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所载列国卿大夫出奔得谥者探析

《左传》所载周天子列国卿大夫出奔得谥者,首先其必须是公族世卿,其次均有后嗣继承其卿位,最后是卿族争权而非与国君。     

中国历代监察制度的变迁

中国到战国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已初步形成.国君作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这种官僚制度,与奴隶社会的世卿制度有本质的不同,它不是世袭相传,而是由国君任免,为此国君就需要对内外官僚进行严密控制,维持统一,监察制度遂应时而生.中国政治上的监察制度,是从君主利用御史开始的.御史是由史官系统发展而来的.它掌管外来使节的"献书",充当国君     

《左传》三桓势力与鲁昭公权力斗争中的昭公悲剧

《左传》作为一部专门记载鲁国大事件的史书,亦是从鲁国视角出发看诸侯国之间的权力倾轧与争战威胁。然而在鲁国的历史中,世卿制的沿袭与三桓势力的出现,使得鲁国国君的国政大权逐渐被大臣所取代,大夫当权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对三桓势力与鲁昭公权力斗争事件的梳理,从而可以探索出昭公在德行、用人、礼义方面的不足与缺失,进一步探究昭公悲剧的成因。对鲁国大臣与诸侯王争权现象的研究,亦是对整个春秋后期政治权利下移的探索,对于鲁昭公悲剧的分析也可以进一步探究出鲁国衰落的主客观因素。     

周代大夫阶层的历史发展

引言周代政治,以世袭贵族的统治为其特征。抓住时代的特点来说明一个时代,是史学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大夫,正是这种世袭贵族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等级。只要我们考察周代的政治制度,就不能不留意于大夫阶层。特别是在春秋时代,大夫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从血缘上讲,他们是国君的支庶;从政治上讲,他们是国君的辅弼;从阶级力量上讲,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主     

放虎归山

管仲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大臣。齐国国君齐襄公死了,引发了夺位之争。齐襄公的弟弟里,一个叫"公子小白"的由鲍叔牙保着,一个叫"公子纠"的由管仲保着,从他们所留学的国外杀回临淄抢位子,谁先到就能抢到。     

朝仪的变迁

在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中,君臣相见的礼节,一般说来,是由简而繁,由宽而严的。上古的国君和臣下相见,是一同站立,在讨论政事时则是同坐。做臣子的下拜,国君有时也须答拜。秦汉以后,皇帝日自高大,“万岁”开始成为称呼皇帝的专用名称。但汉代皇帝召见丞相,还须     

连类设喻 哲理深邃——析《邹忌讽齐王讷谏》中的类比推理

《邹忌讽齐王讷谏》,是先秦散文中别具风采的名篇,也是体现《战国策》风格的代表作。文章通过邹忌设喻比美、劝说齐威王除蔽纳谏的故事,说明国君听取臣下意见、在治理国家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形象地阐明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在教学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没有一般地叙述     

漫说古代佞幸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痼疾之一

在中国封建君主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独裁一切的权力。贤明之君，选贤任能，或开一代新风，或兴一世繁荣，留下许多佳话；昏庸之主，信用奸佞，或大权旁落，奸臣窃柄，或残害忠良，乱政亡国，留下许多教训。本文拟以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佞幸之臣专宠误国一事，略加钩勒评议，以就教于方家。古代选官，不乏以德取人，以才取人的事例，但由于封建专制制度使然，以名取人，以族取人者亦不少，更有以色取人，以佞取人者，这就导致了许多弊端，埋下了不少封建王朝倾危的祸因。秦汉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国君宠幸佞臣便嬖之事。如《左传》定…     

赏拔于骊黄牡牝之外

伯乐一生,为秦穆公相中了许多名马。可是,他年龄渐渐老了,再没有精力为国君四处奔走选马了。秦穆公问他:“伯乐先生,你的后辈有谁能传你的衣钵,继承你的事业吗?”伯乐叹息说:“臣的子孙,没有能学会相马术的,倒是臣有一位打柴挑菜的穷朋友,名叫九方皋,他善于相马,能耐在我之上,愿国君接见他。”穆公相信伯乐,便请九方皋来见,给他路费,要他去各地相马。过了一段时间,九方皋回来报告穆公,说:“臣已在沙匠地区     

战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简论

战国时期,随着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央集权制出现。郡县制的确立,使得西周、春秋以来以宗法分封为特点的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组织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新的形势下,新的官僚制度代替了以往的贵族世卿世禄制,各大诸侯国也分别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地方行政组织是郡、县,郡、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控制在国君手里,国君直接任命郡、县长官并加以考核。县以下有乡、里、聚(村落)或连、闾等基层组织。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统治机构从国到郡,从郡到县,从县到乡有系统地分布到每一个角落,层层控制着整个国家。     

质疑"为科举制平反论"

刘海峰等先生提出“为科举制平反”,其理由不能成立。评价科举制的好坏,应看其在不同时代对中国社会生产力作用如何,不能以“古代多数人”或几个名人的言论为依据;科举制度下确有一些能人被选出,但被淘汰、扼杀、扭曲的人才更多,以致造成人才大匮乏的局面;科举制使若干“田舍郎”登上了“天子堂”,这种公平只是表面的,实际是通过对中上层官僚队伍的“换血”,巩固了封建皇权,从而为专制主义的社会苟延残喘补充活力。     

荀子论为臣的政治艺术

针对不同德才的君主,荀子为臣子设计了相应的进谏方式。其“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及“必无后患之术”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更不是乡愿,而是高超的政治艺术,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全必要的政治地位,以便获得适时指陈君过、化易君心、剪除邪恶、成就社稷大业的机会。     

《诗经》大小雅题材及作者比较研究

对《大小雅》的作者、地域及题材进行分析推定,大致可概括出《大雅》全为贵族和士大夫所作,描绘出一个虚拟的、宏大的地域图景,题材为“宏大叙事”。《小雅》大多为贵族和士大夫所作,有一部分为中下级官吏和民间歌者所作,描绘一个真实的广阔地域图景,题材除了“宏大叙事”,还有“私人叙事”的类风诗。     

论罗马共和时期的选官原则及方法

罗马共和时期,人们通过选举来选拔官吏,贵族后代、战争中的英雄以及美名远播的公民都受到人们的欢迎。然而,人们更加看重的是竞选者是否具有美德,在这种选官原则的指导下,罗马出现了一大批受人尊敬的官员,在他们的带领下罗马终于由一个地域小国发展成为一个雄霸四方的大帝国。     

从“家天下论”看中国皇帝天经地义的征赋役权——兼与西方赋税理论的比较

按照西方中古赋税理论,国王征收赋税须取得纳税人同意.与此不同,中国古代帝王征收赋役无需征得民众的同意.然而,为了有效地统治社会,历代的帝王、官僚及文人们为证明皇帝征税役权的合法性作了大量的解释和说明,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赋役基本理论,即"皇帝家天下论".西方赋税基本理论中的"同意"原则是以强调纳税人的权利来限制国王的税权,使赋税公平,从而实现公共利益.而中国赋役基本理论力图证明皇帝具有天经地义的征赋役权,是以牺牲全社会的利益来满足皇帝一家的私利.中西赋税理论的巨大差异是由各自的社会状况造成的.具体来说首先取决于征税者与纳税(役)人的身份及力量对比,其次则是由于中西文化及社会普遍观念的不同.     

论东汉官吏的考课制度

只有加强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务管理才能巩固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为此,作为与政务、军事并列的监察制度日趋完善。而作为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官吏的考课制度对于限制和制裁官吏的腐败行为,进而维护国家行政的权力基础,在一定时期内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清末政治改革中的满汉民族因素

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政治改革中,满汉关系极为敏感,至为关键,始终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满洲贵族集团囿于狭隘的自身利益,唯恐在这一改革中失去统治特权,故表面上大张旗鼓,煞有介事,实际上却在敷衍、拖延、欺骗,乃至镇压立宪派要求推进改革的国会请愿运动,并利用改革加强对最高统治权力尤其是军权的控制,最后竟改出一个"皇族内阁"。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极端自私腐朽,冥顽不化,无力超越自身的狭隘利益,终导致这场政治改革的失败。     

促进咨询业健康发展 为科学民主决策服务

咨询历来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中,咨询活动主要局限在少数君主与其信任的官员、谋士之间。咨询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首先在英国应运而生,迄今已近两百年。中国的咨询业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和加以改进的问题。要继续促进咨询业的健康发展,为科学、民主决策服务,就必须秉承客观、公正的原则,使咨询业在市场竞争和对外开放中实现发展,同时,还要重视咨询活动的成果形式和评价标准。     

政府创新的动力系统研究

政府创新是为确保社会资源能够得到最优化配置，确保国家资本能够更好地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而进行的政府行政模式的探索。执政者、政府官员、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压力所形成的合力，构成政府创新的动力系统，推动我国政府创新。     

传统的困境与现实的困惑——明末清初思想家对政治体制的反思与批判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大动荡,思想家们传统的政治信念受到严重挑战。他们在深刻反思之后,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专制君权。在不否定专制君权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批判君主没有"圣明有道",并提出一系列变革君主专制、限制君主权力的主张,而且又近乎一致地认为以置宰相分割君权,是达到他们所理想的"君明""相好"的最佳途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改革愿望是强烈的,但是整体的表现却依然是"有破而无立"——批判有余,而建设有限。这是中国固有的儒家治世之道,僵化了他们的思考和改革视野及方式,社会中远没有产生出可以提出新主张的新生力量和反映新要求的社会阶层。而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改革的一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