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冠肺炎疫情网络回应海报为中心的语言景观考察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的情境之下,以武汉的感恩海报为契机,各地区以互联网媒介为平台纷纷推出回应式海报,从而一起构成疫情特殊时期的典型化文化景观现象,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播意义与价值。通过对海报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以语言文本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景观,在防控疫情期间发挥着文化教育与交流的功用,并彰显出强大的文化认同、共同体意识、地域文化间的兼容交流、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化的融合与更新、精神文化的物质化呈现等文化内涵。所以研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语言景观的文化内涵及其所彰显的文化传播价值就具有了必要性及重要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小媒介”传播特征与优势分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小媒介在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文聚焦农村小媒介在疫情防控中呈现出的传播特征,阐述小媒介具有目的指向的实用性、信息的多通道融合性和传播效果的多维立体性等鲜明特征,值得对其在新媒体时代语境中进行功能再发掘、价值再审视、效果再评估。     

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研究带来的启发与改变

始于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间,内地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目前,疫情已经升级为全球性疾病大流行事件。作为以新发传染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传播管理研究与过去的2003年"非典"事件相比都离不开对信息传播的观察。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中国进入移动社交媒体时代后首次出现的全民性公共危机在这个新的传播语境和情境下,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传播研究在媒介信息传播、地方政府管理和受众舆论引导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样态的同时,也给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启发与改变。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和交互性引发传播格局与传播生态的改变,传播主体的泛化、传播内容的碎片化、情绪化以及媒介技术带来的认知固化,对人们接触、理解与使用媒介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危机下,大学生缺乏对媒介信息系统的宏观认知,在解读与评价信息时批判能力不足,且鲜少在公共平台发声,社会责任感缺乏,媒介素养亟待提升。     

不同疫区受众解码媒体报道的"黑箱"效应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同一疫情信息传播在不同疫区往往出现不同效果.为探索媒体报道背后的"黑箱"效应,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相关数据、运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卡方检验,并结合质性访谈了解疫情期间受众对媒体"认知图式"的变化.不同疫区受众通过媒体报道的疫情信息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和媒体报道的效果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受众的疫...     

社交媒体虚假新闻传播的狂欢与规训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虚假消息为例

数字技术的发展赋予了受众更大的话语权,而传播主体的泛化,在使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言说、评论、转发的同时,也容易滋生虚假新闻。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虚假新闻为例,认为社交媒体中的虚假新闻表现出传播数量多、速度快、内容广、影响大等巴赫金式的狂欢表征。虚假新闻的滋生主要受媒体工作者素养缺失、受众认知心理影响、社交媒体监管缺失、虚假新闻迷惑性、社交媒体开放性、政府信息管控不严等原因。为此,需要借鉴福柯的规训理论并从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三个方面加以细化或延伸,以推动社交媒体信息的健康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风险传播的特点及启示

风险具有社会建构性,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现代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在风险建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风险传播特点的分析,总结出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短视频、专家以及网络民意在网络风险传播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     

疫情危机传播中的官员形象与媒介素养

在自去年底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部分官员媒介素养不足,犯下危机传播的三大总:舆情回应缺乏主动性;着装、肢体语言与修辞纰漏百出;未能主动承担事件责任,损坏了自身媒介形象。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官员深陷“第三人效应”的认知错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当下信息沟通机制依然存在短板,难以及时披露疫情信息。     

突发公共卫生情境下中老年人虚假健康信息应对行为研究

[目的/意义]新冠肺炎期间,虚假健康信息泛滥演变成一场信息危机,而中老年人是疫情虚假健康信息的主要受害者,研究其疫情虚假健康信息的应对行为,有助于精准健康信息服务的开展。[方法/过程]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28位中老年应对疫情虚假健康信息的相关行为,结合PADM理论、启发式-系统式模型和应对行为理论,依据指引式路径分析方法,探究突发公共卫生情境下中老年人虚假健康信息应对行为形成的内在机理并构建理论模型。[结果/结论]突发公共卫生情境下,中老年对虚假健康信息的关注、理解受到信息类型、损失程度、信息源、信息渠道、响应的直接影响,并受到当地疫情程度的调节;基于疫情虚假健康信息认知形成危害感知、相关利益者感知和防护性行为感知,进一步通过启发式或系统式信息处理路径制定行为决策,选择采取问题聚焦应对行为和情绪聚焦应对行为。研究结果有助于突发公共卫生情境下针对中老年进行精准辟谣以及健康养老战略的实施。     

疫情信息传播中医疗服务平台的定位与功能——以“丁香医生”辟谣报道为例

本文选取"丁香医生"为分析案例,主要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医疗服务平台的定位与功能。在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与不确定性与日俱增,面对渠道多样、信息过载的传播格局,只依靠单一主体无法提高信息品质、改善信息环境。只有新闻媒体与医疗平台合作,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各守其位,互为补充,才能构建更加健全的信息传播系统。"丁香医生"在此次疫情中除了发挥作为医疗平台的科普和问诊功能之外,还在遏制谣言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丁香医生"对肺炎信息传播的参与作为一次较为成功的实践,为我们探讨医疗平台在信息补充、深度信息解读、专业性辟谣、科普医学常识等方面发挥独特功能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老年人风险感知——以“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中国合肥市居民为例

自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在中国持续扩散,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老年人作为此次疫情危重病例的高风险人群,却在疫情扩散初期表现出不重视、不听劝的态度,在政府行动和媒体报道的日益增强下,中老年人才逐渐感知到疫情风险。因此,本研究以合肥市中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新冠"肺炎风险传播期间中老年人的行为习惯和风险感知,基于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因子分析、多重对应分析等方法研究影响中老年人疫情风险感知效应的关键因素。研究通过建立评估风险感知效应的逐步回归模型,发现媒介使用程度和家庭环境因素在"新冠"肺炎风险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而自我健康关注的贡献很低。贡献最为突出的媒介使用因素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归结为五种独立媒介因子,其中新媒体在此次疫情风险传播过程中发挥显著效果。     

“意见领袖”对谣言传播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谣言是传播学中的重要概念,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谣言信息层出不穷,逐渐形成了规模空前的“信息疫情”。而在谣言传播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一个主导谣言传播的人物即“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谣言传播过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受众主要的信息源;他们对于信息的筛选、传播等行为,在一定层面上直接决定了信息接收者的生活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因此本文从疫情期间“意见领袖”在媒体平台主要以人际裙带关系的方式进行谣言散布和传播为例,分析其影响并且提出整治措施,以期为今后社会突发性事件的谣言传播治理提供参考。     

接受主体的认知传播机制考察北大核心CSSCI

认知传播接受主体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信息具有接收、感知、识辨、判断、加工以及再传播功能的个体,其对信息具有能动认识与处理能力。在认知科学还未成为一门显学之前,人的大脑运行机制及心理机制对信息传播的影响还处于"暗箱"状态,传播学受众研究还仅停留在理论与思想层面,未能真正透视人类认知机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本文以"认知"为切入点,对传播过程中的接受主体进行考察,探究在动态的传播活动中,接受主体的大脑、心理机制与信息的交互影响,信息的体内认知传播机制及体外社会环境对信息的认知影响机制等。经考察发现,在体内系统中,经过选择的信息经感官输入后,在体内会被知觉系统加工,这一加工过程伴随着信息的留存或舍弃,最后输出的是新质信息;考察媒介系统发现,新媒介会通过调动颜色、字体等结构性要素来建构思想;在社会系统中,个体认知受群体意识和规范的影响,在媒介影响的不同社会阶段,人们对信息认知的态度与行为也在发生改变。     

社交媒体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获取及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基于拓展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

社交媒体信息获取是个体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构建了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拓展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并应用这一模型,通过对我国440位调查对象的问卷调查,对其社交媒体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获取与行为意向及其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中,个体的涉入认知和约束认知能够预测其情境动机,情境动机与参考标准分别可以预测其信息获取的每个维度,即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作为新引入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的前因,健康意识这一外生变量可以预测个体的问题认知、涉入认知、约束认知、情境动机以及信息注意。作为信息获取的结果,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可以预测个体产生的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慢直播”与“饭圈文化”:“云监工”的传播学解读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央视频《疫情二十四小时》慢直播成为疫情特殊时期的情感寄托,超一亿网友"云监工"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造直播"。云监工"作为"慢直播"和"饭圈文化"融合的产物,起到了"陪伴式"社交的功能,成为一个独特的集体记忆和媒介事件。文章认为"云监工"们通过命名投射情感、通过拼贴的再创作进行情感参与、通过应援表达情感支持,起到了表达和传播情感、释放紧张情绪、构建共同"抗疫"的群体感和身份认同等作用。     

公共性的重生:微博在后疫情时代传播格局中的角色

随着全国范围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不断深化,我们对后疫情时代传播格局的展望也有了一种紧迫感。从整个信息传播格局来说,疫情期间人们可以显著感受到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微博为代表的公共社交平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基层媒体融合传播的创新与思考——以三家县级融媒体中心抗疫报道为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考察县级融媒体中心融合传播表现提供了契机.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抓取分别地处中国东中西部的三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疫情期间主要新媒体平台的传播数据,综合分析其传播平台、信息来源、呈现方式、新技术应用、传受互动、服务受众等方面表现,考察其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疫情严重程度、投入和技术水平皆有所不同的情况下融合传播的创新与不足.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传播链条中既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也在传播效果、技术、体制等方面存在亟需改进的问题.     

疫情信息传播的特点及注意事项——基于微媒体平台的分析

微媒体平台的交互性传播模式,加快了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体现出全天候、全介质、全覆盖的传播能力。随着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APP)等新兴媒体的发展,以“微”“小”为特征的“微时代”(Micro Era)到来,基于微信、微博等微媒体平台的微内容(microcontent)成为受众在碎片化时间接收信息的主体。微媒体平台的交互性传播模式,加快了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微信、微博和抖音平台的疫情信息传播体现出了更明显、更灵活的时效,性,体现出全天候、全介质、全覆盖的传播能力。     

并肩战“疫”中的新媒体力量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发展与防控中,不仅有成千上万医务工作者的奋斗,更有大量新媒体力量参与其中,对整个战"疫"过程作出全方位报道,及时提供准确、客观的疫情信息。从网络线上到线下、从电视媒介到智能手持设备,新媒体开展的疫情新闻报道,已经覆盖到各个地区、不同领域的信息传播,也在全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役中,起到重要的新闻信息支持、舆论导向作用。     

从“山东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看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

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跨界、融合与创新带来了社会秩序的重构与话语权力的重组,可以说是受众在大众传播中的一次"狂欢式"革命。但以"5·28山东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为例的诸多网络乱象表明,面对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和信息传播形式,我国网民从技术上和心理上都尚未做好准备。新媒体的传播特征不断挑战着民众既成的媒介使用能力与习惯,而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显然没有跟上该平台影响力与传播力前进的脚步。为了促进网络和谐社会的建设以维护现实和谐社会的发展,提高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