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十个海子》赏析

诗歌是诗人人格的逼真传达，诗歌是诗人气节的生动显现，诗歌是诗人人性的婉曲诉说，诗歌是诗人志向的执着坚守。正因如此，故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诗者．持也，持人性情”。诗人海子于1989年3月14日凌晨3点至4点创作出《春天，十个海子》（见卷首），12天后即卧轨山海关，“诗人之死”可谓人清志高，笔者细读此诗，追念诗人，笔不由己，思不由己，恳请同仁专家指正。     

“月明归梦遂成迷”-高启笔下的诗梦意象及发生原因

诗人高启在其入明后的诗作中，写下了大量“梦”诗，这些诗“梦”意象寄托着诗人的自我情感与心志，成为诗人抒发性情的依凭之物。明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当时诗人自身的处境与其美学追求，是其梦诗生发的主要因素。     

"月明归梦遂成迷"--高启笔下的诗梦意象及发生原因

诗人高启在其入明后的诗作中，写下了大量“梦”诗，这些诗“梦”意象寄托着诗人的自我情感与心志，成为诗人抒发性情的依凭之物。明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当时诗人自身的处境与其美学追求，是其梦诗生发的主要因素。     

以真达情——袁枚抒情诗的特色

袁枚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其主张的性灵说在清代诗坛影响巨大。可贵的是,袁枚自觉地在诗歌创作中实践了他的主张,他的抒情诗创作“以真达情”的特色,就是性灵说的一个表现。“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袁枚《答曾南村论诗》中有句云:“提笔先须问性情”。在袁枚的诗文论述中,“性情”与“情”是基本同义的。“提笔先须问性情”,首先肯定的是做诗要有情,情之有无是诗之先决条件。在袁枚眼中,抒情是创作的根本目的,真情是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诗是情的产物,情的表现,要“自把新诗写性情”。所以他坚决反对有意识地为政治需要,为炫耀学问或为…     

黄宗羲诗学中的"情"、"性"之辨

诗道性情是黄宗羲基本的诗学观念。黄宗羲充分肯定“情”在诗学中的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形而上的“性”,力求以性统情。黄宗羲的诗学性情论是其学术思想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延伸,与其师承的刘宗周之学有着密切关系。黄宗羲主张“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但“情”、“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风流名士之真性情——袁枚“嫖客性情”之我见

袁枚放浪不羁的私生活颇为当时人及后人所诟病，甚至其性情被人称之为“妓女嫖客的性情”。透过这些面纱，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冲决儒家诗教和理学束缚的、关爱女性的真实袁枚。     

韦应物诗歌对陶诗的继承

中唐诗人韦应物在人格修养和诗歌创作方面受陶诗影响最大，因而文学史上一直将“陶韦”并称。韦应物本人受到陶渊明自然真率之性情的影响，韦应物诗风受到陶渊明诗质实自然萧散恬谈风格的影响，其艺术表现手法和特点亦颇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     

“诗教”新说

“诗教”是我国古代优良文化教育传统。是以诗歌为内容和手段的教育，具有感人心志，移人性情的作用，是融德、智、美育为一体的综合教育。我国的“诗教”传统源远流长；“诗教”具有多种教育功能；弘扬“诗教”传统对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古代“诗史”举隅

中国古代“诗”与“史”的关系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先秦时代诗与史是不分的，诗即是史，史即是诗。清钱谦益《胡致梁诗序》：“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     

清中期“山左”名贤卢见曾诗歌简论

作为清初“山左”诗歌的承继者,卢见曾论诗反对门户之见,主张抒写自己的“性情遭际”,把传达人的性情作为诗歌创作的极致,在清中前期诗坛别具一格;其诗基本内容是写官宦生涯的迎来送往、和贺赠答,以及触物伤怀、故土之思、友朋之爱、风土人情和“康乾盛世”的良辰美景。情感真挚,诗风多样而有意境;其诗学主张和诗歌创作所体现的特点,具有对清代中前期诗歌创作总结和鼎新的意义。     

诗之美·诗之境·诗之作——王士祯“神韵说”要略

清初王士祯标举神韵,通过细读其论诗之语,可以将其“神韵说”的要义提炼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诗之美”是“传神”与“余韵”的结合,第二个层面是“诗之境”是“禅境”与“诗境”的融通,第三个层面是“诗之作”是“兴会”与“性情”的共鸣。由此可以为“神韵说”建立一个包括作者、作品、读者、世界这四要素在内的基本理论框架。     

倾听生命深处的声音——再谈海子自杀悲剧

诗歌是诗人智慧树上结出的花朵，是诗人心中喷出的最精粹的声音。《毛诗序》：“诗，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朱自清《诗言志辨》也说：“诗，持也，持其性情。”无论言志或缘情，二皆出于心，发自于音。好诗维系在灵魂，于生命深处最为感人。笔细心赏读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思绪纷飞，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当处恳请同仁专家指正。     

一个客家隐者的心灵境界——论魏礼的诗学思想

号称“宁都三魏”之一的魏礼有丰富的诗学思想。魏礼论诗,倡“性情说”,继承了儒学之正统。关于诗之体与格,在魏礼看来,诗无一定之体,也无一定之格,作者应因意立格,因事立体。关于诗法,魏礼主张不守故法,不死抱古人的所谓韵律不放,主张“有我”的重要。     

小学古诗词教学“三步法”

一、知诗人，解诗题“知诗人”不仅要知道诗人的名字，还要了解诗人的性情，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创作背景，因为诗人的性情往往能显示出其诗风，而“背景”常常是诗的“产床”。     

体司诗情的切入点

诗歌是抒情的艺术。诗人主观的感情是诗歌的本质、灵魂之所征。闻一多说：“诗是被热烈的感情蒸发了的水气之凝结。”我国古代也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认为诗歌“吟咏性情”，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产物。无论是抒情诗、叙事诗还是写景咏物诗，都或浓或淡或隐或现地寄寓着诗人的主观感情，即使有理性色彩的哲理诗，也常以情促理，融理于情。所以，我们鉴赏诗歌，从本质上说就是体悟诗情。那么，从哪些方面切入呢?     

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读写结合策略的尝试与思考

中华民族历来被称为“诗的国度”。古典诗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中华民族立足世界文化之林的灵魂根本。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其价值不仅在于给人以艺术的熏陶，更能启迪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性情。它以极简练、形象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明丽、动静相宜的画面，创设了优美的意境，表达了深挚的情感，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能“熟读唐诗三百首”，萌生对古诗的阅读兴趣，驰骋于诗的丰富内涵，感受诗的瑰丽语言，一定会得益匪浅。     

“自有之面目”辨--纳兰性德诗论小札

纳兰性德在《原诗》中提出的“诗之本”,论证了他所引用的“诗言志”“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教观,即：所要表达的是以个性为本位的性情论,或者说是其所说的诗之本,关于诗歌创作者独特的“自有之面目”,指出纳兰性德此种诗论的提出是建立在他所要解决的诗歌发展史中创新与积习悖论基础之上的,并进一步辨析“自有之面目”说可能存在的问题。     

况周颐对明词的评价与反思——兼论清人对《草堂诗馀》的评价

清人对明词创作多持否定态度,多有不够允当之处,相对来说况周颐的意见较为中肯。究其原因,明代词学推举性情,重视作品中性情的抒写,浙西、常州词派虽不废性情之作,但于性情内涵以及抒写方式的界定上与明词有根本的差异,他们倡导“醇雅”、“比兴寄托”、“沉郁”之论,反对明词创作中性情抒写俚俗化的倾向,而况氏在性情论上却与明代主情论词学思想存在着一致性。另外,《草堂诗馀》在明代词学建构与词坛创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浙西、常州二派对《草堂诗馀》多持批评态度,往往将明词的衰靡不振、创作中的俚俗化与《草堂诗馀》联系起来,而况氏对于《草堂诗馀》却有着与浙、常二派不同的看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况氏在评论明词时才能不废有明一代词作,并给出中肯的评价。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趣说古代诗人的绰号

一、因诗人的性格或创作风格而起 李白诗飘逸，人称“诗仙”；杜甫诗以典雅著称，被誉为“诗圣”；李贺诗奇崛冷怪，人称“诗鬼”；白居易吟诗成癖，如同着魔，自称“诗魔”；孟郊、贾岛苦吟成性，人称“诗囚”；刘禹锡性情豪迈，意志坚强，白居易称他为“诗豪”；骆宾王喜爱以数字入诗，人称“算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