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怀柔到高压:安徽五四运动与地方政府应对

以5月19日"丸三药房事件"为界,安徽的五四运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安徽学生集会通电、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就运动形式与主要诉求而言,并无特殊之处。安徽军政当局虽积极加强防范,但总体上看,对待学生运动相对宽松。5月中旬,在群体氛围的互相感染下,抵制日货渐有弥漫化和暴力化的趋向。"丸三药房事件"后,安徽局势急转直下。面对外交压力和中央苛责,安徽军政当局加大了镇压反日运动力度。地方政府与学生的矛盾迅速激化,并直接引发了安徽的罢课风潮。迨至6月,受上海罢市风潮影响,芜湖、安庆等地亦开始罢市,但缺少了学生的支持,面对政府的高压,罢市昙花一现,安徽的五四运动渐渐走向了尾声。     

再论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

国民党在推行商民运动之初,即已确立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策略,因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商会进行整顿改组,并非完全是国民党为实现一党专制而制定的新策略,而是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不断调整商民运动方略,实施由“破坏”转为“建设”这一新政策的结果。国民党从最初确立取消商会的策略,转而承认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到最终决定取消商民协会,允许商会经过整顿改组得以继续保存,使商会免除了被解散取消的厄运,这对自商民运动开展后即一直争取合法生存权的商会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斗争目的。     

五四运动前的学生救国会:从“爱国”到“救国”

1918年的"五·二一"大请愿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和预演,也是中国学生的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这次请愿中成立的学生爱国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发起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学生爱国会后因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青年学生国家观的转变和关怀政治的现实诉求而改名为学生救国会,并在五四运动的前夕通过开办国民杂志社、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召集北大"五三晚会"等一系列现实活动,为五四示威游行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略论五四运动中的罢市斗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全国各阶层参加的广泛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初时以学生运动为主。六月五日以后,除了学生罢课外,又出现了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斗争,把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过去史学界对商人罢市的作用和影响论述甚少,估价过低,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商人阶层,除了极少数大买办商人外,绝大部分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他们为学生爱国热忱所激励,积极投身到这场事关国家安危、民族独立的革命洪流中去,其中又以上海的商人运动最为突出。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请愿,大批被捕以后,上海商业工团联     

国民党"三大"前后的商会存废之争与商民协会的解散

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十分激烈的商会存废之争;随后又发生上海总商会会所被打砸、职员被殴伤,愤而"闭门"停止办公的风潮,使得上海商人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更趋尖锐;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对整个上海商人团体进行整顿,最终作出取消商民协会的决定.从商民运动兴起之初即延续不断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至此终于宣告结束.     

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

五四运动中天津总商会不仅领导了商人的罢市斗争，而且在抵制洋货和提倡国货等方面，也较诸清末的天津商务总会更为积极，产生了比较显著的影响。事实表明，在五四运动中，并非所有的商会都表现软弱，只起了消极的作用     

民国时期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合作与抗争

鉴于商会制衡国家的潜在势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商会进行了整顿改组,但政府对商会的强权控制未能在短期内得以实现。改组后温州商会组织力量遭到削弱,但并没有完全丧失其独立性。在与政府诸多合作中,商会借助政府力量发挥自身能量,提高了为会员服务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商会的自主精神;而在反对政府控管的过程中,更让人真切感受商会与政府之间的不和谐音符强烈地跳动。这充分证明了商会具有较高程度的独立人格的商人团体的性质。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兼谈商会与国民政府之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曾采取强制手段对商会等民间社会团体进行整顿和改组,实施严格监督和控制。经过整理后,商会的力量的确有较大的削弱,但并非完全失去独立性,处于屈从政府意志的附属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活动不仅超越了“在商言商”的信条,而且逾越了政府政策所许可的范围,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形成鲜明的对比。上海市商会所发布的宣言通电从舆论上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迫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尽管商会的意志和要求屡屡遭致政府的抑制和漠视,但上海市商会为维护商人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采取的行动证明商会是一个具有明显独立人格的商人团体     

抗战前商会对日本在华北走私的反应与对策

抗战前,日本在华北的大规模走私活动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而且沉重打击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商会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缉私运动中,不仅大力宣传政府的缉私政策,而且采取多种具体行动打击走私。在缉私运动中,商会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政府重视,诸多意见与建议也被后者采纳。由此可见,抗战前商会在社会经济建设中依然发挥着较大的能动自主性,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商人团体。     

民国商会与同业公会关系探析--以1929-1949年的成都市为例

民国时期,商会与同业公会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关系．在组织管理上是上下级隶属关系。两者之间这种似乎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弱化了商会对各同业公会的控制功能,另一方面又可以保有商会对各同业公会的组织整合功能．有利于政府对商人组织的控制和利用。四川省及成都市政府有意识地利用了这一矛盾关系,达到控制商人组织的目的。     

官商互动中的多元图景呈现--清末商会成立形式再探

清末商会之所以能成立,与商部政策倾斜和大力推行有关,但在各地商会的实际成立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形态也各有差异。基于一些现实困难,以及背后种种潜在因素的考量,商人在这个过程中常持被动态度。官商之间的这种不同考虑,也预示着商会成立必然不会以一种划一的形式完成。     

花腰彝服饰变迁的原因——以云南省石屏县哨冲镇为例

以花腰彝聚居的云南省石屏县哨冲镇为例,从生活环境的变迁、政府的大力宣传及旅游市场的开发、艺人和商人的职业化等三个方面分析影响花腰彝服饰变迁的原因。     

浅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对商会的认识

本文主要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对商会的认识，认为此时期有从官办商会、官督商办商会、商办商会，有从保伸商权，开展“商战”，有从倡导地方自治等角度去认识商会，涉及到商会的开办方式，组织系统，营运程序，功能作用等诸多方面，进而分析了中国早期商会认识的社会背景与特点，指出其对当今新兴商会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广东异地商会管理制度改革趋势探析

近年来,在粤异地商会发展迅速,但是国家、广东省有关部门的相关政策法规却显得有些滞后。基于在粤异地商会实际发展情况,结合珠三角各地政府出台的鼓励异地商会发展的一些具体做法,再综合考虑国家以及广东省政府的有关框架精神,文章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广东有关异地商会的政策走向将是：县级异地商会将会合法化;二元管理体制,将会逐渐向一元管理体制转变;珠三角各城市群之间的商会合作方式将是下一步政策研讨的内容之一。     

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习俗

明清以来,在官方、士绅、商人以及民众的共同推动下,西山万寿宫不仅经历了一个宫殿规模不断扩大和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历史过程,还逐渐由里甲祭祀场所发展为跨地域的祭祀中心,成为各种利益集团认同的文化象征,从而导致了香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和"朝仙"习俗的形成与延续。各地朝仙会的进香过程及其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明以来道教地方化的历史趋势,以及地方社会文化的创造过程。     

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联系及其影响——以厦门商会为例

近代以降,商会作为商人的组织首先由清政府倡举,海外华人纷起而效仿。本文以近代厦门商会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海外诸华商总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考察这一联系的社会影响。在整个近代过程中,厦门商会有意地强调其与海外华商总会之间的联系,并在处理国内、本地事务中反复对此联系加以运用,以增加商会活动的影响力,从而达到影响政府及其他社会势力来使本团体获益的目的。     

1949—1966年专区专署制述评——以河北省为例

专区专署制对专区的设置原则、性质与地位、全称、等级划分、组织、职能等方面均有规定。这一制度对加强省县联络、保证政务的有效推行,对推进地方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增加行政成本;专署、市、县“工作关系不协调”,衍生重重矛盾等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优化商会组织自身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以A省M市为个案

商会是政企沟通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商会的地位不断提升,外界对商会的期待也不断凸显,为此,新形势下加强商会组织建设已是当务之急。本文以A省M市商会组织建设为个案,通过M市商会组织建设的基本情况的调研,该市商会组织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最后进一步分析加强商会组织自身建设的几点思考。通过该个案的分析,为商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一些可行的路径分析。     

试析沦陷初期江苏地区各阶层心态

沦陷时期江苏地区各阶层在大敌当头时的心理和行为:战争初期,社会混乱,国民政府官员弃民而逃;土匪、地痞流氓则浑水摸鱼,大肆抢劫;普通民众则处于高度恐慌状态,为躲战乱,流离失所;城镇地区则有地方头面人物(地方耆老、商会会长等)联系日军,或者迫于后者的压力,出面组成维持会,稳定秩序。     

建国初期新区土地改革中的人民法庭

在1950年冬至1953年春的新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党和政府在县(市)一级的政权中创立了人民法庭。它是接受县(市)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双重领导,依照司法程序专门负责审理与土地改革相关案件,具有一定群众性的临时特别审判机关,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及其他一系列社会整合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