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大有功于宋史研究的乾嘉巨子

钱大昕在治学方法上提出著名的"三端"说,并将其运用于《宋史》考证,且创获颇多,称他为"考证《宋史》第一人",只怕是当之无愧的。他还开创了宋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为后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钱大昕考订《宋史》的累累硕果至今仍熠熠生辉。     

钱大昕的经学批评

乾嘉时期，钱大昕对汉学、宋学和清代学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论。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钱大昕推崇汉学，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具有汉学家的立场，但同时又力戒今古文门户，尽量以持平之心审视学术发展。对于宋学，钱大听从工具和思想两个层面上进行了评论和驳难．剖析宋儒所倡导的“性”、“理”、“道”等范畴．给以新的解释，并以日常伦理来批评理学的思辨，有误读宋儒的地方。他总结出清学崇尚古学、实事求是、重视经史、经世致用的特点，同时又批评了清儒过分尊经泥古的弊病。     

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

钱大昕是清代学术大师,在众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而于史学用力最多、成就最大。在史学批评上,他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治史境界、“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撰史原则、“博采慎择”的取材标准、“增其所当增,省其所可省”的表述要求、“师古之是,平心度之”的批评态度、“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谨严灵活”的史法义例等等,散见于其对具体史书或史事的考证和评论中,在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论汉、宋儒学对《论语》“义”字诠释的分歧

“义”本义为“所宜为”,古代学者最初以“义”形容和修饰顺应正道的事物。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义”作为超越具体行为而存在的德目,已被学者普遍接受。《论语》中,孔子以“义”概括合礼之行。但孔子时代对“义”的诠释尚未触及“义”与行为主体的关系问题。汉学系统认为行为主体不可自行解释自我之行是否合“义”,因为“义”外于“我”,它是伦理规约。个体须学习以明“义”,个体行动的核心问题是“我”该怎么办;宋学系统认为“义”是理之一端,为各人自具,“义”当自内求。个体应以涵养工夫明“义”,并自行回答行动与“义”的关系问题,以回应“义”的自我道德要求。     

道学与宋学、新儒学、新理学通论

本文认为 ,道学研究 ,进路多方 ,自清代以来 ,大要莫外或经学的、或史学的、或哲学的三种法门。清代经学家视道学为“宋学”(宋代经学 ) ,忽略道学实乃宋儒从经学中分化出来的新哲学形态 ,并不等同于“宋学”。近世史学家与哲学家称道学为“新儒学”、“新儒家”,史学家认为“新儒学”的产生及传衍 ,如佛出现于世一样 ,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一大事因缘”;哲学家无论是自号“新理学”的冯友兰 ,还是诸多所谓“现代新儒家”,均不满足于“照着”道学讲的哲学史叙述方法 ,而是借助道学史料 ,运用西方传入的哲学方法 ,把道学研究推向了“中西会通”的中国哲学创作阶段。现代社会可以有多元的道学研究 ,而不可能形成一元的所谓“现代新儒家”     

《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说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以桐城派为中坚的宋学对汉学的系统清算,汉学阵营以戴震为首,那么<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就很自然.中国经学史上对方东树多所贬抑,但梁启超却认为其<汉学商兑>"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故就<汉学商兑>中"集矢于戴震"处加以申说,以对梁启超的评论作一注释.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除了门户之见、私人恩怨外,主要还是经学内部的学术分歧.     

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

江藩是纯正的汉学家,在经学上依经立说,有理有据。在史学上叙事简明,实事求是,不为个人恩怨所转移。所撰《汉学师承记》,阐述清代汉学家的学术思想、著述及师承关系,条理分明。但为其汉学家法所限,收采过于狭隘,导致汉宋之学门户之争的表面化     

钱大昕的文论、史论与“理”论

钱大昕作为一位清代的汉学大师 ,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 ,却并非一心如枯井 ,死水微澜 ,仅于音韵、度数、考据的章句小儒。其沛然的文论 ,奔涌的史论以及深刻的“理”论 ,无不清晰地折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从钱大昕的治学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     

钱大昕的诗与史学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钱大昕的诗作总是透露出浓厚的史学趣味,他在经史方面的知识积累及思维习惯,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他以史品诗,由“史家三长”引申出“诗学四长”,以惩恶劝善的史学功能观倡导通过诗歌来进行社会教化,主张诗作敦厚古朴。他用考据家和史学家的眼光训释注疏诗作、品评诗歌内容,主张以学为诗。同时,钱大听还以诗论史,他的怀古咏史诗总是表现出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明体致用”的治学宗旨指引下,他的诗作还有因古鉴今,关心现实的特点,严密考订的史学方法在他的诗歌中也有表现。钱大昕诗作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而在于含经咀史、评史论经、诗史互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钱大昕的史学贡献探析

钱大昕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一生治学博通,成就卓越。钱大昕治学,以史学为中心,是18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杰出代表。他为史学的发展做了一系列努力:提升史学地位,使经史并重;开拓史学研究范围,完善门类方法;倡导实事求是学风,对后学影响深远。     

清季张之洞调和汉学和宋学的努力

晚清时代的学术门户之见日益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学术自身发展而导致的,又加之内忧外患,统治者在学术上不得不主张"经世致用",这使得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不得不服从政治的需要而转向调和。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在对清季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时期就提出了"通经致用",为达此目的,他主张调和汉学与宋学之间的矛盾。     

陈澧文学思想探论

近代著名学者陈澧,所作《东塾读书记》享誉海内,对近代广东学术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今人一般将陈澧视为经学家、思想家,对其文学思想则较少关注。陈澧虽无专门的文论著作,但在大量的札记、书信、文评、序跋中,他的文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陈澧在经学上持汉宋调和的立场,其文学思想"本之于经"对当时文坛上的各种矛盾基本上持调和折中的立场。对陈澧的文章家当"学、识、才"兼长、沟通骈散和反对时文的文学思想进行剖析,认为陈澧的文学思想在近代文论转型过程中留下的烙印极为深刻。     

浅谈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

介绍了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从开始到终结经历的三个阶段：清初，汉学与宋学的初步分化；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汉学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道成以降，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汉宋之争趋于汉宋兼采。汉宋兼采虽为传统儒学注入新的活力，但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传统儒学因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而出现异端，汉宋之争随之结束。     

桐城派与汉宋之争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坛的一椿要案,桐城派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乾隆年间．姚鼐与戴震公开对抗．嘉道年间,方东树与江藩再起波澜,桐城派始终是汉宋之争中宋学派的主要阵营。这既是门户之见使然．更是桐城派尊崇程朱而重治“术”与汉学家尊奉汉学而重治“学”的学术分歧导致的必然结果。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主张汉宋兼采,表现出开明的学术态度。但是,用汉学之“学”补宋学之“术”,汉学为宋学服务,才是他们的最终意图。     

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

就内在学理而言,曾国藩理学思想表现出以下特色。一、以宋学为宗,但不废汉学;二、强化辞章之学为理学服务的功能;三、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四、以"礼"合理,重视阐发理学与礼学之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理学的发展变化。     

刍议宋明理学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宋明理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有其自身的不足,但其提出的一些思想命题如“存天理,灭人欲”、“格物穷理”、“天人合一”等对现代社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摒弃其不合理因素的前提下,探究其值得我们学习和提倡的某些人文精神,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有益于当今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从《宋诗选注》看钱钟书的注释方法

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诗歌选本,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他选诗角度与注释方法都不同于其他诗歌选本。尤其是注释部分,钱先生采用了中西结合、古今比较、修辞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仅仅是他运用“文学笔法”和“诗意的对话”两种注释方法,把诗歌的注释当作文学评论来写,用其他诗人的诗歌去解释诗句,这些方法的运用也显示了钱先生的才华与个人魅力。     

宋代《春秋》学述论

《春秋》是宋代学者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之一，此时期《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在于诠释、探讨、阐明经义，带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同时也有学者研究《春秋》经传中的具体问题，学术性较强。宋代学者研究《春秋》的重要特点在于试图摆脱三传，直接从经文中去挖掘微言大义，这样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逞臆说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