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墨子》的“非命”对儒家之“命”的批判

《墨子》中的“非命”思想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儒家的“命运论”于人、于社会都是不利的.本文试图全面把握墨家“非命”思想对儒家“命”观的批判,并指出其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以《论语》论"命"为例探讨孔子思想的内在超越性

“命”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统摄人类生活的全部。《论语》中论述了孔子及儒家对个体自然之命的珍惜、对命令及使命的重视、对命运及天命的把握。在对“命”的论述和把握中,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处理自我关系、群己关系以及天人关系的方式,而这一过程,也是孔子及儒家走向超越的过程。     

孟子与儒家——命与道德自主

孟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是其代表著作.本文试根据《孟子》原文解读孟子“命”的内涵,分析孟子对待命运的态度及对道德自主性的强调,从而阐述孟子对命运与自主之间关系的看法.第一,孟子认为“命”的主要性质与特点是“命”的限制性、“命”的不可知性和“命”的外在性.第二,孟子对待命运的态度是强调不应让道德实践受到命限的影响,应当重视自身的道德自主性.第三,孟子认为不可改变不可预测之命与人的自主性是分立的两个部分,即“求在外”与“求在我”;君子能够将“命”之限制作为彰显内在德性的一个契机,即君子能够“见命知义”,彰显一种承担精神.     

中国古代“力命之辩”论略

我国古代的贤哲们，对于命运问题的讨论，是用“力”和“命”这两个概念及其二者的关系来展开的。所谓力，即人力，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指人生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命，就是命运，所谓“力命之辩”，就是关于人生吉凶相祸、生死贵贱是在于命，还是在于力的争论；换句话讲，就是关于人生主体对客观存在的命运能否认识、抗争和改变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歧义之说颇多。今天对其中主要的观点作些梳理，由此厘定出中华民族传统人生态度的精华，用以启迪和教育当今人们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人生态度，很有现实意义。一、儒家的轻力贯命在力和命…     

生存与超越——对孔子和庄子待命之探究

在古汉语中,命有命令、命运、生命和命名等词义。《论语》中关于＂命＂的论述有二十多处,《庄子》中关于＂命＂的论述也超过七十次。针对不同词义的＂命＂,孔子和庄子给予的理解不尽相同,开出的待命之方也迥然各异。＂命＂与生存息息相关,对＂命＂的认识不同,待命的方式不同,是孔子和庄子、儒家和道家生存方式不同之体现。     

先秦儒道天人观辨析

“天”、“人”是先秦儒道两派重要的哲学范畴，两家对“天”的理解各不相同，但都承认“天”的主导作用；在天人关系上，儒家主张人为用世，以应天命，而道家则主张无为弃世以顺天命，从而形成了“归仁养德”与“顺天从性”两种中国传统的人格理想。     

“时”义解析及阴阳、道、儒相关思想之比较

“时”作为一个特殊时间概念,其产生与阴阳家关系密切,在道家它也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在这两家思想中,“时”本具浓厚的自然命定论色彩。儒家接受了“时”概念,但努力排除其命定论因素,强调人的主体能动精神,以彰显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道德理性,从而形成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自强不息的积极人格自觉。     

在宿命与立命之间——李绂对晚明清初命运观的调和

为调和当时思想界宿命与立命的紧张关系,李绂提出了“有定之命”和“无定之命”的概念.而要理解其背后的思想史状况,必须将其放到三个脉络中进行考察:其一,李绂的生命历程(生命史);其二,清初陆王思想的系统梳理(思想史);其三,晚明清初的善书运动(社会史).李绂提出的调和式命运观,既解决了儒家命运观的紧张,也为明清善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助力.     

老庄生死观探微

无数的事实说明,人们越不安于死之必至的命运,其承受的内心痛苦也就越大,因为,死亡的降临决不会因为人们的不愿意而改变。在说服人们安于必死之“命”的方面,中国古代的道家学者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其基本观念是:人们超越生死、获得临终前心安坦荡的关键,在觉解生死之本质,从根本上意识到自我之生死皆由“命”而定,非人力所能改变。     

“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唐顺之之实学及其转向的思想史意义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学术思想界开始出现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经世意识相结合，“体用并重”、“内圣外王兼治”的思想趋向，并形成涌动一时的实学思潮。在明代学术思想的这个嬗变历程当中，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及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尤其是唐顺之“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的实学思想阐述，在赋予形下意义的“技艺”之形上理论说明的同时，也使得原本在儒家意识中处于紧张的“德”与“技艺”得到了缓解，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在思想史中的特有意义。然而此后唐顺之的思想叉发生了转向，转向于专注于儒家为己之学的内在探求，从而展现了儒家思想在走向近代之途中的困境和局限，而这也是唐顺之学术的另一层的思想史意义。     

评先秦哲学中的命运观

如何对待命运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生智慧问题，命运观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的重要思想。大约从孔子开始，命或天命问题就与人生哲学结合在一起了。在先秦哲学中，形成了以儒家的知命观、道家的安命观、墨家的非命观为代表的三种典型的命运观。先秦哲人对待命运态度基本上是理性的，强调人应在命运面前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主流。     

论中国古代的语言美学观

在全球化日益高涨的今天,在大力引进和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和学术思想成果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国本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宝贵遗产。文章拟对我国古代美学中的语言美学观作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以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世界性和当代意义。从中国古代语言美学观的内在构成看,可以将这方面的诸多理论归纳为儒家、道家、禅宗、诗家四大派理论,即儒家的“文质彬彬”、道家的“言不尽意”、禅宗的“不立文字”、诗家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经世致用”与“通经致用”观念再议——以晚清湖南今古文经学论争为考察

“经世致用”或“通经致用”是儒家伦理中的一个本有之义,也是春秋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然而“经世致用”并不完全等同于“通经致用”,“通经致用”更强调了“以学术为治术”中文本的重要性。晚清以来,在近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湖南舞台,“通经致用”观念下,今、古文经学的论争尤为引人注目。儒生“治术”上的南北异辙,折射出他们“学术”上对六经的差异诠释。     

从中国教育史角度看儒家德育思想的“生命力”

对待与现代德育存在着渊源承接关系的儒家德育思想，存在着两种引人注目的观点，即“道德重建论”与“儒学复兴说”。虽然，以上两种观点在思想方法上都是不可取的。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人类历史化遗产，我们需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尽管儒家德育思想存在着它历史的落后性，但是，现代中国毕竟是古代中国的历史的逻辑发展结果。无论从“德”的观念与儒家德育的发端，还是从“坑儒”到“尊儒”，无不体现着它的全命力。存在其“德政”、“人性论”等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承接着古今中国。对待中国儒家德育思想，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扬弃中承传。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家庭结构——以《儿女英雄传》为例

文章以《儿女英雄传》为例，从“父亲的地位”和“礼的的地位”两个角度阐述中国儒家伦理影响下的家庭结构。“父亲”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的传统家庭中，除了高高在上的地位的体现，其意义还体现在家庭的继承关系上，包括生殖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和儒家伦理道德的继承关系。通过对《儿女英雄传》中纳妾、婚礼仪式等的分析，阐明儒家伦理中的“礼教”观念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山理。     

金岳霖与冯友兰命运观的比较研究

金岳霖和冯友兰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以新实在论的哲学立场和逻辑分析的哲学方法,重新诠释传统理学的重要范畴,建立了各自的形而上学体系,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冯友兰作为现代新儒家已是不刊之论,而金岳霖的学派归属则存在着新儒家和新道家之争。命运观是金岳霖和冯友兰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金岳霖和冯友兰对“命”“运”概念之内涵的规定以及性与命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基本相同的,只是在某些具体的表达或解释性环节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为明确金岳霖哲学的儒学性质奠定了理论基础。     

浅析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历史作用

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六经皆史”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他这一学术思想,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迄今为止,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即“六经皆史”说是否是章学诚首创及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六经皆史”是章学诚的首创,这个史学思想既包含有积极因素,又有弊端,必须辩证、客观地评价。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周书》三《训》人性观考论

三《训》人性观在继承儒家性自“命”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人性为“丑”．主张性有“好恶”。其人性观属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性恶论。三《训》还认为通过“因”性施教、“因”性分次等方法,可以解决性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     

原道理论与原道文学

中国古代原道文学思想的发展 ,可溯源于先秦儒家学派,刘勰则第一个以此标上。其后,韩愈、章学诚各有《原道》一篇,形成了“原道”文学理论的基本体系。与原道文学理论之发展相应,原道文学是中国古代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三篇有《原道》是原道文学理论的三块基石,它们揭示着原道文学的实质,故又是原道文学的理性表现。原道文学理论和原道文学的发展,以对“道”的阐释和表现为核心,并与当时文学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在文学史意义上,三篇《原道》皆有的放矢之作,以矫一代文风为务,表现了原道文学的现“道”宗旨,但各具针对性;在哲学基础上,三篇《原道》之“道”或归儒道,或依儒道而出儒道,故对原道文学的现“道”宗旨有不可忽视的导向性,但对“道”的阐释因时因用而导,各有圭臬;在对“文”之作用的认识上,三篇“原道”皆以“文”为“明道”之“文”,突出了原道文学中“道”的地位,但在具体看法上见解不同;在“道”的表现上,三篇《原道》皆认为“道”是“文”之“道”,强调了原道文学中文辞和文采的意义,但对“文”的审美追求大异其趣。对原道文学理论和原道文学现象,本文旨在明其源流,发其精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