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新诗的三大流派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三种流派的新诗：自由诗派以创造完全解放的新诗体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刨了新的诗风。“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诗的大繁荣。     

新诗该有常体

百年新诗一直处于“律化”和“自由化”的对抗之中,这种多对抗少和解的局面不利于新诗的健康发展。适当的诗体规范,不仅能建立起诗歌的体式特征,而且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三四十年代新诗形式演变轨迹

新诗形式的探索，应和着新诗运动在20年代已经在进行“诗体解放”。进入30年代后，戴望舒倡导的散文美自由体，鲁迅和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民族形式，以及新月诗派格律体，三足鼎立，并存、交织发展。抗战后的诗坛上，自由体、半格律占据统治地位；40年代中期以后，民歌格律体跃居主导角色。自由体对建国后自由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其散文化弊端也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新诗民族形式的探索和发展应予充分肯定，而它对五四后的新诗形式的轻视态度，则是有偏颇的。新月时代虽已结束了，音韵美、建筑美的格律诗风仍然牵动着三四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新诗发展。     

论戴望舒对中国新诗文体的贡献

中国新诗文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诗史上开一代诗风的戴望舒,以其对音乐性的追求与反叛、对象征主义的融汇及无韵自由体诗的开创对中国新诗文体做出了重要贡献。     

“落花”的“流亡”－浅论穆木天二十到三十年代诗风的嬗变

穆木天是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倡导者之一，他的“纯诗”理论及象征主义诗歌创作在中国诗学界具有一定的价值。三十年代，穆木天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穆木天的诗风转向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遵循民族化、大众化的原则。本文阐述了穆木天从二十到三十年代诗风的嬗变。     

呼唤新诗艺术形式的规范——关于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和新诗现状的思考

本文把闻一多对新诗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 :主张诗应当富于时代精神和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浓郁诗情 ;主张诗应当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主张诗应当有艺术形式的规范。着重论述闻一多为建立新诗艺术形式的规范而提出的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 ,并联系新诗的历史和现状 ,论述闻一多这一理论主张对新诗创作、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影响。认为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有悖于闻一多关于新诗的理论主张。认为新诗应在继承民族诗歌传统的基础上 ,充分运用、发挥民族语文的特点和优长 ,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 ,学习和发展闻一多关于新格律诗的理论 ,以实现新诗的格律化 ,创造出新诗形式的艺术规范来     

纯诗视阈中的音乐性探求--梁宗岱新诗音乐性理论探论

梁宗岱在特殊的历史语境和新诗发展的十字路口，对汉语新诗的本体性不断探求。在纯诗视闲中，他的诗歌音乐性的理论开拓都对新诗的实践和理论建设做出了富有启示性和有效性的时代和诗学的双重努力。     

1994年以来新诗流派研究述评

新诗流派研究是新时期以来新诗研究界一个长久的热点，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尤其是学界倾注精力最多的领域，涌现了一批集中的成果。这里面有着某些共识，有少数突出的范例，也存在一些重复的缺陷。对新月诗派和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领域。     

西方象征主义文学发展及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西方象征主义文学追求暗示和隐喻的手法,追求“纯诗”理念,表现现代人的忧郁、痛苦和病态,为感觉而作,追求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性。中国新诗接受了外国影响,在借鉴吸收当中不断向前发展。     

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从三次命名看中国新诗的生成

论文以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从文学与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内部嬗递的矛盾张力中探讨新诗在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三种命名形态下的生成状态和自我建构。     

中国韵文礼节之用概论

中国韵文的礼节之用 ,在社会制度转型的先秦奠定了多样化礼节之用的基础 ,步入封建社会后 ,经历了汉魏六朝诗曲以皇家世族为主的礼节之用 ,唐宋诗词以庶族为主的礼节之用。元明清曲以平民为主的礼节之用等发展阶段 ,不但用于礼节的韵文种类不断增多 ,而且礼节之用的功能也不断发展和进步而臻于完备。     

新诗在诗潮激荡中推进现代化

在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诗潮相互激荡,使新诗在审美形态、诗歌本体、诗情原素、抒情策略和诗语符码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元化发展,与世界诗歌接近,逐步实现现代化,是这一发展的总趋势。     

“动态诗学”与“现代汉诗”——再谈“新诗标准问题”

新诗先脱“古典”之身而成幽灵,再得“现代”之体而寻典律——“现代汉诗”的确立,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只有先行将有关“新诗”之“新”的言说,适时导入“现代汉诗”之“现代”的言说,并重新梳理“新”与“动”以及“自由”的正负价值在性之后,有关“如何新才好”亦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才不至于再次成为一本说不清还得说的糊涂账。论文依据这一思路,在对从“新诗”到“现代汉诗”的诗学嬗变的梳理基础上,提出“动态诗学”的理念,进而提交“诗美三层次”、“诗性与非诗”、“汉诗语言的‘守常求变”’及诗歌本质的“四象”原则等诗歌标准观念。     

1999～2002中国新诗状况述评

1999至2002年的中国新诗在写作实践与理论批评领域表现出极其活跃的态势,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发展成型的“多元化”格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复合型写作”这三种诗歌写作风格与倾向,并呈现出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状;与之相对应,在诗歌批评领域,也出现了“学院化批评”、“本土化批评”,“个人化批评”等不同的批评路向与多元化的批评格局。作为近三四年来值得关注的诗歌事件,“盘峰论争”、“龙脉诗会”、“衡山诗会”、“沈韩之争”、“70后”诗歌运动、“下半身”诗歌运动、“中间代”诗歌运动等在诗界引起争议与反响的“诗歌现象”,直接对当下的诗学建设与诗歌写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一些负面效应,并在一种复杂的“合力”作用下,有效地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新诗整体上良好态势与局面的出现与形成。     

现代派的“现实”认同——从袁可嘉现代诗理论中的“政治感伤性”谈起

＂政治感伤性＂是袁可嘉40年代现代诗理论中较早涉及的现象,同时,也可以视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之一。但现代诗的＂政治感伤性＂不同于＂政治性＂,它在40年代出现具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指向。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袁可嘉现代诗理论的立场、策略以及理论资源,论文以此为线索,具体通过5个主要方面论述其内容及特点。至于其目的,不仅是为解读袁可嘉的现代诗理论引入一个重要视点,而且,也会在具体分析其理论的过程中,触及现代诗的历史性问题。     

在现代经验和美学形式的张力场中——新诗标准的探讨

面对繁复的中国新诗现实,它的评判标准不是本质化的定义,从承担现代经验和张扬诗歌美学形式的张力场中,可以离析出的理论问题是,在历史主义的视界中,较为成功的新诗评判框架的建构,均没有脱离现代经验和美学形式这两个需要通盘考量的维度。     

中国古代"歌诗"传统之于新诗发展的启示

歌诗,新诗史上一个渐被淡忘的语词, 但在中国诗歌史上,歌诗却是我们民族诗歌的显著特色, 是中国历代诗歌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诗危机重提歌诗传统,其予以我们的启示集中于一点: 诗待乐而传播, 诗因乐而升华, 􀀂 有意识的传唱 可能成为新诗发展的新的契机。     

俞平伯的新诗观

对诗歌理想、诗歌效用、诗歌创作源泉等问题的阐述是俞平伯新诗观的基本内容。在诗歌理想观上,俞平伯主张“主义与艺术”并重,既秉持个性自由的艺术创造精神,又重视对诗歌创作思维的探讨;在诗歌效用观上,俞平伯强调作品的“感染性”,“以善为美”,重视诗歌传播的社会伦理效果;在诗歌创作源泉观上,俞平伯重视民歌等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俞平伯的诗论有着明确的文学史观与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字里行间饱含着批评主体的人文关怀,他对新诗初创期的读者心理比较关注,能有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的是,重视经验归纳的论述方式与其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背景有直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