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辩护——读《诗学》有感

有着师生关系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他们在文艺思想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部分思想,同时在其文艺思想方面作了很大的修正．对柏拉图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本文正是基于此点,探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表现出的文艺观点。特别是对诗所作的辩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控诉了诗人的两大罪状：诗不表现真理;诗有伤风败俗的影响。他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还说如果有人能帮诗人和诗作辩护,诗人仍可回到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对诗进行辩护的．针对柏拉图对文艺的两点看法进行批判,从而对诗作辩护。     

论柏拉图的两种诗歌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宣告要将摹仿诗人永远逐出城邦,与此同时,柏拉图推崇另一种非摹仿性的诗歌,其目的在于以一种在教育上有效的方式表达出他的信念与标准——这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诗歌——究竟该怎样看待其复杂重叠的相互关系?本论文论述并比较了历来的诸多学者的观点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柏拉图贬抑那作为摹仿的诗歌而向往一种理想城邦所需之诗的典型,后者属于柏氏哲学王国的一部分——如此方才产生出柏拉图的两种诗歌”:1.对摹仿诗人的批判只有在以哲学语言构造一新城邦的整个过程为背景时才能被理解;2.对一个现实城邦中的诗歌表示不满之际,柏拉图用语言构建了代理想之中的哲学城邦与诗,其只有在哲学中才具有可能性与可行性。     

理想国与“地下文学”——广文学的可能性空间

柏拉图要将诗人赶出“理想国”,源于他的如下观念：诗人的创作意味着摹仿、虚构和撒谎,从而违背真理。但通过对柏拉图本人作品的细读,我们发现,诗的这些“罪状”同样存在于哲学话语中,它们是内在于语言的修辞行为。柏拉图认为诗因其提供快感而败坏道德,是个更值得重视的批评,与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不同,“地下文学”以其不可化约的自由精神和抵抗精神找到了安身立命的道德根基。     

浅析柏拉图眼中的诗人

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但是这位伟大的哲人对于当时被众人追捧的诗歌却持着一种非认可的态度,并且还在他的著述《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哲学与诗歌之间一直存在古老的论战"的观点。本文将通过柏拉图的视角,浅析柏拉图对诗人的看法,所涉及的角度有:柏拉图的模仿说,诗的技艺,诗人们对荷马的追随,以及神和宗教对诗歌的影响等。     

柏拉图美学思想采华

古希腊——具有世界意义的欧洲文化母体,不仅生育了魅力至今的希腊神话,而且滋养了理性的思想树,古希腊美学就是这思想树上结出的金苹果。在这累累的果实中,柏拉图美学思想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对此,人们曾经过多地从政治上、哲学上、社会历史学上给予过深刻雄辩的批判,而我愿在此品尝其芬芳与甘甜。一、诗人气质的哲学家柏拉图是“一个敏捷机智的作家;常显出作诗的天才和悲剧家的抱负;在音乐、数学和文学方面深有造指和训练有素。”他在文学样式中创造了一种“滑稽表演”(mime),他的文学作品——对话体演说,充满着“苏格拉底式的幽默”。他喜爱荷马与赫西俄德,就象对自己的情况一样充满了热情、爱恋与崇拜。在柏拉图的人格组成中,有一位诗人柏拉图。诗人柏拉图对柏拉图其人及事业的作用是无可怀疑的,这也是其发光的美学思想幸以     

陆游在蜀"咏梅诗"刍议

陆游入川以后的经历是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其间他创作了许多著名的诗章。陆游尤喜梅花．在蜀几年中创作了三十几首“咏梅诗”，这些咏梅诗不仅形神兼备，而且还托物以伸意．状物以寓情，融进了诗人深深的身世之感和寄托着他对现实政治．社会人生的态度与看法，是窥探诗人内心世界的重要媒介。     

一曲因爱生愤的怨歌——《死水》象征意义探

作为诗人、学者、民主战士的闻一多，向来以“不肯逃脱，也不肯降服”的态度对待社会现实，但现实生活往往不尽人意，于是便生发出其改造现状、创造未来的欲望，其诗歌创作必然带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而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产物。《死水》一诗正是诗人怀着炽热的爱国之心批判现实，追求理想心路历程的结品。“死水”这一特定的具体意象，满蕴着诗人的失望、厌恶、愤怒乃至痛恨的真情。“死水”正象征了使诗人深感厌恶、痛恨的现实世界，“死水”概括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并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而活动于诗人20年代艺术思索的始终。     

诗歌法则的批判与重建———论王夫之的《古诗评选》

王夫之的《古诗评选》以对传统诗歌法则的批判和重视建构为主要目的,因而对代表性诗人的分析重点在于该诗人所代表的诗歌范型和诗美理想,也非常注重确立各诗体创作的“元音”.但由于王夫之持诗歌退化观和遵循文体互参“以高行卑”的规则,其对“诗则”的批判与重建总体效果不大.但其注重对基本概念的思辨以及系统论证,仍然是他有别于其他人论断式的诗话、诗选、诗评的鲜明特点.     

透析济慈的《明亮的星》

济慈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曾创作了很多优美的诗篇。而正是由于他的一些短诗,他才为当代大多数读者所认识。《明亮的星》是济慈十四行诗的代表作,是英国悲剧诗人济慈在身患鲍症,情知将不久于人世这一背景下所创作的一首十四行诗。诗人希望永生,更渴望不朽的诗名。诗人对诗歌、生命的热爱和对爱情的眷恋让人动容。诗中所流露出来的诗人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使我们认识到济慈远不比传说中那样脆弱。该诗也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矛盾和无奈。此诗是济慈的代表之作,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本诗充分说明了济慈对各种感观的调动能力。诗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生动的意象,如：“明亮的星”、“流动的水”,“雪”、“爱人的酥胸．”等等。这首诗共有七点精妙之处。正是他对这些独特的写作手法的把握才使他无愧于“文艺复兴时期旗手”的美誉。     

诗哲之争与诗哲融合

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态度向来是学术界存在争论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柏拉图对诗人进行批评与驱逐,另一方面又倡导诗化哲学,这两方面是的冲突与相通之处是值得思考的。     

魔方的另一面——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理想国》的“模仿”

"模仿"是研究柏拉图《理想国》的关键词之一。对《理想国》进行文本细读,从认识论的角度发现"模仿"这一词语有着丰富含义与所指。从其历史背景来看,柏拉图认为在生活、文艺中存在着多重模仿,在第二、三卷中他对模仿与诗歌是宽容、肯定的态度;而在最后的第十卷中,他对模仿进行猛烈地批判——批判诗人,否定模仿,他认为诗歌模仿的对象往往是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各种卑下的情感会使民众陷入无意义的私人情感与有害欲望。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 ,他们思想博杂 ,从古希腊至今仍对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前人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 ,本文主要对二者的诗学思想作一些简单的比较 ,以期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有更深的理解 ,理清二人对诗的本体、诗人的态度和艺术研究等观点的异同 ,以便更准确地把握二人的思想     

理性与感性的矛盾统一体——论柏拉图的灵感说

柏拉图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与美学家 ,他是第一个将灵感理论化、系统化的人。因而 ,他有关灵感的观点在美学史上影响最大。同时 ,“理念论”又是他文艺思想的核心 ,他的“灵感说”也是建立在其之上的。自古以来 ,文论家们对柏拉图的“灵感说”众说纷纭。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柏拉图的“灵感说”是纯非理性 (感性 )的。本文通过对其的分析 ,认为柏拉图的“灵感说”实质上应该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因为从诗神的角度来说 ,在柏拉图看来诗神应是属于理念世界的 ,诗神代表着理性 ,从诗人的角度来说 ,诗人属于感性的现实世界 ,诗人是感性的。诗神凭附与诗人的迷狂实际上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 ,灵感说则是这种统一的表现 ,是柏拉图企图把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联结起来的表现。因此 ,从柏拉图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 ,柏拉图的灵感说并非是纯粹强调理性和感性的哪一方面 ,而是两者的矛盾统一体。它既具有理性因素又具有感性因素 ,而且两者是相互矛盾 ,相互统一的。     

摹仿的诗·迷狂的诗·理想国的诗——柏拉图诗学中的对立关系描述

柏拉图基于他的三重世界所产生的互相对立的诗学观念,否定摹仿的诗,崇尚迷狂的诗,坚持理想国的诗。文章通过对柏拉图这些诗学观念的讨论,揭示了他对于诗的是非恩怨的矛盾性态度。     

舌头的自我许可:"第三代诗"深度分析

“第三代诗”是一种语言意识觉醒之后的真正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写作,是一代青年诗人在强大汉文化传统压力下所采取的语言戏拟策略。诗人们坚持“诗就是诗”,诗就是语言对生命欲望和事物本真存在的直接命名,强调与生命同一的语感。拒绝情绪和意象,力求语言在自身的言说中进入当代事物和感性生活。“第三代诗”自觉地以语词为行动,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诗的人文取向和形而上品质,包蕴着特定的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论田间的早期抒情诗作

田间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是一位重要的诗人,是一位在抗战烽火中锻炼成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活动经历了抗战前后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不论是在哪一个历史时期,田间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都坚持着诗要为时代而歌唱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田间一直坚持认为: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诗人。这一点他一开始诗歌创作活动就非常明确。他说:“一九三四年,我是十几岁,在上海读书时,参加‘左联’,便正式学习写作。由于有党的影响,知道写作是为革命。”在诗人与人民,诗歌与革命事业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田间一直坚持革命功利主义。在《诗,我的诗呵》中,他表示:“诗,/强烈的节拍,/战士的生命,/是属于民众和祖国。”“诗,/军队一样,/向明天/和世界去。”他在《拟以一个诗人的志愿书》里,清楚地表白了他的诗歌观念和创作态度,简而言之,诗歌应该     

考德威尔眼中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考德威尔在《幻象与现实》中阐释了阶级社会中诗歌与社会现实和精神幻象的辩证关系,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歌观点的区别与联系加以分析。考德威尔对柏拉图持批判态度,却对亚里士多德大为肯定。     

柏拉图诗学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学者大都认为柏拉图在文艺本质论上持摹仿说，其实柏氏将诗明确分为摹仿的和灵感的两种。柏拉图肯定灵感诗，贬抑摹仿诗，认为灵感诗代神说话，而摹仿诗远离真理。柏氏认为，灵感来自诗神附体，特点是“迷狂”。一些研究者以为柏氏之灵感也来自“回忆”，与神灵凭附并立，此说实为误解。柏拉图从理式论出发，设定文艺追求的目标为理性的“真”，可是他却将文艺创作过程描述为非理性的，由此引导了后来理性主义和非理主义两种相反的文艺取向。柏拉图对诗的本质的认识，在许多方面奠定了西方诗学的基础。     

欧阳修对朱熹“《诗》教”思想的影响

欧阳修与朱熹分别是北宋与南宋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教”名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朱熹继承了欧阳修对待“汉学”的态度,将欧阳修“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的“《诗》教”原则体系化,对欧阳修《诗本义》的成果多有借鉴,从而实现了《诗经》研究与《诗经》教化上的“集大成”。     

试论韦庄诗的审美意义

韦庄诗求真、向善和具有和谐之美,在唐末诗坛有着相当价值的审美意义。求真是诗人对主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向善是诗人对现实所持的批判态度在其诗作中的体现;和谐则是诗人运用艺术手法所表现的美的意境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