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现代转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强调“德治”，是在肯定“法治”的重要意义基础上的“德治”，是把“德治”和“法治”看作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德治”。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是以社会主义道德为其基本内容的，是为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服务的，这就同中国古代的“德治”从根本上有所区别。     

论德治的现代转型

在实现治国方略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中，江泽民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这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是我国长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里的“德治”，不是与人治，法治直接对应的范畴，而是在法治方略中强调道德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德治是一种以道德规范约束行为的非正式的制度约束，然而，它在法治中却处于一种基础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治实现了其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等现代转型，我们在法治过程中，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开创国富民强的新局面。     

论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解决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社会治理模式构建中以法治或德治的治理方式出现,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矛盾运动分析了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并提出社会治理过程中法律公正与道德公正的冲突及解决途径.     

法治属于社会层面的必然性分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视角

法治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层面,对法治的内涵进行研究,探究了法治与法制、法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人治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分析了法治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必然性,一是法治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统一体;二是法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与德治相互联系;三是法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纽带作用。此外,法治与市民社会关系密切,涉及到市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论德治对法治文明的精神功能

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十分重视道德建设的作用，这种道德建设的作用即德治是法治明重要组成部分。德治对法治明，突出了它的精神上的功能。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来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     

法治的道德维度:儒家“德”观念的当代价值

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但也出现了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法治建设过程中道德的缺失,即要平衡德与法的关系。仅依靠国家立法主导建设法治社会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要,亟须我们追本溯源,从中国传统德育思想中发现适合当代法治建设的德治理念。因此,从法治建设的道德困境、儒家文化中"德治"治理结构、法治的道德维度、儒家文化在现代治理中的借鉴意义四个方面,具体研究儒家"德"观念对当今社会的价值,进而探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平衡点,从儒学思想中"德治"出发,发现适合当今社会的治理方式,以期构建良好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提高全民道德文化素养。     

道德、规章制度、法律的调控手段

道德与法律都是有效的社会调控治理手段，在当前要深入地理解和贯彻执行江泽民总书记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德治的软约束与法治的国家强制力两者跨度较大，往往出现很多无视道德谴责，而又达不到法律惩戒适用条件的诸多现象。纪律规章制度好弥补了道德与法律之间调控不力的空隙。并且通过纪律规章制度的规定和惩戒作用，可以有效地使某些可能导致违法犯罪的行为得到有效的制止，尤其是职务犯罪，从而通过其一定强制的制裁教育，为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试析道德与法律的矛盾互动与社会进步

道德与法律的对立统一性是二者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据，更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学理基础；了解它们在矛盾互动中的相互支持规律，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既是德治与法治矛盾运动的内在逻辑必然，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更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道德建设的五个基本问题

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表明道德建设对我们这个社会至关重要。要搞好道德建设，就必须澄清以下五个基本问题：德治并不一定比法治重要，德治必须跟法治结合起来；观察道德并不等于现实道德，观念道德要转化为现实道德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道德进步，离开了道德教化，经济发展就有可能成为新一轮道德堕落的罪恶渊薮，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将经济与道德统一起来；道德并不能最终制导权力，在一个权力本位社会里，伦理道德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的帮凶；道德与知识需要结合，无论以道德代替知识，还是以知识代替道德，都是不科学的，只有将知识与道德有机融合，才有利于“四有”新人的培养。     

社会体制转型期的法治与德治关系探究

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必然是法治与德治的完美结合与理性统一。在中国社会体制转型时期,我们必须坚持法治与德治相融合,发挥法治与德治的整体功能,如此,才有助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才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本文在分析法治与德治的融合价值及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出法治与德治融合的途径:加强党的建设,提供组织保障;以法彰德,道德法律化;以德辅法,法律道德化;加强宣传教育,培育公民的法治与德治思维。     

法治时代道德的社会价值

法治取“德治”而代之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但道德地位的历史嬗变，并不意味着道德的可有可无。在法治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道德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道德反映和调节主体间利益关系的特点，道德作用的特有方式和范围，以及道德作为法律的价值基础和法治的实现条件等等，都充分体现出道德的独特价值。实践证明：对道德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不仅会导致社会道德生活的失范和无序，而且也会侵蚀在人们心目中尚未完全确立起来的法律的权威和法治的信念，影响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法治、德治及其价值指归

法治和德治具有同源性即礼治。法治的凸现是商品经济与市民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德治是在总结苏共教训和传统治国方略的基础上提出的。法治精神是法治和德治的一个融汇点。     

浅谈“法治”与“德治”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是我党治国方略的新发展。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特有的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二者在内容上相互渗透，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在实施效果上相互促进，都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两大保障。     

现代社会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

在新形势下,法治与德治并重,是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德治与法治从来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加强法治能赋予社会道德规范以权威性,促进社会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强德治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从而能从根本上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没有法治支持的德治,是无力的德治;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则是没有根基的法治。只有把德治与法治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社会。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二的联系是：都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手段，德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德治的保障和升华。二的区别在于它们属于不同的范畴，有不同的内涵，一个是外地的他律，一个是内在的自律，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一个靠强力实施，一个靠说服教育和自我修养来实施，由于法治与德治是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把二有机结合起来。     

道德、规章制度、法律的调控手段

道德与法律都是有效的社会调控治理手段,在当前要深入地理解和贯彻执行江泽民总书记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德治的软约束与法治的国家强制力两者跨度较大,往往出现很多无视道德谴责,而又达不到法律惩戒适用条件的诸多现象。纪律规章制度好弥补了道德与法律之间调控不力的空隙。并且通过纪律规章制度的规定和惩戒作用,可以有效地使某些可能导致违法犯罪的行为得到有效的制止,尤其是职务犯罪,从而通过其一定强制的制裁教育,为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德治与法治的伦理溯源——以先秦与古希腊时期为中心

德治与法治是当代社会治理的两种模式。德治与法治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机制，成为社会治理中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德治是依据道德，唤醒人内心的良知，其作用机制是人的自律性。法治是依据制度，监督人们的行为，其作用机制是制度的他律性。两种社会治理方略，古已有之。在人类文明形成的轴心期，德治与法治的萌芽就出现了，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期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两种治理模式都是以人之德性为根基的善治模式。德治的思想萌芽始自于《尚书》中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及先秦的孔子之德政与孟子之仁政之中。法治思想开端于先秦儒家荀子的隆礼重法的思想以及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与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法治思想。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本文就法治与德治的结合问题提出了三点初步意见。必须坚持法治主导，德治辅助，民主监督，三管齐下。官德重于民德，官德的优劣决定民德的好坏，关系社会的兴衰，国家的强弱与政权的得失。与当代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当代中国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来源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同时，必须与国际接轨，充分吸收借鉴包括法律，道德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与德治统一的社会基础，它既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必要性，又为两者结合提供可能性，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首先就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其次是运用法律和道德手段规范调节市场经济行为，最后还要加强市场主体的法制与道德的培养教育。     

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思考

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它是人类社会治国经验的总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很强的时代意义，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二者地位，物质制约性，以人为本，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制精神，道德与法律调整范围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