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亮《燕食记》中的饮食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

饮食书写是理解《燕食记》的重要维度,小说借粤港点心和上海本帮菜美食传承的故事,展现了葛亮对于当代城市移居者的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并揭示出一种现代的“多元”身份认同观。南京和香港的多重文化体验让葛亮深入思考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进而他在《燕食记》中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身份追寻方式：戴明义和荣贻生等老辈移居者坚持“单一”身份认同观,试图以“怀念故乡”与“持守本土”的传统方式来固化自我身份;而新一代“香港人”陈五举秉持的则是一种现代的“多元”身份认同观,尝试在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中调试和重构自我身份。显然,葛亮赞同后者,外来移居者不应该只局限于“异乡人”与“香港人”之间的身份辨析,将自我定位于某一种身份,而应在承认“多元”身份的同时促进跨文化交流真正走向多元化。葛亮借助饮食书写完成了对外来移居者的文化身份的追寻与确认过程。     

从“身份”研究到“认同”研究——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身份”的语义危机

文章从“身份”一词在中英文语境中发生的语义变迁来分析文化研究领域中“身份”研究扩展为“认同”研究的重心转化过程，并指出这种变化源于后现代主义身份观的影响。     

“九七”回归时期香港电影的文化认同

以“九七”回归时期香港电影文化认同/身份的认知与定位为出发点,探讨在“九七”香港纷繁复杂的文化语境中,香港电影如何在建构的意义上辨析与体现自身的文化身份。指出,“九七”时期,香港电影通过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特征,确立了本土文化品格,重构了极具现代性的中国文化精神。     

小议“炮灰”

任碧莲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生代华裔作家群中较有影响的一位。其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体现了她一贯的文化观：对美国主流话语中的“大熔炉”理论模式的挑战，并主张建立一种美国“色拉碗”式的多元文化。也就是说，在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每种文化都有发展和变革的必要，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文化身份的流变也应是必然趋势。     

流亡·启蒙·边缘：抗战时期中国“流徙文人”在新加坡、印尼

新加坡和印尼是二战时期中国文人作家的主要流寓地。流徙文人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沈兹九、杨骚等知识分子在异域空间的流转中，以群落文化的认同进行国族身份的体认，并重建战时的文化格局。海外抗战宣传的使命促动这批流离文人，不仅在精神指向上重申了“个人”与“民族”、“小家”与“国家”、“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以“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启蒙，召唤华侨同胞及异族人民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在崇高的审美追求中彰显浪漫倾向和英雄主义情结。南渡文人在跨界的流徙体验中，生成边缘人的双重身份，其文艺实践既表现出对故国家园的怀乡之情，又在乡关何处的追寻中折射出“在地性”的本土色彩，由此形成超越的“第三空间”的文化重构。综之，战时中国文人在异邦生成的流亡文学，作为中国海外抗战的重要一翼，拓展着中国现代文学在域外的生存空间。     

从迁台怀乡散文中寻求两岸身份认同

迁台作家的怀乡散文对研究两岸文化有着重要作用。50年代迁台作家被迫脱离大陆,无论是外在身体还是内在心理都受到了压制,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生,因此大多迁台作家靠“怀乡”去寻求安慰。梁实秋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真实地书写中寻找精神世界的返乡之道,以获得外在肉体无法实现的心理身份的确认。以梁实秋为例,我们能够寻求台湾民众对大陆身份的认同之路,发现海峡两岸民族精神文化的契合点。     

“差异性”及“理解法”：关于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身份”问题

当今世界文化与政治变迁对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身份”及其文化与政治属性,并对由此衍生的“民族主义”等问题提供了重新调整、整合和认知的新条件。对“民族身份”的关注更多集中在其“差异”性特点,“民族身份”不再是纯粹文化现象与符号,尤其在“后民族主义”时期成为政治集团用来为其利益服务的话语与工具。在当今极为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中,可以将“民族身份”的多变性、包容性及“理解的教学法”当作核心视角,甚至可视为实现民主、平等更高目标的有效途径。     

“教”与“乐”——贺拉斯“寓教于乐”观的内蕴及价值评析

从文艺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贺拉斯“寓教于乐”文艺功用观的内蕴及价值，充分肯定了“寓教于乐”观在文艺发展史上意义和价值，认为在当今及未来的社会中“寓教于乐”观对文艺的发展仍有借鉴的价值     

“教”与“乐”：－贺拉斯“寓教于乐”观的内蕴及价值评析

从文艺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贺拉斯“寓教于乐”文艺功用观的内蕴及价值，充分肯定了“寓教于乐”观在文艺发展上意义和价值，认为在当今及未来的社会中“寓教于乐”观对文艺的发展仍有借鉴的价值。     

儿童成长中的“父亲缺席”现象探讨

思想体系、价值观和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根本，一种文化的底座。简言之，本文所探讨的“父亲缺席”就是文化意义上的父亲缺席。这就要求我们对父亲这个身份进行生理上和文化上的区分。“身份”这个概念包含着丰富的涵义。每个人除了生理上的身份以外，还具有着“意味着社会等级、权利、权力、利益和责任”的身份，而“最普遍的身份现象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意义上的身份。     

中国哲学的创新与重建（二）──张岱年教授“综创论”访谈录

中国哲学的创新与重建（二）──张岱年教授“综创论”访谈录刘仲林问：张老帅，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７—２９日在澳门召开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研讨会，来自大陆、澳门、香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就张申先生及您的学术思想，特别是您的“综创论”，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专题...     

跨越边界的教师实践哲学——从“文化无视型”教育到“文化关涉式”教育

当学生所固有的家庭文化与教师、学校所持有和认可的主流文化相差越远时,教师教学所面对的障碍就越多,所要跨越的性别、种族、民族、阶层的限制就越多。"文化无视型"教学隐藏着不平等及对学生的偏见和低期望态度,"文化关涉式"教育则强调要沟通学校教育与家庭文化之间的鸿沟,并促进学生积极的文化身份建构。文化关涉式教师与文化无视型教师在教学观、文化观、知识观等实践教育哲学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的差异。文化关涉式教师相信:教师的教学要与当地社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儿童在接纳和认同自己文化价值的学校中学习得最好;多元智能式教学方式更有利于文化多元;教育提供更多的文化选择可能,帮助学生建构文化身份。     

家乡年俗“跑旱船”

本文章通过记叙“元宵节”后,家乡民间“跑旱船”一事．展现了故乡的风俗风情和文化帚观。小作者以一个观众的身份。极其详细地记叙了家乡“跑旱船”这一民间习俗的全过程。凸显了现代农民的精神风貌和幸福生活。     

简论“九七”后香港语文的发展路向

本文从香港社会语文的历史和现实着手，分析了香港形成“双文三语”的格局的历史原因，认为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影响香港语文发展的两大要素，并以此为基础，对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将对香港的语文产生影响作了预见性的分析，探讨香港语文未来的发展路向：走汉民族共同语的道路，并为决策者提供了参考意见。     

“后五四”时代何以建构“五四”——也谈沈从文的“五四”想象

尽管自称是“后五四”作家，沈从文时空上的不在场却没有阻碍“五四”想象的建构，“父权缺失”为他提供了接触“五四”的契机，随着空间的转换，他逐步生成了对于“五四”的想象，在此过程中沈从文也完成着自我身份认同，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与文学观。沈从文的“五四”想象源于“五四”，却并不是对“五四”的全盘接受，独立思考意识为沈从文在经历和发现“五四”时提供了辩证思考的空间，避免了“预设自我”的理论陷阱。沈从文亲身体验着“五四”，自觉承继着“五四”，而这都是以“五四”想象一以贯之的，沈从文又在此中超越着“五四”。     

浅谈司马攻散文的怀乡叙事——以散文集《明月水中来》为例

泰华作家司马攻主要通过他的怀乡叙事来重新构建生活经验断裂后的文化身份,以此来释放身份焦虑。司马攻的身份焦虑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移居所造成的两地生活经验断裂后的个体文化身份焦灼,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中华文化之根的失落与追寻的民族文化身份焦虑。     

简论“九七”后香港语文的发展路向

本文从香港社会语文的历史和现实着手，分析了香港形成“ 双文三语”的格局的历史原因，认为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影响香港语文发展的两大要素，并以此为基础，对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将对香港的语文产生影响作了预见性的分析，探讨香港语文未来的发展路向：走汉民族共同语的道路，并为决策者提供了参考意见。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培养有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世纪新人—“四有”育人观与“八目”育人观扬弃初探

要全面认识我国传统儒学“八目”育人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于现代育人工程,就很有必要对邓小平“四有”育人观与传统儒学“八目”育人观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探索传统儒学“八目”育人观与邓小平“四有”育人观之间的民族文化联系,加深对邓小平“四有”育人观的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对邓小平“四有”育人观与传统文化相承接、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进行透析和诠释。实现胡锦涛总书记“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理论高度,为高校加强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提供理论探讨。     

无声胜有声——“细读”波特的《老人》和《他》

波特的《老人》和《他》两个中短篇故事充分揭示了语言与人物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那些会言语的人物不仅书写自己的身份，还构建语言来书写他人，通过书写他人来表达自己主观理想化的身份观和现实观，颠覆他人形象以衬托自己或者达到其他目的。布鲁克斯的“细读法”有助于读者明白波特的无声世界为何有声有色，无语人物又为何有血有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