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经学思想初探

胡宏提出经所以传义的思想,重理义、重道是胡宏经学的显著特点;由此批评汉学章句训诂之末;主张经史结合,把义放在经史之上;重"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其地位在"六经"之上。胡宏的经学思想体现了时代思潮的转向,为宋学与理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宋翔凤经学思想研究

宋翔凤是常州学派里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舅父庄述祖今家学，并对龚自珍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虽然试图用今经学的理论重新解释经学问题，但由于生活在古经学盛行的年代里，故而治学带有浓厚的“朴学”特点。他以朴学方法治经学，难免存在穿凿附会的缺点。     

蒙文通经学思想的特点

蒙文通经学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继承廖平,阐发师说;重视传记,经表传里;因经以明道,义理与证据不偏废;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其中的某些特色,即使在整个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也是很鲜明的,由此体现出蒙文通经学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值得认真探讨和深入发掘的珍贵思想文化遗产.     

李贽的经学批判思想初探

反理学思想家李贽以"童心"说为理论基础,敢于挑战明代程朱官方经学的统治地位,要求人们摆脱理学框架的束缚,以童心破除儒家经典的权威;提出"六经皆史"的思想,反对神化经典,还原儒家经典为平常之书;并站在童心说的立场,不受经典束缚,批判以程朱经说为代表的传统经学,反对以孔孟既定的"刊定死本"的说教,成为批判传统经说的思想启蒙者.     

王充经学思想探微

王充不仅是东汉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而且是重要的经学家。他本着"疾虚妄"的精神,破除俗儒附会于"五经"的神圣光环和怪异色彩,力图恢复其本来面目,并提出博古通今、兼采百家的治经理路,是汉代经学研究中颇具活力的一支力量,在汉代经学史上独树一帜。     

试论刘师培的经学思想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文化的终结与反思,也是中国新文化的萌芽与开始。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份,而且非常重要。当时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学值丰富,思想锐敏,洞察过去学术的成就与症结之所在,又憧憬未来新知的前景与光采的照人。热情洋溢,积极主动,谈史实则鞭辟入微,培幼苗则小心讲理。从而写下了不少斑驳陆离的专著和篇章。回顾这段历史,章炳麟、刘师培、黄侃、范文澜等则是当时的佼佼者。正如章炳麟早年与刘     

经学苑中的哲学花——读杨燕《〈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

儒家哲学的发展演化自来与经学联系紧密,就好像是在经学的土壤中培植出来的一个大花园,不同时代、地域及流派的儒家哲学思想于其中争奇斗艳,繁盛而又热闹异常。而朱子学无疑是其中尤为璀璨华美的一枝牡丹,历久弥香,常看常新。近读杨燕博士所著《〈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对朱子学的这     

变化的和没有变化的

这个世界似乎变化很多，这个世界又有些东西难以改变。似乎这就是明的传承与演化。     

论朱彝尊治经学的方法与思想

清初学者朱彝尊治经学不同于当时的经世学和考据学的学者,而是以文献学的方法和著录的方式对中国经学史料进行汇辑,试图建构经学史的体系,完成了《经义考》的巨编。他的经学思想是较为守旧和特殊的,关于儒家的道统承袭汉儒的观念,关于某些经学问题的认识墨守汉唐经师之论,关于宋代理学的批判则缺乏精微的思辨和深刻的学理。因此他在清初难以适应新的学术思潮,然而其《经义考》浩博丰富的内容及建构的经学史体系,在中国经学史上确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我们应对它重新认识与评价。     

国学和巴蜀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读《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

蒙文通先生(公元1894—1968年),四川盐亭人,是著名国学大师,也是巴蜀文化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在现当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先后执教于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蒙先生学通儒、释、道三家,于经、史、诸子都有深入研究。不仅在史学研究、在道家道教研究、在佛学研究、在古地理、古民族、古气候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儒家经学、理学研究方面亦深有造诣。学术界对他的思想也颇有涉猎,但多在其上古研究和史学及道家道教等领域的见解上用功,而于其儒学思…     

刘宗周与晚明儒学

刘宗周（１５７８－１６４５）,字起东,别号念台,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明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成进士,以行人司行人累官至顺天府尹、工部侍郎。他为人清廉正直,操守甚严,立朝敢于抗疏直言,屡遭贬滴,不改其志。明亡之次年乙西（１６４５）,清军南下入浙,他在家乡绝食殉节。观其一生,从政时间很短,多半生从事于讲学育人,故其弟子遍天下,而以黄宗羲、陈确、祝渊、张履祥等最为著名。 学术上,刘宗周“于《五经》、诸子百家无不精究,皆有所论述”,①堪称为宋明道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和有明三百年学术之殿军…     

刘巨容祖籍考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祖籍至少是其祖父以上的居家所在。刘巨容（826～889年）是唐末名将,被奉为江西、安徽、湖北以及天津等地刘氏的先祖。迄今发现的诸刘族谱里多记载刘巨容为“世家南京滁州琅砑”,而正史则记载“刘巨容,徐州人”（《新唐书》卷一八六）,     

《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序

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朱熹思想研究 ① 与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一样 ,犹如雨后春笋 ,蓬勃发展。大凡朱熹的思想、哲学、文学、美学、史学、自然科学、教育学等等 ,均有专著问世 ,可谓盛矣 !今蔡方鹿教授独辟蹊径 ,撰成《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 ,而独树一帜。虽周予同教授于 192 9年出版《朱熹》一书 ,其中第四章为《朱熹之经学》 ,然其成书年代较久 ,且较简略 ,有必要予以重新诠释 ,揭示朱熹经学诠释学所蕴涵的本意。蔡方鹿对此课题可谓“仰而思之 ,夜以继日” ,其不怠 ,常百倍其功 ;其不懈 ,犹日月之行。“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明清时期早期启蒙思潮论纲

从对明清三大学术思潮即明末心学、乾嘉汉学、近代新学的分析研究，可以认定明清学术思潮的特质，是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和探索。其特点是出现了由心性学到考据学到政治学关注亮点的形式变异，由启蒙到学术到救亡目的追求的转移，以及由起到落再到渐起的波浪式发展的态势。     

Performing Imperial Masculinity in British Theatr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atrical representations of India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wo stage productions, Ramah Droog (1798) and The Cataract of the Ganges (1823). It argues that whilst the plays may have intended to deploy India as a space upon which to outline a militaristic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bourgeois gender norms, they in fact reflected contemporary anxieties about the fragility of British imperial masculinity. Moreover, it proposes that though theatre directors sought to impress upon audiences a sense of imperial dominance over the subcontinent through the deployment of visual technologies, such attempts were not wholly successful, with spectators having the capacity to deconstruct the façade that lay before their eyes.     

柳宗元与永州

站在潇水岸边这个叫白萍洲的地方,身后是永州古城,我猜想:在1200年前的公元805年,冬季的那个下午,柳宗元是否从这个青石码头上岸?"“永贞革新”失败后,33岁的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带着70岁的老母和堂弟,一叶扁舟,赶赴永州。永贞元年(805年)正月,顺宗即位。他在东宫20年,比较关心朝政。唐顺宗即位时已得了中风不语症,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等人进行改革,二王原先都是顺宗在东宫时的老师。他们和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集团,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推行“内抑宦官,外制方镇”、…     

宋初僧人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以释智圆和释契嵩为中心的考察

<中庸>是儒家重要的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包含了先秦以来学术界共同探讨的天命、性和道等一系列重要的哲学概念,是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一种道德实践原则和处世待人方法.尽管儒家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但在唐代以前,除梁武帝作<中庸义疏>外,<中庸>并未引起儒家学者的重视.中唐以来,韩愈、李翱为复兴儒学,在哲学领域内对抗佛教,遂对中庸思想进行了阐发.宋代时,<中庸>成为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儒家关注的重要话题,成为除五经之外弘扬儒学思想新的重要典籍之一.既然<中庸>对振兴和弘扬儒学如此重要,那么在唐宋思想转型中,宋代僧人对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如何?对宋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学术指向?目前的研究尚显薄弱,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以宋初名僧释智圆和释契嵩为主,探讨了宋学形成前僧人群体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从宋代中国哲学思想史发展的历程来看,智圆、契嵩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对于提高儒家理论思维水平,探究事物的本原和规律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种认识与回应也为宋代学术界提出了重建社会秩序与思想秩序的一种策略,昭示了后来中国思想世界中主流知识、思想与信仰的走向,而相当多的宋代士大夫尤其是宋学中的理学派,对这种走向与策略表示认同.     

佛外說佛——讀經漫言

佛教徒服務社會、濟度世人的行為是有教義做理論基礎的,并不只是一般宗教性的善行而己.佛教徒的主要修行德目是六波羅蜜(六度)與四無量心.     

从“挽草为业”说起

风景秀丽的长江三峡东段,有一段宽阔谷地,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即建于此。坝下十多公里处,便是我出生的地方。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说起,我们祖上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时从江西迁来的。先祖到达这里时“挽草为业”,白手起家,父辈常以此事教导我们。在外地学习工作,时常想起家乡的人物事迹,山水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