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所记司马朗入仕年龄志疑

《三国志》卷一五《魏志·司马朗传》记司马朗卒年,“建安二十二年……遇疾卒,时年四十七”。潘眉《三国志考证》卷四：“太祖以建安元年拜司空,辟朗为司空掾。朗时年二十二,至建安二十二年卒,止有四十三岁,传误。”以曹操拜司空时间,来界定司马朗入仕时间,由此来推导其卒年,是潘眉所持依据。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卢弼《三国志集解》对潘眉说皆做征引。     

新的视角与突破──读《三曹与中国诗史》

在中国诗史上,建安诗坛和盛唐诗坛一样是一个令后之来者心驰神往的时代,也是古人称之为“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时代,现代学者誉之为 “文的自觉”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仅出现了建安七子、蔡琰等杰出的诗人,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曹氏父子。长期以来,建安     

汉末三国时代的疾疫、社会与文学

一“疫”是中国古代多种流行病的总称。由于史书的记载十分简略，目前仍然很难确知出现于各种古代典籍的“疫”、“疠”等等字样到底是指多少种以及什么样的疾病，但是可以知道，自汉末、三国、两晋直至南北朝，疾疫曾经十分流行，成为威胁人们生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为例，建安七子中的四子同时在疾疫中丧身，出征吴国的将军司马朗也于军中病卒。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记载了这一次疾疫的情况：“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殖，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     

杨修佚文《五湖赋》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汉太尉杨震的五世孙,太尉杨彪之子。杨震有“关西孔子”之称,杨修谦恭博学,敏捷多才,有乃祖之风;建安中举孝廉,官至丞相主簿。曹植《与杨德祖书》有另一个“建安七子”名单,与曹丕《典论·论文》不同的是,有杨修而无孔融(大约孔融已死)。杨修当时已“高视于上京”,是建安时代“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的人物之     

四种明翻刻宋黄善夫本《史记》辨

建安黄善夫所刻的《史记》,是历来学者公认的宋代名刻之一,上海涵芬楼已影印于《百衲本二十四史》中。黄本《史记》,合集解、索隐、正义为一书,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小字注双行行二十二、二十三字,细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耳记篇名。是刻卷首集解序后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双行牌记,目录后有“建安黄氏刻梓”篆文双行牌记;宋讳缺笔至敦字。考宋光宗赵悖,兼讳敦、弴、錞鹑等字,可见此书当为南宋中叶宁宗庆元至嘉定年间(1195至1224年)刻本。     

论魏晋文学自觉的文化背景

建安时期"文学的自觉"说的观点,对中国学界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再论《文苑英华》录文上限问题

长期以来,<文苑英华>录文上限问题上有"南北朝"之说和"梁""梁末"之说这两种说法,近年又有"建安"之说.这几种说法看似不一,但实际上是各家依据标准不同所致."南北朝"之说和"建安"之说主要是从文献出发,以文本实录为依据."梁""梁末"之说则侧重编纂者的编纂预设.文学总集编纂的观念预设与实际操作往往有出入,以此带来的文献真实与编纂者的编纂意识真实的接受及矛盾值得注意.     

为“文学赣军”鼓与呼

新年伊始,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在“文苑漫步”节目中推出“江西作家之窗”专栏,这为我省文坛办了一件好事,对于展现“文学赣军”的风采,促进江西文学走向新的繁荣,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文学广播”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传播方式,是一本空中文学期刊,也是一本无形的文学期刊,它与一般的文学报刊不同的是,它是借助声音、借助电波来传递文学信息,研讨文学问题,评价作家作品的。“文学广播”覆盖面广,为广大听众,特别是文学爱好者及时欣赏优秀文学作品,了解文坛动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文学广播”深受听众们的欢迎是必然的。江西…     

史的综述 论的升华——评王巍《建安文学研究史论》

建安文学不仅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且是一种审美风格,一种优秀传统。其中不仅有一批文学精品、著名作家,而且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理论课题。因而,自古及今研究者代代相承,其本身便构成一部历史长卷,一座理论大厦。     

体育文学的新探讨

新世纪现代体育的飞速发展和体育科学的日益繁荣．特别是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现代竞技体育影响力的日益扩大．迫切需要体育各学科之间交叉、融会、综合发展。而“体育文学”的研究恰恰是一种综合性的考察与新的学科交叉点．一个既是“体育”的组成成分．又可以纳人“文学”领域有相对独立的“体育文学”领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被不断的赋予崭新的意义．从而成为人类重新认识“体育”与“文学”过程中新的起点．     

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出版的再思考——兼评《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一书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借鉴新近传播学理论,并结合莫言的英译作品加以论证,探索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葛浩文式译介模式.本文借此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出版中“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五个维度进行再思考,以期拓展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出版途径.     

话说“京语小说”

我国文艺小说的各种流派,最早要数民初时期包天笑、周瘦鹃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后来有以写上海题材的“海派文学”以及某些以地域为特群体的文学流派诸如山西以赵树理、马烽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河北以孙犁为代表的“白洋淀派”、广东以秦牧、陈残云为代表的“岭南派”等出现。近些年又有以程乃珊、王安忆为代表的新海     

“附录纂疏”体经学著作与“四书五经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经学为叙述中心

明永乐年间官方纂修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9部著作中有7部以元代新安经学著作为底本.新安经学著作因徽州、建安发达的刻书业而广泛流布,为“大全”取材提供了可能;而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体例则是“大全”纂修者取材新安经学的根本原因.新安经学的“纂疏”体例中保存有不少古注疏,这一特点遗传到了诸“大全”之中,对后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孔子20世孙孔融：为曹操所杀

孔融（153-208），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台湾文学出版市场的变迁

去年,台湾出版市场诞生了三家由作家执掌、以文学为主轴的新出版社,分别是作家陈雨航创办的一方,诗人焦桐和妻子携手创业的二鱼文化,及前《联合文学》月刊总编辑初安民负责的印刻。一时间文学书籍加倍涌向书市。若再加上尔雅出版社“年度小说选”在停歇四年后重现江湖,九歌出版社推出台湾当代名家散文选系列,还有印刻将推出的文学杂志等,仿佛已赶走多年来“文学式微”的阴霾,而出现“文学复兴”的曙光。     

文学怎么就“死”了

“文学死了”,这是近年文坛的炸弹武命题,也是已经过去的2007年文坛的关键词之一。初闻此言,让我这个以教授文学谋生的人莫名惊慌。文学死了,那大学还办什么中文系、文学院？以教授文学养家糊口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统统都得下岗待业。出于“失业”的恐惧,赶快找出有关论述“文学死了”的宏文细细拜读。这一读,先是释然,继而安然,最后是坦然——“君子坦荡荡”之坦然。因为我在这些宏文的字里行间读出了门道——原来这是舶来品。     

期待真正的行走文学

“行走文学”最风光最有影响的当属余秋雨的“千禧之旅”。这是由香港凤凰卫视策划的一次“行走文学”活动。当时，余秋雨等人以希腊雅典起步，驱车对西亚及爱琴海沿岸等人类文明发祥地的古迹进行考察，最后以日记体散文形式将沿途写作集结为《千年一叹》出版。作品推出后，火爆一时。 有评论家据此预言，如果作家“行走”之后，都能拿出象样的东两，加上出版社的支持，想必“行走文学”会风行起来，同时也可为文学注入新的活力和浓重的人文格调。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出版社资助下的“行走文学”的简单历程。 １９９８年，云南人民出版社邀请阿…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早期实践——以《中国文学》杂志的出版与传播为例

创建于1951年的《中国文学》杂志是新中国第一份外译官方刊物,承担着向西方译介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塑造正面中国形象的任务。50年间,《中国文学》在帮助西方了解中国、引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先驱与向导。文章以《中国文学》杂志的出版与传播为例,阐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办刊经验,剖析其停刊原因,以期为当下出版社“走出去”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关于报告文学之类……

近日听说有同志新创了一个栏目,叫“新闻与虚构”,从中推出颇有意趣的“新闻小说”云。我孤陋寡闻,尚无缘识荆;不过由此及彼,联想起报告文学。顾名思义,报告文学乃至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之类,是属同一范畴的品种;既是报告(纪实、传记),又是文学两者相结合,浑然为一体。但归根到底,实质是文学体裁无疑。具体地说,报告文学是用文学创作方法来处理新闻素材、以真人真事为描述对象的文学作品。套用晚清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称之为“文学为体,报告为用”,也很合适。“报告文学”一词,始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创作实践表明,报告文学这…     

龙山七子

在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吴中八俊”等文学流派.而在近代人文蔚起、地灵人杰的湖南湘潭,亦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如“龙山七子”“罗山五子”“霞峰七子”等.其中,以艺术大师齐白石为代表的龙山七子颇负盛名,其流风遗韵至今泽润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