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美德养成与制度正义安排的内在关联

公民美德与制度正义都体现了自由、平等、和谐、民主、包容等价值精神,表达了人们对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社会和谐的维护。因此,应当将公民美德养成和制度正义安排结合起来,在两者的双向互动中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活力。     

正义美德：大学生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德性维度

正义美德是大学生培育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必要而重要的维度。大学生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有赖于大学生公民个体性的获得与丰富、大学生公民社会性的拓展与成熟、大学生对正义美德的道德确认和价值共识、大学生正义美德的社会实践。     

论作为国家伦理期待的爱国主义美德

爱国主义价值判断是爱国美德的伦理基础.围绕爱国主义价值判断的理解,学界存在"仁爱"和"正义"两种价值视域.倚重仁爱精神的爱国主义价值判断将公民对国家的关切和责任视为一种美德,立足正义原则的批评者则基于"不偏不倚"的道德立场认为公民对所属国家的特殊关切违背了道德平等原则.国家伦理追求国家之善,爱国主义美德必须通过国家伦理...     

马克思、恩格斯对正义的审视

马克思、恩格斯从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近代资产阶级正义观进行了批判，把对作为制度美德的正义的追问由形式上升到实质，从而显示出独特的价值意蕴。     

试析优良学校制度与学生公民精神养成

优良学校制度是影响学生公民精神养成的关键因素之一。优良学校制度不仅为学生公民精神养成提供制度保障、环境支持及实践机会,而且它本身也是学生公民精神养成的重要资源。从公民培养的角度看,优良学校制度建设应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自由、平等、民主等为价值基础：各教育主体的权利界定为关键环节：各利益主体的民主参与为建构方式。     

制度正义和人的自由:解读·观照·路径

制度正义是指社会制度可以充分保障公民的安全、平等、自由等基本权利,有效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自由是人们对客观性和必然性的正确认识,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人的自由与制度正义关系密切,制度正义是实现人的自由的重要前提,人的自由是制度正义的价值目标。应从制度正义和人的自由出发,探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     

服务价值:公共教育之吁求

公共教育是一项以公民主体为目的、以公民权利及公民发展为本位、以制度正义为支撑的公共服务型制度。公共教育的公民主体吁求公共教育的服务价值;公共教育的公民权利本位及公民发展本位吁求公共教育的服务价值;公共教育的制度正义吁求公共教育的服务价值。     

亚里士多德正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正义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品质,不仅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而且是作为超越性存在的个体基本美德。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思想,能够丰富正义理论内容,还能够为当下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提供解决思路。正义思想既有利于实现个体正义、塑造文明公民;同时正义又是政治制度、经济规则、法律规范的重要内涵。树立公平正义精神,能够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满足需要实现自身价值。因此,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征程中,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思想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大学制度正义:旨趣、机制与行动——基于罗尔斯和马格利特正义理论的双重视角

本文从罗尔斯公平正义论和马格利特正派社会论的双重理论视角,对我国大学制度正义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凸显正义品性是大学制度的根本旨趣和首要美德;深度对话和平等协商是实现大学制度正义的基础机制;消除制度性羞辱是促进大学制度正义的着力举措。     

试论政治伦理化的底线、限度及其超越——市民社会的制度生态诉求

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内在价值冲突决定了政治伦理化实现的底线与限度;个体生存、群体生存以及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决定了政治伦理化的实现必须以实现个人美德、社会正义以及环境正义之间的价值共契为限度;而这一"价值共契"的实现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和健全市民社会的制度生态。     

正义规范的优先性及其人本价值意蕴

人所追求的幸福、正义、美德三大价值之间应有怎样的价值秩序?有别于生存价值哲学和心性价值哲学的社会价值哲学意义上正义优先于美德价值,超出社会价值哲学界域则可另当别论。正义主要是指"不损害他人",是自由平等价值的社会规范性表征,美德主要是指出于善良意志的"帮助他人"。优先有知识论和道德论等不同涵义。此即正义规范优先于美德的根据。价值就是人本身,正义规范优先的最终根据和意义在于人本身,正义规范展现和成全着作为价值的人本身。     

论中国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思想基础——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借镜

文章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参照,将公平正义作为政治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顶层制度设计,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要把程序正义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当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从根本上说还是观念问题,需要在公平正义上形成公共理性,达成重叠共识。最后在社会基本结构及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层面,还是需要由社会中的公民去承担其责任和义务。因而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建构,对社会公民的文明素养和政治道德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公正——现代大学制度的首要美德

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已被普遍认可,它是衡量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也是其他"基本善"存在的前提。作为社会制度子系统的现代大学制度,其价值追求是多元的。大学的使命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属性、发展的实践历程,都决定了现代大学制度必须把公正作为首要的价值追求,只有公正才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首要美德。     

公民资格理论辨析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市场经济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多元分化,如何在多元分化的现实基础上构建一个团结、和谐的社会,已经成为我国能否拥有一个美好未来的关键。从公民资格的理论视角出发,制度的正义安排与合法有效运作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制度基础,而日常生活层面的公共礼仪的培育和政治生活层面的公民美德的塑造是和谐社会得以建构的两块基石,也是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唯有如此,正义的制度设计才会内化为一种公民性的责任,才能保证政治的正义性及其维续,也才可能真正拥有正义秩序下的社会和谐。     

国民习惯对制度正义的影响

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曾谈到城邦公民习惯对于政治制度具有决定作用,但国民习惯如何影响制度正义,学界尚未有明显结论。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制度内涵本身就包含着对人的习惯、尤其是社会人的习惯的考虑。国民具有地域性,并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从而形成国民习惯。制度的建立、运行及评价都需要考虑国民习惯,只有考虑国民习惯的制度才是正义的。     

两种制度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评析

中国制度公正与罗尔斯西方制度正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价值话语逻辑。马克思正义批判与价值研究方法论,坚持事实与价值、实质与形式、历史分析与实践确证的方法论整体,罗尔斯则是建构主义反思平衡法。马克思制度价值方法论优于罗尔斯制度价值方法。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公正价值范畴的目的性、规范性、具体性,公正是优于正义的价值德性;从中...     

正义秩序之追寻——兼论罗尔斯的公民资格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直存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不同的公民资格传统,前者视个体自由为最高政治价值,后者视美德为最高公民典范.罗尔斯一方面对自由主义仅仅强调个体权利的倾向作出修正,增加了公民资格理论对实质平等的关心,用以解决社会正义问题,一方面提出一种公共理性的公民资格观,用以解决多元和统合的政治正义问题,从而在其正义理论的框架中彰显其独特的民主公民资格观,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不同的公民资格传统进行了一种调和,目的在于:在个人自由和市场社会基础上重建公共自由和集体认同,以维持和保障正义之秩序.     

论制度正义视域下政府问责制的建构

政治正义问题始终是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的中心问题.政府问责不仅是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关键,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出现了诸如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追惩以及问责主体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明确责任、构建多元问责主体、公开政务、扩大公民参与等制度的建设,使我国的政府问责得以制度化和长效化,进而在制度上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正义的实现.     

浅议我国的听证制度

实现程序正义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必经途径，听证程序作为实现程序正义的具体措施之一，为实现政府行为的公开，公正，透明，为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政府尽快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现实意义，总结我国听证立法执法的实践，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听证制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论大学的制度缺失与权利流失

法律制度永远以正义为最高价值追求,因为制度正义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首要条件;只有通过法律将应有权利不断确定为法定权利,即使公民拥有充分的法定权利,才能为实现权利奠定基础;当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并转变为现实权利,还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为保障.可见,在应有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的顺利转化下,权利正义才会产生并促进着社会正义的实现.通过对现实中大学制度的考察我们发现,可能因为高校法律制度本身缺失的原因造成权利的大面积流失,最终影响了整体社会正义度.文章通过分析大学制度缺失的类型、权利流失的样态来探讨制度缺失与权利流失、社会正义的变量关系,期望能够引起更多对大学法治建设的足够关注.用正义的制度堵住公民权利流失的缺口,才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