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南朝宫体赋中的美人书写及其审美意趣分析

宫体赋是南朝赋家、赋作题材向贵族宫廷化回归的典型,体现着南朝文人整体的创作心态与审美风尚。在美人书写上呈现出两条并行的路径：一即美人身份的不断下沉;二即美人描写的弱化与美感构筑的强化。赋家将美人作为宫体赋写作的主要对象,既满足了宫廷贵族日常生活消遣娱乐的需要,又迎合了以统治者为首倡导的重“篇什之美”的审美风尚。赋中对美人“氛围感”的精巧营构、对男女情爱的直言书写,或有“肤脆骨弱”之嫌,但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却是对一直以来以“扬诗守礼”为审美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写情”类题材赋作的新突破。     

论建安游宴诗与五言诗成立的关系——以木斋相关研究为中心

游宴诗的出现是中国文人第一次群体性写作.在汉赋的时代继承中,建安文人在多元的尝试下,寻求到五言诗的写作形式.由汉到魏的文学演变过程,可称之为“赋的诗化”之演变,形式上的诗化、内容上的抒情化以及表现主题的多元化.此时赋作篇幅短小精悍,内容从汉赋的宣德尽忠的经学传统,转变为个体生命情感的书写,摆脱政治的附庸.五言诗作为一个新兴的文体,继承了赋体的变革并超越赋体的成就,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的新时代,从而造就出“古诗十九首”的冠冕之作.     

承东鲁遗风 谋树人大计——文登教育发展巡礼

文登历史悠久,自古就有“文登学”的美誉。当年秦始皇东巡,曾在此召集文人墨客登山吟诗作赋,为之歌功颂德,留下“文人登山”的传说,“文登”由此得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一位颇受争议的文人,元好问肯定了潘岳的《闲居赋》,却否定了潘岳的人品。其实,无论从作品内容还是潘岳本身经历而言,《闲居赋》不可能是一篇“高情”之作。     

“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辨

北朝魏收提出“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南北朝时,作赋须有以下之“才”：作赋须有讽谏之才,作赋须有宏大构思并形成规模效应,作赋须有纪实之才,作赋须有用典与征引之才,作赋须有运用音律之才,作赋须有铺张［扌离］丽之才;作赋还须有诗歌才华。汉时作赋还须有文字学之才,但后世没有推广开来。其实．南北朝作赋须有之“才”,就是指当时赋的基本特质,各个时代赋的基本特质是不大一样的。     

登高望远 情意无限

古代文人喜欢登高望远,更喜欢登高作“赋”。翻开中学课本,登临之作俯拾皆是。古诗词中登高之“高”,不仅限于登山,还有登台、登楼、登阁……登高而能望远,望远而致思深,因此,虽说登高的形式有别,但登高的意义却相似。登高望远,万里江山尽收眼底,万千情思涌上心头。     

"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辨

北朝魏收提出“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南北朝时,作赋须有以下之“才”：作赋须有讽谏之才,作赋须有宏大构思并形成规模效应,作赋须有纪实之才,作赋须有用典与征引之才,作赋须有运用音律之才,作赋须有铺张［扌离］丽之才;作赋还须有诗歌才华。汉时作赋还须有文字学之才,但后世没有推广开来。其实．南北朝作赋须有之“才”,就是指当时赋的基本特质,各个时代赋的基本特质是不大一样的。     

建立汉赋散化体制的枚乘赋风

骚赋出,衣被辞人,产生纵贯两汉的骚赋之流。这种情形并非仅限于骚赋,两汉文人善寻楷模,以之为启我的创作规范,倒不在意继承乃为创新。西汉赋家中,枚乘率先获得这种殊遇,他的《七发》问世,继作者接踵摩肩,形成所谓的“七体”。三国时,被人誉为“才高八斗”的曹子建还在说:“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驷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七启序》)。他未能遍举汉人的“七体”之制,但就此而论,也足以看出《七发》在文坛上的深远影响。今传枚乘的赋,《七发》外尚有《梁王菟园赋》、《柳赋》,不过能够显示他的创作实     

鸟萃兮苹中——屈骚禽鸟意象书写及投影

屈原放于江南之燮,忧思罔极,“凤凰在簸兮,鸡鹜群舞”,冤屈自抑“因归鸟而致辞”,诗容、情感浑然一体,更引“鸟萃兮苹中”表达悲愤郁结之情志。汉以后,文人钟情于“善鸟”“恶禽”以比忠谗的寄托,贾谊《鸟赋》忌寓群小蔽贤的丑恚。此后历代文人情深于屈骚,梁沈约《天渊水鸟赋》,晋傅咸《仪凤赋》、顾凯之《凤赋》、弥衡《鹦鹉赋》、曹植《自鹤赋》,唐李白《大鹏赋》、杜甫《雕赋》、王勃《寒梧栖凤赋》、皇甫涅《鹤处鸡群赋》,宋秦观《叹二鹤赋》。明王世贞《二鹤赋》、杨慎《凤赋》莫不延续禽鸟意象思维。     

朝鲜文人对李攀龙诗文的接受与批评

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之诗文传到朝鲜后,朝鲜文人以阅读其诗文、次其韵等方式表达了对其作品关注和欢迎,同时也对他的诗文及理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评。多数人对他的复古理论、创作风格、总体成就持赞誉态度,肯定其在明代文坛的领袖地位,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理论和创作提出指责。虽然朝鲜文人的评价多受中国文人的影响,但这些褒贬不一的批评是对中国李攀龙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对李攀龙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汉代的社会风气与说理散文

由于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引起了汉代文人学者的不满,风俗批判成为汉代说理散文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使得本时期说理散文的内容呈现出鲜明的“嫉俗”倾向,并为之涂上了一层浓郁的民俗底色,也带来了较强的时代感。     

立言不朽——清中叶通俗小说的文人化与小说观念的变化

清代中叶,大批文人以通俗小说来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理解,通过小说世界的虚拟来抒写自己的抱负,表达自己的牢骚与感伤,通俗小说成为文人表现自我的重要媒介。传统诗文的抒情言志因素被引入通俗小说,使得通俗小说具有了文人品格。文人们将通俗小说视为"立言"之一种,当作可以藏之名山的著述。这些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被称为"文人小说"。清代通俗小说的文人化进程也是通俗小说走向真正的独立成熟的过程。     

“湘乡派”再论

桐城派古文发展到曾国藩实现中兴,曾国藩以其政治影响力、系统的古文创作主张和强烈的立派意识网罗了大量人才,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古文创作群体。20世纪初,文学史家对这一群体的命名经历了一个过程,仍然存在争议。文章系统归结了早期文学史家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状貌,认为以“湘乡派”来概括这一群体不符合文学史上文派命名的规律,应当以“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来概括这一群体比较客观。     

论周作人的散文源流观

周作人的散文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他的散文观念是发展的：早期主要以英国小品文为模范,后到晚明的传统中寻根,直到认为现代的理想散文应当是既有外援又有内应,他的散文逐渐从简单走向成熟。这一成熟的散文理论是在对五四启蒙精神的认同和反思的背景中形成的,他将自己对西方个性主义的向往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为文方式融汇起来,在散文理论及创作领域内成功示范了如何协调矛盾的甚至是异质的文化因素。     

情深意笃,亦师亦友——杨慎与张含的交游及其影响

杨慎是明代嘉靖时期著名的学者、文人。他被贬谪云南后，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文人集团，通过广交文友、教授讲学、诗文唱和等方式对云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杨慎与云南文人张含的交游甚早、甚深、甚久，其诗文观对张含的影响也很明显，使云南文学家在受到了外来的文学观念方法影响的同时，渐为许多中原和长江流域等主流文学区域文人所知晓。     

吕祖谦《古文关键》中散文理论探析

吕祖谦是南宋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文章试以作为文学家的吕祖谦为研究对象,围绕吕祖谦的关于《古文关键》的散文批评理论进行全面的分析、阐述,认为其散文批评理论主要体现三个特点:讲求艺术构思的创作论、追求艺术风格的鉴赏论和讲求实用事功的散文批评论,以呈现吕祖谦在散文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和对后世散文创作的重要影响。     

袁桷与元代散文创作

元初文坛占据主流的是以北方文士姚燧为代表的汪洋恣肆、雄浑刚健的文风;元仁宗延祜之后,袁桷的散文地位上升,其平易自然、含蓄清丽的风格成为主流。这种风格为南方文士虞集、欧阳玄等人继承并有所发扬,在元代散文中影响深广。     

论元人山水散曲与元代山水画的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代文人崇尚山水之风由来已久,于元代尤为炽烈,并集中表现在描写山水景致的散曲作品和大量山水画作中。由于元代文人生活极为苦闷,对现实充满了无奈与恐惧,使得他们把目光和感情转移到大自然之中,寄情山水,挥毫泼墨。共同的社会感受使个体情感具有了趋同性。相同的时代精神．趋同一致的文人心态,加之“诗画一体”——文学艺术本身的共通性,造就了元代山水散曲与山水画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琦君饮食散文文化意蕴探析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一种书写饮食的传统,中国台湾作家琦君也不例外。她的饮食散文清新雅致,充满温情,字里行间透露着她的种种情思和对人生的感悟,同时也蕴藏着传统文化精神,地方传统习俗等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