从便衣侦查警务合作机制进行探讨,提出构建情报信息资源共享、跨区流窜犯罪互查、优势警务资源共用的便衣侦查警务合作机制的设想,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警务资源共享,既能有效、便利、快捷地传递信息,又能实现分工合作、高效协调、优势互补、互援共助,最大限度地消除地区间、警种间、部门间的壁垒,破除地方保护主义。     

试论我国侦查模式的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的刑事诉讼进程总体说来属于一种线性结构．侦查阶段作为这一结构的起始和独立阶段，在聱个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侦查程序中的证据收集状况往往决定了最后庭审的质量与结果．然而，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两方组合式样以及侦查机关在其中所处的绝对优势地位也使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在侦查阶段容易受到侵犯．笔者欲借写作本文的机会，拟在分析我国侦查模式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对此的完善构想以期侦查程序能在查明案件事实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两者之间实现平衡．     

强化法律监督视野下职务犯罪侦查的程序控制

检察机关要强化法律监督，必然要发挥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但职务犯罪侦查中存在不少问题制约着其职能的发挥。为达到预期效果，必须对侦查程序进行程序构建和控制。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权利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大大加强了诉讼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成为我国辩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但由于立法和操作上的原因，该制度却处于一种虚置的状态，律师的地位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诸多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论侦查程序中公众知情权的价值与冲突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公众知情权已经融入到刑事诉讼的进程中来。它不仅在宪法中占据突出地位,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拥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但是在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通过案例引出公众知情权在侦查程序中的缺失与不足,对公众知情权在侦查程序中的价值进行论证,进而对其存在的价值冲突进行分析,以完善公众知情权在侦查程序中的价值适用。     

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构建

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生命。证据的收集工作是否扎实有效,对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有重要影响。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作为一项创新的机制,在围绕庭审公诉指导侦查机关收集、固定证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高等学校处分学生的法律程序机制构建研究

高等院校在处分学生时,具有主导性和单方性的特征,很难保证被处分学生的陈述、申辩权。告知、听证、送达作为学生的程序性权利,理应在高校处分学生过程中建立,从而保证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中国古代防腐和反贪的制度构建（-）

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防腐和反贪制度建设,从先秦时期就开始这种制度构建.秦汉以后,防腐和反贪制度的构建日渐系统和完善,其中包括：中央监察制度、地方监察制度、谏官制度、考试与选官制度、官规与考课制度、官吏互纠制度、回避制度等,这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发展,对官员道德修养的提升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仅就中央及地方的综合监察制度作简要论述.     

中国古代防腐和反贪的制度构建（三）

历代王朝统治者在防腐和反贪制度建设中,除重视中央和地方监察制度建设外,也十分重视包括谏官制度、考试与选官制度、官规与考课制度、官吏互纠制度、回避制度等在内的各有关专门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对历代的政治清明、道德体系建设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防腐和反贪的制度构建（二）

历代王朝统治者在防腐和反贪制度建设中,除重视中央和地方监察制度建设外,也十分重视包括谏官制度、考试与选官制度、官规与考课制度、官吏互纠制度、回避制度等在内的各有关专门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对历代的政治清明、道德体系建设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侦查行为伦理评价标准及其体系的构建

侦查行为的伦理评价可以使侦查人员正确定位,塑造其献身精神和人权保障意识,使整个社会受到良好的激励和感染。侦查行为外部伦理评价标准包含尊严、勇敢、忠诚、正直、善良、良心、公正。构建我国侦查行为伦理评价体系:借鉴儒家道德的精义,确立具有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伦理价值综合评价体系,正确处理法律评价与伦理评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