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易学六世卦及乾卦建候说辨析

京房八宫卦的易学体系是在易卦六位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京房通过易卦六位与人事的搭配,构建起了卦爻六世说和世应说,八宫纯卦即为各宫的六世卦或者说上世卦.另外,关于乾宫乾卦的建候,从京房建候与积算之间的关系来看,当从卢央乾卦建甲子初爻至建己巳上爻的观点.     

易道与政治——略论京房易学中的宇宙图式与天人感应

京房深受董仲舒天人感应观的影响,在董仲舒所开辟的思想进路上,他以易学为工具,吸收了当时的科学技术知识,极力构建其宇宙图式。就其目的而言,京房仍是以易道沟通天人,言人事,明人伦,定王道。易学只是其言说政治的工具。京房易学的特点正是在天人感应的思想基础上,以易道为中介,沟通天人,言说政治。     

《易纬》的“爻辰说”略论

《易纬·乾凿度》通过对易卦筮数的推衍,提出了“卦当岁、爻当辰、析当日”易卦配律历的理论体系,并构建了六十四卦卦爻主三十二岁的爻辰模式。《易纬》的爻辰说,体现了其对孟喜卦气易学和京房卦爻纳干支易学的继承、揉合与改造,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     

京房易学卦纳干次序略论

卦纳干的理论是京房重要的易学思想,在八卦与十干的具体搭配上,京房赋予了八卦全新的阴阳二气上的意义。并充分考虑十干在阴阳五行学说上的代表意义,将卦象、月相、十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构建了全新的易学体系。     

略论虞翻易学

作为东汉三国时期的易学大家,虞翻承于荀爽的传统,以卦变说解《易》,其中蕴含着阴阳变易的辩证思想,而且取代了京房、《易纬》的阴阳灾异之说。除卦变说外,之正说、旁通说、互体说、半象说、卦气说、纳甲说、反对说、成既济定说等共同构成了虞翻易学的象数易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吸收以往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总结和发展,对后世易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虞翻易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象数形式与义理内容的矛盾更加激化,将象数易学引向了极其复杂的道路,但在其体系中又可见以道家思想解《易》的基本走势,并在客观上启发了王弼易学。     

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教化哲学是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秉承《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路径,董仲舒教化理论可分为天道教化、人性教化和王道教化三个不同的思想向度.天是董仲舒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宇宙的主宰和最高权威,是社会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终极价值根源.在人性教化方面,董仲舒主要提出了"教化成性"说,它充分论证了道德教化和政治教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王道教化是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现实归宿,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时代关切.     

明清时期乡规民约教化活动探析

乡规民约教化活动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教育形式,其利用乡规民约的力量而为民众建立了制度支撑,担当起社会教化的重任。明清乡规民约教化活动,以地方威望之士为教化主体,根据各地实情而制定了内涵丰富的教育内容,既承担着维系社会稳定的协同之责,又发挥着易风正俗、劝善除恶的教化之任,对明清基层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至《易裨传》象数纠偏思想探微

南宋林至作为朱熹晚年的弟子,在继承和反思朱熹易学思想的基础上,作《易裨传》,以纠正当时象数易学之偏颇。林至认为《易》不出象、数和变三部分,主张以太极为本,纠惑于两仪四象之偏,画五图表示太极之理一以贯之;以天地之数为本,从“数”的角度纠以“河洛”为本之偏;以阴阳均衡之理,纠揲蓍之法挂扐之偏,表明易道不出一阴一阳。     

《毛传》中的教化思想

《毛传》注释整体比较简约,但在解说兴义或释词时表现出一定的教化思想。突出强调君臣、后妃之德,向往君明臣贤政治理想。注重祭祀婚姻服饰礼仪,兼顾孝悌仁义等美德。这些教化思想集中体现在十五国风中。     

《文心雕龙·隐秀》风格说辨正

在对《文心雕龙·隐秀》篇的研究中,有一类颇具影响的意见是将"隐秀"看作不同的风格类型:一是"隐"与远奥的风格相近或相通;二是"秀"与新奇的风格接近;三是认为"隐秀"与"风骨"属于刚柔对立的关系,"隐秀"是阴柔的风格。从《文心雕龙》原文所述可知,"隐"、"秀"、"隐秀"都不是风格类型,而是刘勰受汉代京房《易》学影响所作的美学探讨。"隐秀"这一美学命题,是刘勰主张的写作之美与写作策略的重要范畴。     

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青铜礼乐器社会教化功能述论

社会教化是一种化诱万民以维系社会统治的政治工具与社会软调控手段,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从历史人类学视域下观照,先秦礼乐社会时期,时人创见了“外物以饰内情”的社会教化方式,青铜礼乐器成为这种教化方式的物质载体,并承载了道德教化、伦理教化、政治教化、警示教化等丰富的教化功能。这种社会教化方式与礼乐文明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对先秦社会的良性运行、中华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得意忘象与得象忘言——王弼《明象》篇开出的治易新理路

《周易略例·明象》凝聚了王弼对易学这一天人之学的总体看法和主要致思取向。鉴于两汉象数易学家在易学诠解理路上拘泥于象数之弊病,王弼以一个开风气易学家的高明卓识与学术担当,高举义理大旗,重开易学新风,为以义理解易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证明。《明象》篇就是他一扫两汉繁琐注易、解易的象数之风,批判地解构前代易学家的治易路数,对易学进行义理向度重构与新诠之代表作。王弼易学的新理路建构从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论述中展开,凸显"意"的方面,并提出了得意忘象与得象忘言这一具体而微的理论进路。     

陆贾《新语》易学思想探析

陆贾《新语》是汉初易学发展的重要开端。陆贾继承和发展《周易》的“天地人一体”观,并以“仁”、“义”为最高范畴来阐述其政治学说,显示了其以“仁”、“义”说易的特点,客观上发展了易学。他在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过程中,显示了其说易重义理的特点,首开汉初学者重义理以说易的风气。陆贾《新语》虽然不是易学专著,但对易学问题有不少论述,客观上促进了汉代易学的发展。     

马宝善先生“易道思想”研讨笔谈——易学研究的新创获--我读《易道象数逻辑》的一些体会

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易”占有重要的地位。“易”作为经学之一种,被称之为《易经》。历代对“易经”的阐释,构成了“易学”。历代易学家对《易经》的阐释,大致可以分为象数派与义理派。象数派以象数为第一位,以象数解易,以象数论义理。义理派以义理为第一位,以义理解《易》,以义理论象数。在整个易学发展史中,两派之间的互争高下一直没有停止过,经常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然无论是义理派还是象数派,都不否认《易经》是讲“阴阳”哲学的,是一部讲运动变化的“变”经,其中蕴含着高深的哲理、无穷的智慧。     

从《周易注》看宋忠的易学思想(上)

宋忠以名物训诂和辨章学术为重点,竭力剔除卦象说中阴阳灾异神说成分,在突出象数的基础上,也兼及义理,恢复了以易解易的传统。宋忠解易和郑玄一样特重卦爻象所象征的某类或某种物象,同时他又吸取了苟爽的阴阳升降说来解《易经》,可其注既有继承又有阐发。宋忠重视卦爻所处的时空坐标以及卦中六爻之间所突显的各种关系,如乘、承、据、比、应等,以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不仅体现了两汉象数易学对他的影响,也表明他对象数的尊宠和重视。宋忠以传解易,就是使用《易大传》中的方法和思想来注释《周易》经文;宋忠的易注标志着义理派易学的开始崛起,并逐渐走向基本成熟。宋忠对传统《易》注进行革新,实有功于后世。     

论朱元璋的教化思想及实践

朱元璋在其统治实践中,立足当世,鉴于往昔,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教化思想。在教化途径方面,朱元璋始终以兴办学校为急务,认为学校是风化之原,教化之本。在教化目的方面,他依然坚持划一道德、端正人心、醇化风俗,重视对臣民的教化和管理。在教化条件方面,他认为最需凭借各级官员的参与,要求各级官员以淳美教化为要务。朱元璋通过其教化思想的实践,不仅达到了整顿人心、导民善俗的目的,且对加强意识形态建设、重构统治秩序亦颇具意义。     

从《毛诗序》和《礼记·乐记》看汉儒的诗、乐教化观

汉代两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毛诗序》和《礼记·乐记》集中体现了汉儒的诗乐理论.《毛诗序》从诗与政治的角度继承先秦儒家的诗论观,进一步探讨诗与政治的关系,分别从三个方面突出了诗的政治教化与美刺作用.《礼记·乐记》通过对乐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描述,体现乐的政教功能以及乐与政治间的双向关系,即“审乐以知政”和“乐以化民”,从而论证乐的政治教化作用.     

郑玄《毛诗》谱、笺中的教化思想

郑玄在《毛诗谱》中提出美刺教化理论,在《毛诗》笺注中又反复申明君臣与贤妃美德对于化民成俗与治国的重要性,强调以礼仪、礼乐、礼法行教化,并以“五常”之教化民。通观《毛诗》谱、笺,具有鲜明而又系统的教化思想。     

晚明陈士元易学思想探绎

陈士元是晚明著名的经学大家,其易学肯扬象、占,注重发明<易>中阴阳消长、治乱存亡之几和中道思想,力主"由象而钩几"的治易理路,体现出"汇解易象"、"比类明义,象理互通"和"以经注经,以史证经"等特点.此外,他还对<易经>的异文进行了蒐集和考订,捃摭了散佚的多家易说.这些在易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易赞义》版本错讹衍脱分析

《周易赞义》是明朝中期关中学者马理解《易》著作。马理说"《易》之为书有转祸为福之理,有以人胜天之道",因为"孔子赞《易》于周",故马理把其易学著作取名为《周易赞义》,表明了他学《易》解《易》尊孔学孔立场,也说明了他的学术传承和学术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