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哲学主体的解读

启蒙运动建立起来的主体迎合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需要,这是一个崇尚理性、科学和自由的主体,一个反对传统和权威的主体。但这样的主体后来遭到了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后现代主义者等众多学者和流派的批判。时至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其存在的根基发生动摇。流行一时的主体哲学是否走到了尽头,是否临近“黄昏”,是当今学者正在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个人主体与资本主体关系新探

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以往哲学家主体思想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发了两种主体概念：从事实践活动、具有能动性的“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历史的个人主体，以及操纵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资本主体。基于对哲学史上两类主体概念的分析以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考察，可知个人主体与资本主体二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内在统一关系。     

人类主体主义的主体境界

通过对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辨证批判 ,提出了人类主体主义 ,并阐述了人类主体主义的基本内涵 ,以及人类主体主义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批判及解读

主体性是相对于客体性而言的,是主体的属性和状态。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主体性表现在对绝对主体的批判,对理性主体中心的批判,对主体同一性的批判等。这表明后现代主义的主体观是主张主体间性的主体而不是孤立的和绝对的主体,强调的是主体的创造性而不是固守箴言,倡导的是多样性主体而不是普遍性主体。     

人类主体主义的主体境界

通过对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证批判，提出了人类主体主义，并阐述了人类主体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及人类主体主义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编辑活动与编辑主体论

编辑活动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它通过对精神产品的原型进行选择、加工、再创造的方式，来传播思想、观念、价值，最终达到文化缔构和文化承传的目的。这一过程本身，充分体现了编辑活动特有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而这个社会化过程的实施和编辑行为系统的运作，都是由编辑主体具体承担的。因此，要把握整个编辑活动的全过程，还要对编辑主体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且对编辑主体的研究，又不能只停留在对主体自身结构特性的孤立分析，更要对编辑主体存在的文化背景进行考察，从编辑主体同其存在的背景关系中把握主体。人们对信息、知识、文化的渴望和拥占…     

主体教育反思——基于后现代视角的分析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现代主体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在此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为基础的主体教育是否动摇了其存在的根基？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主体教育又将去向何处？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现代主体性和主体教育做出了反思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后现代视野中的主体教育观.     

迈向理性主体:现代西方教育的根本原则

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体成为现代西方教育的核心理想和根本原则。而对于理性主体的批判并未动摇其根本地位。马克思主义对于理性主体的批判,加深了对理性主体的理解,而后现代主义对于理性主体的批判,在其有效的情况下,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批判。因此,理性主体应该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教育所关注的中心。     

伽达默尔与主体解构

在现代解释学的奠基性著作《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从三个方面对主体论哲学展开了批判在美学领域，伽达默尔批判了以康德为代表的主体论美学，提出了艺术作品本体论；在解释学领域，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并非主体对文本的一种主体性行为，而是读者和文本的对话过程；在语言学领域，伽达默尔批判了工具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的本质是诗。由此，伽达默尔把现代解释学引向了解构之路。     

主体教育反思——从“后现代”视野看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现代主体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在此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为基础的主体教育是否动摇了其存在的根基？面对后现代的主义的挑战，主体教育又将去向何处？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现代主体性和主体教育做出了反思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后现代视野中的主体教育观。     

《岳阳楼记》写于岳阳

范仲淹《岳阳楼记》写于岳阳，其理由有三：一是，求记与撰记间隔时间之长、记成后转递书刻紧张的时间问题和滕子京对所求之《岳阳楼记》的要求，及当时严峻的现实情况的需要，是范仲淹亲临实地作记的主要原因；二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此记写于岳阳的内证；三是，范仲淹在岳阳市云溪区置有田庄，乃其亲赴岳州作记的重要旁证。     

萨达特时期美国对埃及援助的效果与背景

美国对埃及的援助是萨达特时期埃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到萨达特统治末期,埃及已成为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国对外援助的受援国。但美援的经济效果不佳,政治性是其主要目的。美国之所以向埃及提供巨额援助,主要意图有三:其一,支持埃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其二,使埃及成为美国中东战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对美国经济有利。但同时美援对埃及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一方面使埃及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加剧了埃及社会矛盾。此外还损害了埃及主权。     

北宋“以文为诗”观念及其对词与书画的影响

“以文为诗”的新变与北宋经学、词与书画等领域的新变异体同质,都是北宋思想文化革新的产物。北宋士人的新文化理念,施于经学则是独具特色的“元祐新经义”;施于文则接续中唐韩、柳的古文运动;施于诗则打破自《诗经》以来“以诗为诗”的诗歌传统,代之“以文为诗”;施于词则是打破词的乐体本质与“花间宗风”,“以诗为词”,成曲子中缚不住的士大夫之词;施于书画则是打破晋唐以来“尚法”的书画之风,成“士人书画”一体。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Bridging the Core and the Periphery in the Australian University Research System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 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for good or for evil, 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 (Dickens, 1962, p. 1).     

贼的头上有毛

Jack's father was ill and wanted to eat the goose(鹅).He had to go to the town to buy one.As the townwas far,when he walked home,it was dark.     

明代科考复试述略

科举考试的复试起于唐宋,明代沿袭其旧,而未形成制度,系偶一为之。明代科考复试类别,约略有三：一是处于政治考量,二是出于党派斗争和纠正弊端,三是出于表明清白而自请。同时,明代科考复试有一定的程式,如考试官选任、试题的选取、以及考试地点、时间、监考、阅卷、裁定等,都是临时决定,与乡会试程式不同。复试之举虽有一定的威慑力,但也很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科考弊端的产生和蔓延。     

简论康熙皇帝对西学的态度

康熙皇帝对西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有人据此认为康熙皇帝学习西学、倡导西学。其实，康熙对西学的态度并非积极倡导，他无论对西学怎样感兴趣，都是为了借助西学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西学只是康熙的御用品而已。康熙对西学的态度只是利用并非倡导。     

宋代诗谶的思想渊源及诗学阐释背景

诗谶是以谶验为媒介,将诗歌作品与诗人命运相结合以达到互相印证之目的的一种诗歌阐释方法。宋人笔记诗话中大量记述诗谶,并从诗谶阐释诗意的现象不是偶然出现的,这与宋人共同的思想意识、诗学观念紧密相关。首先,是宋代史学观念深化的结果;其次,是儒家“天命”思想与传统诗学“以意逆志”说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三,是宋人以气象论诗论人之风的深化。     

关于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若干问题

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在1958年于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被发现,但对＂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研究尚不多见,并一般被认为是17世纪的抄本。其实,从内容特点上看,＂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应成书于1521年之前,它使人得知古代成吉思汗祭祀的实施状况。＂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存在也证明,在左翼蒙古察哈尔曾经举行成吉思汗祭祀。另外,从＂大恩赐＂的范围涉及喀尔喀、鄂尔多斯以及其他蒙古部落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成吉思汗祭祀仪式曾经是蒙古统一的祭祀仪式。     

“呼图克沁”：在神圣与世俗之间

“呼图克沁”仪式产生以来,它就盛行于以鸟兰召村为中心的蒙古族村民中,是一种每年正月里祈福消灾的民间仪式活动。“呼图克沁”有不同名称,但经过解读和诠释,以“呼图克沁”命名比较符合本意。从它具有的虚拟性和象征性上可以看出,它具有神圣性,是蒙古民族特有的信仰。但由于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它逐渐有了一定的世俗性。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世俗性越来越凸显,具体表现在它的功利性、娱乐性、商品性和随意性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