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的唐诗观与选编实践

元好问的唐诗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创作宗旨上,提出"以唐人为指归"之论;2.从雅正原则出发,表现出趋尚古雅的唐诗观;3.崇尚壮美、天然的盛唐风格,贬抑柔弱、巧饰与险怪的晚唐作派。在选编实践上,其《唐诗鼓吹》表现、引导了元代诗坛宗尚"唐音"近体的风气,沟通了宋金两朝学唐、崇唐间的差异,为元代诗坛"宗唐得古"开启了先声。     

浅论元好问《唐诗鼓吹》集

元好问生活于金蒙之交,在蒙古军的铁蹄下饱尝丧乱之苦,激发了强烈的忧国之思.晚年他怀着"实有忠爱恻胆,忧愁困苦而发于不得己者"的心情,编选的<唐诗鼓吹>尤多伤时感怀之作.同时,作为一位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以一种别样的眼光接受中华文明,使<唐诗鼓吹>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唐诗选本的独到特色.     

元好问《唐诗鼓吹》的诗学思想

《唐诗鼓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七言律诗选本,在明及清初,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许多著名学者如钱谦益、何焯、纪晓岚等都曾为之批点作序。此书共选录96位诗人的596首诗,分10卷。作者排列不依年代先后,各人所选诗歌数量亦不定,多则30余首,少则1首,其中中晚唐诗人占绝大多数。就选诗内容而言,偏重于感怀离乱诗,由此可见选者在弃取方面应有一定的标准。元好问的诗学思想可分为前后两期,与此书所体现的诗学思想加以对比分析,可见《唐诗鼓吹》对唐代七律的选择及其所体现的诗学思想可以反映出元好问讲究“温柔敦厚”的唐诗观,从而成为《唐诗鼓吹》为元好问所选的一个佐证。     

元好问与耶律楚材诗学观比较

作为金元之际的伟大诗人和学者,元好问与耶律楚材虽分属不同的民族,但作为同时代都被一定程度汉化的少数民族学者,他们的诗学观念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本文试就二人诗学观的相似与相异之处做一简略的探讨,以期对二人的文艺思想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元好问雅正自然的诗学观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对“自然”这一审美艺术形式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充分体现了儒道思想的融会贯通与古典艺术所遵从的和谐雅正的美学宗旨。     

论陆游与元好问诗学典范选择的异同

文章阐述了陆游与元好问南北诗坛“双峰并峙”现象的原因,指出了二者诗学典范选择的异同,分析了二者诗风差异的根源,以此来论证诗学选择与诗歌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宗杜学陶成为陆、元二人诗学典范选择的共同点,造成二者诗风有相似之处,而个人与时代的差异又赋予二人诗风本质的不同.诗人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创作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效应.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诗学视野与艺术主张

元遗山的诗学观,集中见于《论诗三十首》。一方面呈现出对苏轼、王若虚的继承,另一方面又以其不存南北畛域、讲"真"重"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前人的超越。他的诗学观也因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元好问书法观的嬗变与金末书法之复古

文章通过对于元好问书刻作品的考释辨析,进一步厘清元好问书法观嬗变的脉络。从而得出元好问就是金元之际书学倡导复古的先行者的结论。郝经延续着这个脉络继续强调复古,源头也是可以追溯到元好问,这样元好问的在书学史上的意义就立刻凸显出来了。     

元好问诗歌悲剧美学精神探源

元好问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鉴赏上,从悲剧美学的精神层面,努力追求本真元气与英雄之气、风云之气,从而达到纵横开阖、诗情驰骋的创作自由境界.表现出对宋代以来道学传统的背离和摈弃,构成了元好问独具特色的诗学美学理论体系.     

元好问词味说初探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以“味”论诗。以味论词，始于金代元好问。元氏在《遗山自题乐府》中举出黄庭坚的《渔夫词》和陈与义的两首《临江仙》，作为有味词的代表作。文章分析了这三首词后，认为元氏所谓“词味”，指的是含蓄委婉地包含在词中的深层意思。     

唐诗、元曲中陶渊明形象的书写

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相对于他的文学而言,其开创的隐逸模式、高洁人格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文人的价值观念、人格精神和处事态度。本文主要分析了在唐代诗歌中的陶渊明形象和元曲中的陶渊明形象,以期展现不同时代、统治者、文体中对同一人物形象的认识,从而透视两个时代文人的生存状态。     

试论元遗民诗人李祁及其诗歌创作

扼要交代了被誉为元明之际湖湘第一诗人、遗民李祁生活的时代背景,并全面介绍了其生平,他有《云阳集》传于世。重点论述了李祁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同时对诗人的历史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恰当的定位和评价。     

唐宋之际：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史话题——唐宋转型理论与唐宋诗歌研究

唐宋转型理论是近年中国古代史学与诗学研究中一个流行的学术话语。在唐宋文学研究领域,借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唐宋史学观,并整合传统诗学理论,经王水照等诸多学者推阐发扬,深化了唐宋诗歌转型问题的研究,开拓了唐宋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路。     

“经世致用”与中唐书风

中唐是中国书法的一大转折,此期“经世致用”的书法思想取代了六朝的贵族风度和盛唐宗教性的狂热而主宰中唐书坛,这一书法思想的根源是儒家入世的功利主义。其表现主要在：对篆,隶,楷等实用书体的推重,以实用的态度崇尚笔法,书诀,强调师承,苦功,在审美理想上追求古拙,含蓄,尤其是肥劲之美。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唐书风的形成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从唐宋元三朝诗合论看明诗学的展开

将唐宋元三朝诗歌作为各自独立的整体放在一个认知框架内来比较特色与高下,就是明人的三朝诗合论。它也是明人进行诗法选择和建设展开明诗学的重要方式。明人的三朝诗合论大致有比较宋元诗、否定宋元诗、肯定宋元诗及反复等三个过程。     

唐代诗人的南贬与屈贾偶像的树立

贬谪作为封建社会对官员过失的处分,从唐代以来开始影响着文学的群体。众多的唐代诗人因为踏上仕途,而遭受了京官外贬或流放的挫折。由于唐代的贬谪主要体现为北官南贬这样一种地域指向性,以荆襄为中心的楚国地域便成为贬谪诗人群体必然的经历之处,流放与贬谪在楚国地域的前朝文人屈原、贾谊引起他们隔代的共鸣,以“屈贾”为偶像的楚韵骚情从唐代开始成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传统而被继承。     

论《随园诗话》与清代主潮诗学

袁枚论诗标举＂性灵＂,注重抒写个性情感,强调独创,反对传统教条,他的诗话著作《随园诗话》以＂性灵＂为论诗内核,对诗分唐宋、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清代主潮诗学均进行了批评,主张诗歌抒写＂性灵＂,诗歌形式应不拘一格,＂兼综条贯＂,为＂诗写性情＂服务。袁枚的这些诗学思想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走出唐宋诗窠臼、走出复古摹拟做出了努力,也为中国古典诗歌向近代转型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