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法修辞观比较

我国文章之学和言辞之辨，从古至今有重修饰和重实用雨大传统。前者讲文质彬彬，请信率巧，以言之有文，而求行之久远；后者讲实用功利，先质后文，以求文之朴实、通达，而有功用。这两大传统，溯本究原，为先秦德法商家所发端并奠定。所以，比较他们修辞观的异同，有助于对两大传统形成原因及价值意义的认识，而且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哲学人文观，以礼为中心，以仁为本体。他申说：“质股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兼备，不偏不颇，最为恰当。“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是孔子…     

＂三代改制质文＂的政治哲学意蕴——董仲舒文质论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效应

文质之辩是儒家政治哲学中心议题之一。孔子明确以＂与文＂＂尚质＂之微妙方式探寻丈质中和之道。董仲舒继承这一主题,并在政治哲学领域将之自觉展开,力倡“文德为贵”“任德不任刑”,为儒家文治、德政主张寻求天道观和经典论说的支持。在强调“质文两备”的前提下,更突出“先质后文”“承周丈而反之质”的时代文化精神走向和政治变革要领。董子更进一步提出“三代改制质丈”说,指出文质更替或忠、敬、文演替是主导历代文化精神特别是政教原则变化的核心法则。董子文质论对理解儒家政治哲学和人类政治生活本质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萧氏诗的悲情基调

南北朝时期梁代萧帝家族皆为双重身份,既是帝王又是文学人,历史上对他们持否定态度的人占多数。而实则萧氏诗并非不重质只重文,很多时候还是较重质的,并没有背离儒家文质兼备的主张。至于“写色情的诗”,内容“越来越空虚堕落”,也要看到当时的人物身份特点和历史环境特点,不可简单化地全盘否定。     

阮瑀、应瑒的文质论及创作异同

阮瑀和应玚的文质论有相同之处,都肯定了文质并重.但是他们的侧重点不同,阮瑀重质轻文,应玚重文轻质.两者的文质观表现在创作中,形成了他们在创作上的异同.     

“文质相胜”之“质”胜的解析

"文质彬彬"一直是我们所向往与推崇的做人与作文的最高境界。然而,人无完人,文有瑕疵,文质不得兼备。如果文质不得兼备而出现"相胜"的局面,人们往往会有"以‘质’主而‘文’次之"的倾向。文章从"存质舍文"、"质胜于文"和"先质后文"这三个方面着手,并结合历来文学家对"文"与"质"的理解,对"文质相胜"之时"质"更胜一筹进行分析和探讨。     

刘勰论“文”与“质”——读《文心雕龙》札记

在文学创作中,围绕着“文”与“质”这个问题,历代的文论家展开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虽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则不外乎“重质轻文”“重文轻质”和“文质并重”三种基本观点。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学派的鼻祖老子就提出过“重质轻文”的主张。老子说:“美言不信”、“辩者不善”(《老子》第八十一章)。明确地表示他不赞成文章有美     

彬彬有礼:孔子文质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文质思想核心观点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在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面对当今重文轻质的社会现实,孔子文质思想更突显出积极的现实意义。     

“文质彬彬”：一个教育命题的历史命运与意义新生

“文质彬彬”在今天“多用于形容人文雅有礼貌”。追溯本源,它出自《论语》,原指人的文采和质实配合均匀,包含着“文与质和谐发展”的教育意蕴。孔子提出的这一论人标准和育人规格,是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孔子当年还提出要防止“质胜文”或“文胜质”现象,遗憾的是人类在创造文化一步步远离“质胜文”的野蛮时代的同时,越来越受文化制约,以致出现“文胜质”现象。初步的“知识考古”表明,“文质彬彬”词义的历史演化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缩影。在以“和谐”为主旋律的今天,亟需借鉴历代思想家对“重文轻质”倾向的反省与批判,赋予“文质彬彬”新的时代内涵,实施文质双向关照、协调发展的和谐教育。     

"文质彬彬":一个教育命题的历史命运与意义新生

"文质彬彬"在今天"多用于形容人文雅有礼貌".追溯本源,它出自<论语>,原指人的文采和质实配合均匀,包含着"文与质和谐发展"的教育意蕴.孔子提出的这一论人标准和育人规格,是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孔子当年还提出要防止"质胜文"或"文胜质"现象,遗憾的是人类在创造文化一步步远离"质胜文"的野蛮时代的同时,越来越受文化制约,以致出现"文胜质"现象.初步的"知识考古"表明,"文质彬彬"词义的历史演化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缩影.在以"和谐"为主旋律的今天,亟需借鉴历代思想家对"重文轻质"倾向的反省与批判,赋予"文质彬彬"新的时代内涵,实施文质双向关照、协调发展的和谐教育.     

“文质彬彬”批判

自从圣人孔子说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①这段话以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文质彬彬”的解说相当多。但有一点却是人们普遍承认的历史事实:“文质彬彬”是孔子对他的培养目标——“圣人”与“成人”(即完人)提出的审美要求;“文质彬彬”不仅是传统儒家审美教育的核心,也是我国古代审美教育的核心。我以为,“文质”论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做出过贡献,但也带来了弊端。“文质彬彬”之功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就把中国人的     

孟子与苟子人性论的异同

人性论是儒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苟子作为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分别主张“性善”论和“性恶”论。造成二人观点针锋相对有其时代背景不同、二人对“性”立论的出发点不同等多方面因素;同时,通过对二者人性论的比较,又不难发现孟子、苟子二人都重视后天教育、关于人性论的总目标一致等诸多相同点。     

荀子道德论新探

荀子的道德论迥异于孔孟道德思想。荀子在拓展儒家道德思想广度并把道德制度化的同时,也把他律道德推向了极致,而没有为自律道德留下应有的空间,致使道德修为完全依凭外在因素方为可能。其偏失在于对道德主体性意识的弱化和冻结致使儒家自我完善和自我成就意义上的道德践履蹈空,最终置自身于困境。荀子的“歧出”不在于他的现实主义转向,也不完全归因于他的性恶论辩难,而应问责于他对儒家主体自律性道德的颠覆。     

孟荀人性论之大同小异

孟子和荀子作为儒学的两位大家,在人性论的问题上引起了后世的广泛探讨。虽然二者的人性理论看似有着天壤之别,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时代背景、人性内涵还是价值追求,二者的本质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追求其相同本质的不同过程和不同方法而已。     

孟荀哲学的人性论对主体性建构的影响

人性论一直是先秦儒家哲学关注的基本论题。不过，在儒家内部却有很大分歧，即孟子的性善论与苟子的性恶论的针锋相对。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对立，因为孟、苟的落脚点都是人的社群性存在，他们倡导的“主体性”原则都是一种作为类的主体性，而没有为个体的真实存在留下空间。因而，性善论与性恶论的思想质料是相同的。分别乃在于二者的出发点与进路不同，即孟子言性善，强调要恢复、扩充人的本然性的社会道德内质；荀子言性恶，强调自然欲望人向社会道德人的生成。     

《荀子》在日本徂徕学中的位置

有关日本徂徕学中荀子的评论及地位，是中日儒学史上一个有争议的课题。文章通过分析、论证指出，在徂徕学中孟子的地位仍然高于荀子，但是徂徕学又与《荀子》有密切关系，在对子思及孟子的批判、礼乐的提倡、人的个性的重视、道的创建等方面，徂徕学继承了荀子的学说，并有所发展和创新。     

悖立与整合——论董仲舒对孟子、荀子之人性论的解释

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孟子,荀子人性论之二化生出的新一,也是三;三不同于孟子的人性论,亦不同于荀子的人性论,三是悖立整合的新的人性论.董仲舒以阴阳之天道论人性,表现了其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其人性论的基本内容:人性有善有恶,善主恶从,即性未全善;性善是质,质朴而未觉醒,具有为善的可能性,而没有表现为现实性,即性未善.人性之善主恶从,故人性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天地之性人为贵",仁义礼智信在人性上获得了根据.人性中有恶,且性善是质,充分肯定了后天之道德教化与礼义制约的重要作用.     

孟子与荀子道德社会化思想比较研究

＂性善＂与＂性恶＂这一人性理论的不同是孟子与荀子道德社会化思想差异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两者的思想理论在道德社会化的目标、核心内容和实现途径方面均存在差异：孟子认为道德社会化就是社会个体通过＂养气＂、＂寡欲＂等自我教育方式成为兼具＂仁义礼智＂高尚道德的人;荀子则认为道德社会化是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道德教育系统,在＂君子＂、＂圣人＂的榜样作用下,在良好社会环境的熏陶下,教育社会成员成为自觉遵循礼法的人。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之处,但它们都对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谈孔子人性论的矛盾性

孔子并未对人性善或人性恶下定论。他重视"仁"和"礼"对人性的塑造,推动了人性理论及道德教育的进步。自律的"仁"和他律的"礼"辩证统一于孔子的德育思想中,"仁"学思想和"礼"学思想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他人性论的矛盾性。正是孔子矛盾人性论的这两种不同的内在取向给了孟子和荀子不同的启示。     

先秦文化之人性探微

先秦诸子人性之论,以孟、荀、告、庄最为典型。四类人性观,于天与人、善与恶、心与生等诸关系上各有见地,各有其所得所失。对先秦文化中人性论作重新体认,于今时之人性研究当有颇多可借鉴之处。     

先秦儒家的“君臣之分”探赜——以《论语》、《孟子》、《荀子》为依据

君臣之分乃是探讨君臣之义的前导,亦是研究儒家政治秩序观念的基础性问题。孔孟的"君臣之分"是社会的一种现实秩序,乃人群中自然呈现出的状态,或言"原初状态",而混乱和伦常崩坏是由于人们打乱了这种社会合力形成的君臣之分,争夺君主的权力,故孔孟都倾向于君臣分际中维持平衡。而荀子认为社会初始状态是相互争斗,因明王出区分出了高低贵贱,人们这才能和谐相处,无形中赋予了王权以第一位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因而在纠正"君不君、臣不臣"中,三者亦呈现不同倾向。此外,虽于政治观持论有异,三者却均不以德性价值来要求社会秩序,而是倡导在自我德性淬炼中,与他人合作改善世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