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五点。第一,经济决定道德,道德是经济的产物;第二,道德是社会经济的动力源;第三,道德能降低交易成本;第四,伦理道德是经济行为的价值导向和目标;第五,经济行为是伦理道德规范的实践源泉和载体。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国际经济条件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世界经济结构密切关联、互为条件。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相应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一定的国际经济条件,包括:稳定、开放的世界经济环境;市场开放、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对外经济关系全方位发展,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与合作;全球经济失衡结构的调整,中美之间建立新的经济平衡;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剖析低碳经济的几个认识误区

走低碳经济之路是人类的共识和不二选择。然而我们对低碳经济的认识还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偏差,这严重影响我国低碳经济的选择和发展。这些认识误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低碳经济就是过苦行僧日子;低碳经济与重工业不能相容发展;低碳经济成本太高,我们做不了;低碳经济是新冒出来的经济方式;低碳经济完全是政府的事。     

北川羌族自治县中等职业教育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通过对近几年北川县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其经济发展各方面关系的研究发现,对于经济相对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总量增长;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就业率提高;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消费经济提升;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略论文化经济的几个特色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的今天,我们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国际多元文化高度互动和交融的自由空间。无可置疑,文化经济时代到来了!文化经济涉足的领域新颖,涵盖的内容庞杂,涉及的理论知识在不断的完善更新中,是多学科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大融合的产物。文化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一是文化经济产生的时间新;二是文化经济的理论概念新;三是文化经济的生产方式新;四是文化经济的研究领域新;五是文化经济的内容形式新。     

世界经济正义及其对建设和谐世界的伦理价值

构建和谐世界需要世界经济正义的伦理支持和价值支援。立足经济哲学视域,论文阐释了:何谓世界经济正义;为何要诉求世界经济正义;世界经济正义如何可能;世界经济正义对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伦理意义。     

经济和人口视角下的广东省高职教育布局调整研究

文章从经济和人口的视角研究了广东省各地区高职教育分布与经济、人口发展的协调性。研究表明,广东省各地区的高职教育负担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通过聚类分析总结为五种地区类型:经济发达、负担过重地区;经济发达、负担偏轻地区;经济中等、负担偏轻地区;经济一般、负担偏重地区;经济欠发达、负担偏重地区。最后针对各类地区高职教育发展与经济、人口发展的不协调性,提出了相应的布局调整建议。     

郴州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郴州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着诸多不足。要加快郴州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确立县域经济新的发展理念;突出特色,开放带动,加快县域经济工业化进程;做大县城,带动乡镇,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加快体制创新,强化政策扶持,大力发展县域民营经济;发展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泉州实施"文化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

就泉州实施“文化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从转变传统观念,正确理解文化经济;挖掘文化的经济内涵,推进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源转化;打造自主品牌,促进经济“文化”化;加强统筹决策,完善旅游文化产业链;坚持走出国门,推动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等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古蜀神话中的民族精神

古蜀神话中的主体大多有着淳厚朴实的善良秉性与不畏险阻的进取精神,早期蜀族社会也盛行着崇道德、尚名节、重礼教的风俗习气.这种淳厚朴实、积极进取、崇德重礼的民族精神对蜀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     

诸葛亮“限之以爵”及蜀汉封爵制考析

诸葛亮提出的“限之以爵”这一治蜀举措,在蜀汉四十多年的施政中得到较好实施,并收到明显的效果。由于严格以军功、事功控制封爵,使蜀汉的封爵制与魏、吴相比,显现出高爵位少、数量少、虚封多、食邑数不明等特点。     

近年来三国历史研究状况

三国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一个热点。关于三国史研究的状况,成果极其丰富,因此只能讲讲近年来的状况。近年的概念,具体地说,只能限制在近五六年,也就是2005年以来。即使这样,也还要做进一步限制,即仅限制在概括整体研究和国外(日本)研究方面,在具体介绍成果时,只以2010年以来的成果为限。之所以如此,因为第一,成果太多而时间有限。第二,201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所研究的领域和问题是以以往的研究为基础的,能反映近年来的整体面貌。第三,这些代表了史学界三国研究的最新成果。     

古蜀文明探源

本文对古和夷部族迁移路线、开明人及开明国史、三星堆等三个不同的民族、地城和国家进行了思考。古和夷部族的南迁,应该是五帝时期或之前已抵达古南海的西南面地城,在此过程中,和人部族完成了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尧舜之前,和人部族已迁至峨山一带定居,并成为一文明强盛的大民族。直到夏代前期,和人部族被迫再次南迁,从此失去了与中原民族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开明人对古蜀地域文明的影响,因春秋中叶开明人西迁入古蜀地城而起。大约周桓王或周庄王时,开明人在古蜀地域建国,始有开明国。不久,开明王国就取代杜宇王国成为古蜀地城最强大的国家。开明王国延续了12代王朝,约三百八十年,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开明国。中原史家称之为“灭蜀”。目前,三星堆出土文物被学术及非学术界认为古蜀人蜀国的遗物。事实上,诸多证据表明,三星堆并非古蜀人遗址,而应是苗族先民即当时的三苗部族在南迁过程中最后一个三苗国的遗址,它是两千多年三苗国历史的终结。     

前蜀上层人事构成与政权稳定性的关系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南北割据政权并立,而偏安于川地的前蜀正是南方割据政权之一。蜀主王建虽然出身卑微,但通过"豹变",以假子、乡党、土豪、文士为重要依靠力量,迅速建立了割据政权。但由于五代动荡的大背景和前蜀的小环境反映出这些依靠力量既是政权建立的中流砥柱,同时又是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     

古蜀鱼崇拜与蜀人东进

鱼崇拜是傍水而居的部落—部族民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渭河流域都可以找到其遗存。当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水域之时,羌一蜀部落中的一支从茂汶盆地东南下,进入成都盆地来捕鱼,形成传说中的鱼凫。在维持旧业的基础上,渔人部落开始在丘陇上试行耕种,逐步拓展,终至于开辟了成都平原。建成国家。成都平原当时乃是食盐匮乏之地,蜀国建立后得以发展、昌盛以及延续一两千年,直接得益于巫戴国和巴人的食盐供给。而二者之同的矛盾和摩擦在客观上促进了蜀国的进一步东进。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蜀人练就了善刺弓弩、造船、驾航、熟水性的本领,形成了兼容并包、广采博取的人文特质以及独立不羁的创新意识与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     

益阳在孙吴统治时期的战略地位

坐落于资水之北的古城益阳，在孙吴统治时期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吴蜀奋力争取的古战场，而且是孙吴镇压山越人反抗的据点之一。所以，在半个多世纪里，孙吴一直将益阳置于部都尉下进行军事管理。     

诸葛亮的接班人——蒋琬

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是蒋琬。他早年便深受诸葛亮赏识,被誉为＂社稷之器＂。执掌国政后,坚持＂以安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发展经济,调整战略,安定民生,协调君臣,维护了蜀汉的稳定,做到＂边境无虞,邦家和一＂,堪称继武诸葛亮的一代贤相。论历史地位,他应该高于姜维;而其执政理念,更是永远垂范后世。     

重庆奉节白帝庙始建源出研究

巴国春秋、公孙跃马、刘备托孤。重庆奉节白帝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悲壮沧桑的历史画卷。时代变迁,世事湮没。白帝庙究竟因何而建,后人妄说种种。传统的说法认为,白帝庙源出于祭祀西汉末年蜀中称帝的公孙述而建。然而笔者认为,古代巴人祭祀族神廩君白帝天王才是白帝庙始建的真正源由。     

魏蜀吴襄阳争战论略

三国时期,襄阳是魏蜀吴三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先是曹操夺取襄阳,后来关羽又进攻樊城,再后就是孙吴多次北伐襄阳,最后羊祜、杜预经营襄阳数年,将襄阳打造成灭吴战争的前沿阵地.魏蜀吴襄阳争战对襄阳历史文化的重要影响,诠释了襄阳兵家必争之地的地位,提升了襄阳的行政地位,造就了襄阳“中国三国文化之乡”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