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加拿大引渡程序之异同

根据我国与加拿大的引渡法,理论上可以直接进行引渡。但是,两国在引渡的条件、具体步骤与批准主体、引渡的临时强制措施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故而对直接引渡产生了障碍。因此,应尽快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为两国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奠定法律基础,以适应两国刑事司法合作的需要。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引渡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引渡问题是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刑事司法合作中的重要内容。双方在引渡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通过双边引渡条约的签署和适用,初步建立了刑事司法与打击犯罪的合作机制。在刑事司法协助、警务合作、情报交流、案件协查等方面尚应加强,在引渡制度方面尚需完善。     

引渡制度的若干新发展

针对在现代引渡制度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基本原则，至今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国际社会不断出现新形势下，为适应打击跨国犯罪的需要，不少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已对传统引渡制度做出了变通规定，及我国颁布《引渡法》较晚，且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为了有利于成功地实现引渡合作，对引渡制度新发展做了简要分析，并借鉴西方国家引渡制度对完善我国的引渡制度提出了自己的一点建议。     

浅谈引渡制度

引渡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国家间开展司法协作，打击跨国犯罪有重大意义。本就引渡的概念、引渡的规则、引渡存在的问题及我国的引渡现状等作了综合阐述。     

我国《引渡法》与国际条约的冲突及其完善

《引渡法》施行的20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我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引渡实践也愈加复杂。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我国《引渡法》和引渡国际法的冲突逐渐显现。我国引渡国内法同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内容存在许多矛盾,例如,我国同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中体现的“死刑不引渡”原则在我国《引渡法》中没有明确体现,出于政治动机或者目的的严重犯罪不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保护范围内,多个双边条约中出现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和简易引渡程序在我国《引渡法》中均没有明确规定,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我国引渡实践顺利进行,间接影响我国同其他未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国际上关于引渡制度的立法和做法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迪,在结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之上,完善我国《引渡法》,以期更好接轨国际,促进我国与国际的刑事司法合作,使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引渡活动顺利进行。     

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透视跨国有组织犯罪

当今国际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相互转化日益频繁,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不应将目标局限于反恐合作,还要推进禁毒、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多领域的司法合作。这不仅是由于几种类型的国际犯罪相互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更是由于国际法律机制需要一个完整的自洽性结构以提升组织自身的运作效率。因此解析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与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共生关系,基于现有国际反恐警务合作机制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的基础之上,寻求更为完善的全面反恐机制是问题的核心。     

论引渡制度

引渡制度是一项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制度,也是国家有效行使管辖权和制裁犯罪的重要保障.在国际法上,国家没有必须引渡的义务,引渡的法律依据应为含引渡条款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以及相关国内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颁布施行,为中国国内有关机关处理中外之间的引渡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论我国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障碍及其解决方案

刑事司法协助是一国司法权的有效域外延伸,具有重要的外交和司法价值。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犯罪的增多与国家间交往的扩大,使得作为打击跨国犯罪主要合作手段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起步较晚,但发展比较快,不过也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探索、解决。     

简析"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

“政治犯罪不引渡“是国际引渡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之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犯罪不引渡正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这也是世界融合的一种表现,这有利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进行,更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国际法引渡规则的演进与我国现实的选择

近年来,国际法引渡制度有了重要发展。坚持条约前置原则的国家,也允许依据互惠原则开展引渡。双重犯罪原则出现例外规定,死刑不引渡成为基本原则,政治犯罪不引渡范围被限制。面对引渡规则的变化,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措施。     

在安全与自由之间——欧盟反恐法律述评

以安全与自由兼顾为评判标准,欧盟反恐法律对恐怖主义犯罪实行相对主义的非政治化、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加强反恐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以及确定恐怖主义犯罪中法律实体责任的规定,有利于防治恐怖主义犯罪,对国际社会完善反恐法律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人权条款的使用必须谨慎、适当,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或者起诉义务所附条件的规定宜排除以提出引渡请求作为前提条件的做法。     

中学生信箱

浙江李刚同学问：什么是引渡?答：引渡是指一国把在该国境内因被他国追捕、通缉或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处罚的行为。有权请求引渡的国家是:(１)罪犯国籍所属国;(２)犯罪行为发生地国;(３)犯罪受害国。引渡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自由决定的事。根据国际法,国家并没有引渡罪犯的义务,但如果国家之间签有双边或多边引渡条约,相互承担引渡的权利和义务,则应履行条约义务。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是否向他国引渡,则完全由一国按照国家主权范围自行决定。引渡对象限于战争犯、国际罪犯和某些重大的刑事罪犯,并且必须是请求…     

“本国国民不引渡”下外逃腐败罪犯引渡制度的完善

文章通过比较研究各国对本国国民引渡问题的立场及确定国民身份时间节点的规定,结合我国国内法相关立场和我国有关引渡条约的规定,并考虑“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与各国宽松移民政策的综合作用和腐败犯罪罪犯参与投资移民的便利条件所导致的利用该原则遮避、减轻应有法律制裁的情势,提出对该原则加以修正的两种方案,即对“不引渡”本身或对确定国民身份的时间节点作出灵活规定,以期为我国有效惩治、打击腐败犯罪罪犯提供制度支持。     

论国际法上引渡制度的新发展

引渡制度主要包括：死刑犯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和双重犯罪原则等。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加深,国际犯罪越来越暴力化、多元化,传统引渡制度难以适应国际社会不断发展和打击国际刑事犯罪的需要,其基本内容都得到了新的调整和发展。引渡制度的新发展对我国引渡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也为国际法的新发展带来了新的课题。     

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加拿大是最早与我国进行刑事司法合作的西方国家,但由于赖昌星案件的负面影响,双边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发展速度迟缓。目前,在两国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中,有关引渡、移管判刑人以及犯罪资产分享等内容均没有任何涉及。因此,两国应当借鉴西方其他国家与我国签订相关协议的经验,加快上述三项内容的协商并签订条约,以完善中加两国刑事司法协助制度。     

我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对策思考--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制定了一系列刑事司法原则以及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以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为中心目的，为世界各国构筑了国际合作的法律平台。根据我国的有组织犯罪的情况，我国应当在吸取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加强有组织犯罪预防、完善打击有组织犯罪立法、加强司法制度建设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积极探索，从而在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主动应对。     

我国引渡制度现状和完善

《引渡法》是我国引渡制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引渡单行法律,体现了我国引渡法制化、规范化趋势.目前,我国签署的双边引渡条约数量较少,同西方国家的引渡合作并不顺利.为适应国际引渡制度的发展,需要对我国引渡法的原则和程序各方面进行修正,并从人权保障角度完善引渡制度.     

我国引渡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结合国际引渡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引渡立法:一是妥善处理国内引渡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在国内立法中规范政府在缔约谈判中的变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二是顺应国际公约精神,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避免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矛盾;三是在&lt;引渡法&gt;中设立简易引渡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和适应数量剧增的国际引渡合作需要;四是细化对“被请求国就准予引渡附加条件“的回应制度,以及时有效地引渡和惩治外逃犯罪嫌疑人.     

新时代我国反腐败追逃的经验与完善——聚焦于“百名红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按照"天网"行动的统一部署,我国公布了100名红色通缉令人员,加大全球追逃力度。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截至2018年7月28日,已有54名"百名红通"归案。通过对"百名红通"人员归案情况的分析,目前我国反腐败追逃措施以劝返、缉捕为主,少数适用遣返,但没有成功引渡的案例,一个重要原因是腐败分子出逃时多选择与中国尚未签署引渡协议的国家,甚至是没有建交的国家。从长远的观点看,利用他国有关法律适用遣返措施并建立健全双边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以追赃促追逃,对防逃、追逃工作意义重大。反腐败追逃的过程不仅能实现惩治和威慑腐败犯罪的目的,同时也可推动我国国际刑事法律合作的完善,有利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同国际接轨。     

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性障碍及解决对策

当前,犯罪的国际性和跨国性需要国与国之间开展国际司法协助,但是我国在惩处外逃罪犯、打击跨国犯罪以及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却存在着制度层面的障碍,中加刑事司法协助面临着同样的制度困境。开展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对指导中加刑事司法协助立法和司法实践,破除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障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