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春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似赋论。     

李觏、司马光、晁説之疑孟思想之比较

宋代是我国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变革时期,宋代的学者对儒家经典提出大胆的怀疑。《孟子》作为宋代“升格”后之经书尤其受到经学学者的指摘,形成一股“疑孟”思潮。本文则选取“疑孟”思想中具有代表性且有共同性的李觏、司马光、晁说之三人,对三人的“疑孟”思想做出比较,论述其内容,探究其成因,以期以点带面地更深入地揭示宋代的疑孟思潮。     

略论清人研究两汉经学传承的基本成就

两汉时期作为我国经学的极盛时期,历代学者均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就两汉时期经学传承特点这一课题之研究,经历代学者到清代而达顶峰。其代表性的著作《授经图》、《经义考》、《传经表》和《两汉三国学案》,在由稚嫩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体现了清代学者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     

先秦儒家道论与汉代经学的兴起

儒家学说由先秦诸子学之一的原始儒学转变为汉代经学 ,其中有着内在的思想发展规律。考察先秦儒家道论 ,可以看出 ,孔孟之道重在日常的人伦践履 ,荀子论道更强调其作为认识论上的真理 ,《易传》则通过道、意、言的关系 ,把道与儒家经书紧密结合起来 ,突出了经书的真理性。汉代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道论 ,提出了“深察名号”的认识论和“微言大义”的经学解释学 ,为汉代经学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玄同与中国近代经学

钱玄同一生先后受到古文家章太炎和今文家崔适两人相反的思想影响,但对两派都不满意。他以时代的眼光跳出家派,对经学进行批评,认为经学与孔子无关,“经”在实质上是史料,并身体力行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订和整理,还“经”以本来面目。在近代孔子偶像地位的动摇、经学市场的消失、经书变为古史资料的过程中,钱玄同的经学思想和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知几经学思想试探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表现了他对经书怀疑的经学思想。这是对官方统一经学思想的背离。他疑经的立足点是对史实的追究,但并不是要推倒经典的权威地位,主要意图是要求重新解释经书。     

浅谈汉代训诂学与经学之关系

中国的训诂学是在两汉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形成并日趋完善的。两汉的训诂学始终是经学的附庸，并服务于经学，且影响深远，以致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训诂学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经学的束缚。     

刘知几经学思想试探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表现了他对经书怀疑的经学思想。这是对官方统一经学思想的背离。他疑经的立足点是对史实的追究，但并不是要推切经典的权威地位，主要意图是要求重新解释经书。     

纬书字说考

一盛行于前汉末期至后汉的多种典籍,以对经书的神秘解释和利用经书预言人事吉凶为内容,它们一般统称为“纬书”。这些纬书历来被当作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内的异端,直到近年还很少成为正面研究题材。但是,无论是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思想史还是经学流派,今天想要避开纬书,都不可能成功。应当把“纬书”当作重要的课题摆到恰当的位置,这也许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从汉代经学的演进看汉代辞赋的创作特征——以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为例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过官方的提倡和士人的响应,经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社会文化和士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思想及文学创作,且这种影响随着经学的发展演进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分别是汉代初、中、末期的重要辞赋家,他们的辞赋创作分别体现了各自特定时代的经学影响下的不同特征,即在“风格”、“一统意识”、“体物特征”、“谶纬内容”、“讽喻成分”等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两汉经学谶纬化之缘起与发展

兴起于西汉的谶纬之学,通过依附于官方哲学——经学获得国教神学的地位。由于儒学方士的融合,"学随术变"的思想推动,谶纬与经学相互吸收,互相利用。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使谶纬与经学地位平分秋色;经学借助谶纬,迎合统治阶级对谶纬的迷信,以此来维持其现有地位。在两汉,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经学谶纬化顺应了时代潮流,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一种重要现象。     

杨新勋：《经学蠡测》及其他

杨新勋副教授（博士）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经学尤其是宋代经学研究。在经书文句的解读、经学专著的整理与诠释、经学家思想的探讨、经学史的考察等方面有不少创获,已经出版专著《宋代疑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校注《经学卮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论文集《经学蠡测》（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     

关于《礼记》的成书时代及编撰人

《礼记》是一部很重要的典籍,过去长期被列为经书之一。关于这部书的成书时间及编撰人,两汉之际的学者本早已论定:是宣帝时期的礼学大师戴圣所撰。晚近一些研究者则将成书的时间推迟了一百多年,也从而否认是戴圣撰集。本文依据《礼记》的授受系统及汉代经学内部今古两家斗争的具体情况肯定汉唐诸儒的说法。文中力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材料,重事实。     

同一思想藩篱中的不同探索——试析班固、王逸屈评相异之因

在两汉王朝儒学独尊、经学一统的思想格局中,东汉的班固、王逸两位学者对屈原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班、王二人是从同一思想体系的不同角度对屈原进行评价造成的。具体而言,班固对屈原的评价主要是从汉代礼乐制度的角度出发,而王逸则是对“伏节效死”关注较多。     

简论玄学的涵义及其本质特征

魏晋玄学是两汉思想发展的继续。虽然玄学的性质不同于两汉以经学为形态的哲学,但其间并没有剧烈的转变。它是两汉思想发展逻辑和历史的继续。从正面说,两汉哲学的发展不仅为玄学提供了思想资料,而且提供了先行的萌芽状态的理论形式;从反面说,玄学的出现正好是经学走到穷途末路而发生的转折。玄学是在批判、否定经学的思维模式下产生的。在主要点上正是它的反题。本文试就玄学的涵义及其本质特征略陈浅见,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辟邪文化与汉赋创作中的尚奇思想

汉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璀璨的珍珠,堪称“一代文学”。历代学者都对它做过研究。本文试图从中国先秦两汉时期辟邪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对汉赋的影响,来探究辟邪文化对汉赋创作中的尚奇思想的关系。     

国学之研究,经学史之力作——简评《清代经学史通论》

贵州师大历史所吴雁南教授主编的《清代经学史通论》,系国家“七五” 社科规划“心学与中国社会”这一国学的基础研究之一,是一部以清代经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吴教授在编缀全书五篇十六章、二十四万字时,立论严谨,取材精当,融铸卓见,锐意探索.研究国学传统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为研究中国国情所开拓的一大新领域,亦为传统学术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以往出版的经学史著作,多以经书本身的整理、研究、解释和阐述为中心,《清代经学史通论》则从实际需要出发,力图置经学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潮中,将经学与政潮、学潮结合起来.除追述了经学原流、经学各学派相继再现、各学派之间出现的对垒融合交错格局、传统经学的基本终结外,着重评介了清代经学发展演变的基本史实,更突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清末出现的经学异端成为部分志士仁人用以同清朝统治阶级作斗争的工具,勾勒出了一幅经学源流和经学对清代政治、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的壮丽图景.     

柳宗元与韩愈经学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韩愈作为中唐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不仅在文学领域称雄,而且在经学方面也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在经学方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对经书的态度;二、批判怀疑传统经学;三、经学与现实的关系;四、经学与子学的关系。     

试论王弼的伦理思想

魏晋玄学以其清新、奇丽的风姿傲然屹立在学林之中。同样,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天才少年王弼“名教本于自然”的伦理思想也以其上扫烦琐、迂腐的两汉经学,下开“理是气之本”的宋明理学的磅礴气势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的画卷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王弼的伦理思想是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名教本于自然”伦理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