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文化内涵

汉大赋文化内涵的最大特征即“劝百讽一”。这种特征的最终形成与原始创作意图可谓大相径庭。“劝百讽一”面貌的形成,究其原因是汉人对其时代精神风貌的用心展示,而整个创作是在文学理念与儒家思想的较量中进行的,最大的收获则是促成了人作为大自然主宰者的意识的形成与定位。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初探

自扬雄提出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看法后,代相沿袭,几成定论。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人以此来责备汉赋歌功颂德,华而不实。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汉赋很少有只“劝”不“讽”的,汉赋的最终着眼点始终在“讽”上。当然,在文字比例上,“劝百讽一”也是事实。但人们对于这一事实却缺少客观冷静地分析。“劝”多“讽”少格局的形成,一者绝非作家个人之过,二者也非文本本身之过,其成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作家身上。探究起来,这里面的内外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其中颇多合理因素,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因由。     

论汉代音乐文化视野下的汉赋创作

汉赋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汉代的音乐文化成就。汉代音乐文化的高度发达,为汉赋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音乐表现技巧的高超,也刺激了汉赋艺术表现手法的丰富和艺术表现技巧的进步。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的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经学思维与汉大赋的模仿

传统经学思维方式是围绕圣人之言和儒家经典发展而生成出来的一种模式化的思维习惯,这使得两汉经学思维显现出狭隘、封闭的特点。经学的狭隘性思维导致了汉赋文体摹拟成风,因循守旧的特点。汉代经学一方面是与政治结缘,受其约束,虽成为官方学术但没有自由言语的权力,经学的生机开始被扼杀;另一方面重承袭,好"引经据典",     

论汉代辟邪文化视野下的汉赋创作

汉代辟邪习俗非常兴盛，形式多样。尤其是大傩活动，在汉代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汉赋对此记载颇为详细。可以说，在题材表现领域，汉赋深受汉代辟邪习俗的影响。     

汉赋与汉代风俗文化

文学是社会现实的艺术反映,汉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之文学＂,并且作为源于民间的艺术形式,它不仅仅是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宫廷雅文学,必然也反映了当时的广大社会万象。汉赋作品中保存了很多关于汉代的人生仪礼、岁时节日及民俗信仰等方面的风俗文化记载,为现在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这些汉赋作品也只有放在当时的风俗文化背景下进行关照,才能深切把握其特质。因此,理清汉赋与汉代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赋这种文学样式,而且对于我们了解汉代人民的风俗文化,重新认识汉赋在汉代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代楚赋到汉赋的演变及其意义

赋作为一种主要文学文体，它是经历了从骚辞，逐渐吸收诗、文，最终三体合一的发展过程。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地域的成因和个人因素，汉代前期文学主要是楚赋。到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方文化强势回归，再加之时代变迁，观念转变，辞与诗文的逐渐统一，形成了具有朝代特色，而非地域特色，一统文化气质的汉赋。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来...     

《文选》汉大赋用字中的义符类化现象

汉大赋中汉字的义符类化现象是文学表现与汉字发展彼此作用的结果.它在赋文中能够突出整齐划一的同类排列,辅助表现对偶和文章的节奏、韵律;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它赋予名物固定的文字形式,使之从异词同字的假借状态分离出来,也使一部分概括性强、意义宽泛的词在指称不同事物时产生了略有区别的广义分形字.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义符类化对形成汉赋的形式特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意义是积极与消极共存的.类化的结果也必然受到社会的检验.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魏晋抒情小赋与汉大赋的文学价值比较

赋曾是占据两汉文坛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发展到魏晋，赋体文章脱离了以体物、叙事为主的倾向，逐渐向言志抒情靠拢，出现了灵活多变的抒情小赋，它摆脱了汉大赋堆砌奇字的习气，以其短小、抒情性强，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其文学价值已远远超过汉大赋。     

从传统美学看汉大赋之式微

作为汉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汉大赋以其宏大的构架、靡丽的文辞、豪迈的笔调著称.然而,自西汉中后期起,甚至包括赋作家本身在内,对汉大赋一直是贬之者多,赞誉者少.人们普遍认为汉大赋的“少真而溢美”是其作为“一代之文学”,既受讥遭贬于当时,又零落衰绝于后世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从中国传统美学崇尚简约之美和不加雕饰的“白贲”美的视角探究汉大赋衰微之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     

汉代赋颂关系析论

汉代颂与赋体貌接近,这一方面和汉赋文体对颂体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颂的文体规范尚未形成,颂论多依附赋论。汉代存在赋、颂混称和连称的现象。汉人称颂为赋,是由于汉代赋在广义上包含颂;称赋为颂,一是为强调赋中"述形容"且"美盛德"的内容,二是由于"赋""颂"字义有相通点。汉代"赋颂"连称,原因有三:一是赋与颂并在"六诗"之中,"六诗"之名,后来多两两相合;二是由于赋、颂在汉代皆属宫廷文学,宫廷作家多赋、颂兼擅;三是汉代颂论对赋论的依附。     

关于汉赋的“丽以淫”与“丽以则”

以丽为美是汉大赋最鲜明突出的文体风格 ,从侈靡的“丽以淫”到平实的“丽以则”,反映了汉赋由“辞人之赋”到“诗人之赋”的流别演变。这种一代文体和文风的变化 ,受当时儒家经学教化讽喻思想和尚智求实精神的影响甚大 ,是一个用功利态度和实践理性消解汉赋铺排夸饰的“侈丽”之美的过程 ,也是导致赋体文学衰落的一个思想文化因素。     

汉赋、经学与文学自觉

文学自觉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时代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至今尚无一个一致的意见。文章认为,由于经学的强制的规范,汉赋不是自觉的文学,以汉赋为"一代文学"的汉代也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司马相如《大人赋》献疑

司马相如《大人赋》之题,“大人”并非专指帝王,而是指得道之人。今观《大人赋》内容．可知其叙写的是大人由求仙而至得道的精神历程。再结合《史记》所述司马相如的一生的政治遭际对其心理的影响,可以认为《大人赋》是一篇从传统的“悲士不遇”的主题中游离出来的游仙兼思玄作品。     

《易传》“一致而百虑”的价值意蕴

＂一致而百虑＂的思想出自《易传·系辞下》,其丰富的内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揭示。从价值层面上看,＂一致＂具有价值本体意蕴,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共同的利益;＂百虑＂体现为多个个体就各自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及其价值理想、情感而进行的共同思虑,它扬弃了个人对世界秩序认识的片面性以及以个人价值为本位的思想。＂一致而百虑＂为我们理解＂群己之辩＂中的价值取向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