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诗歌的公共性转向

何其芳诗歌创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学界称之为“何其芳现象”,即从最初的描写个人爱恋忧愁、自然风景等个人性写作到后来为革命战争而鼓舞的公共呐喊,其诗歌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面目.究其转向的原因有生活经历的扩大,民族苦难意识的担当,对“卡里斯马型”崇拜等自律因素;也有延安文艺政策吸引等他律因素的影响.     

创造社诗人写作的“个人性”与“公共性”——以穆木天为例

随着一些重大公共事件的发生,＂公共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诗歌领域也不例外,＂公共性＂与＂个人性＂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五四＂以来,历经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等的洗礼,中国新诗也呈现不同的风格取向和思想内涵,以郭沫若、穆木天为代表的创造社也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的转变,具体表现在由生命体验到革命情怀的变化,创造社的这种方向的转换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表现出新诗＂公共性＂与＂个人性＂对立统一的特征。     

闻一多诗歌的公共性与个人性关系之微探

文学公共性是借用哈贝马斯在社会学领域提出的公共性概念形成的。文学公共性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反思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文学公共性的角度,通过文学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关系阐释与解读闻一多的诗歌是一个新的尝试,一方面拓宽了闻一多诗歌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能够从整体上把握闻一多诗歌的创作。闻一多诗歌创作“泾渭分明”的前后分期实则是交织了一条公共性与个人性编织的红线。     

惠特曼与郭沫若诗歌公共性比较

惠特曼和郭沫若在对民族题材的运用和诗歌形式创新中完成诗歌“个体自我”向“民族自我”（“国家自我”）的转化,升华为一种“普遍自我”。惠特曼以美国作为投射对象,以第一人称“我”热情讴歌美国精神,在诗歌中完成自我身份构建。郭沫若诗歌应和“五四”的时代精神,高扬人的个体性,坚持对现实压迫的反抗,对祖国的热爱,把“五四”个性主义的时代精神在作品里成功地反映出来,由此给郭沫若的新诗带来了奔腾豪纵的情趣美。     

诗的个人性与普视性

诗是依靠个人创造的艺术,但不是个人化的艺术。诗歌的艺术取向、审美价值往往取决于诗人的艺术姿态,具体说,就是对待个人和群体、内在与外在的态度问题。优秀的诗歌往往是通过个人抒写群体,通过内在关注外在,形成具有延展意义的普视性。诗人的高贵、高雅,诗的境界,均由此而生。     

穆旦诗歌与基督教精神的契合与分离

穆旦的诗歌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情怀,他的诗中不仅采用了大量基督教语汇,并且在精神气质上与基督教的世界观多有契合之处,但是诗人对人的个性和自我价值的确信又使他最终与基督信仰分道扬镳。具体来说,对人心的认识、对苦难的承担、对上帝的仰望这三方面都显示了穆旦诗歌与基督教精神的契合,但诗人的人本主义道德理想使他的诗与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又具有实质性的不同。     

臧克家诗歌的公共性与私人性

近年来关于臧克家的研究越来越少,其文学史地位也日益下滑,臧克家在文学史上一般被称为现实主义诗人,但又曾被其好友姚雪垠叫做“田园诗人”,而过去的研究中往往比较重视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特征.事实上他的诗歌不仅仅关注现实、揭露社会黑暗,还大力描写田园风光、沉浸于中国古典传统诗歌的审美趣味,可以说他的诗歌在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获得了适度的平衡.诗人虽试图通过“否定性的言说”方式用公共性压制私人性,但却更加张扬了私人性的存在,更好地实现了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性与义务教育公共性述评

我们讨论“公共性”不能脱离具体所指,它需要通过公共组织的构成、公共权力的运作、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反映出来。公共性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之一,它不同于教育的公益性。义务教育公共性分为实质公共性和形式公共性,前者包括有效性、责任性、中立性、平等性和公益性,是义务教育公共性的主要载体,后者包括参与性、公开性和可选择性,是实现实质公共性的重要保证。     

试论文学作品中乌托邦的社会性与个人性

人类社会发展所显示的“异己力量”使人为物役 ,于是发出了“不物于物”恢复和回归人的本性的反异化的呐喊 ,这是乌托邦产生的原因。而“桃花源”和“乌托邦”在东西方不约而同的出现 ,证明了人类为了发泄对现状不满而去实现更加符合人的本质的那种可能性所具有共性。乌托邦的概念依赖于人本质上应该是和可能是的那样子与人在生存中所是那样子的区别。所以 ,乌托邦既具有否定现实的社会性 ,又具有追求超越的个人性。     

“第三代诗歌”的“个人性”与“公共性”——以诗人海子为例

继“朦胧诗”后,“第三代诗歌”借助“pass北岛”的口号明确了自己的诗歌创作方向.“第三代诗歌”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一批年轻人的理想追求与人生感悟.在“第三代诗人”中,海子“私人密语”般的诗歌已经被公认为当代诗歌的经典.海子诗歌以其高度的“个人性”去创建“公共性”,并在当代公众生活中得以广泛传播.     

知识个人性的缺失与回归

"客观主义"知识论者对"知识个人性"的漠视,对我国教育改革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知识论的历史渊源很深。在西方哲学史上,"知识的个人性"曾经一度缺失,但进入20世纪以来,呼唤"知识个人性回归"的声音占了主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知识论中,"知识个人性"却倍受关注,因此说当前课程改革提倡对"知识个人性"关注,符合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文化、且顺应时代要求。     

徐志摩诗歌的情爱体验与道德关怀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主将,身处军阀混战、内战蜂起的黑暗时代。受五四"个人文学"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歌表现出明显的个人性与公共性:既有充满私人性的情爱记忆和情感体验,也有公共性倾向的政治诉求和人道主义关怀。此外,他的一些诗歌个人性与公共性兼容并生,爱情诗中隐含着诗人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仰,书写充满贫苦、残毁的现实社会的诗作中又熔铸着诗人的个人情绪和个人性感受。     

高蹈者的人间情怀：新月诗派的平民意识

新月派诗歌的平民意识首先表现为对严酷现实的义愤和对下层民众的道德关怀,其次是不分尊卑贵贱、人人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此外,新月派诗歌个人性与公共性互相呼应：描摹田园生活的诗歌因站在平民立场,关注平民生活而具有公共性,其中也隐含了诗人的平民化生活理想;爱情诗既表达了诗人的情爱体验,也显示了诗人自身作为广大平民中一员的生存状态;爱情诗因具有个性解放意义而体现了对平民意识的张扬。报刊、聚餐会和俱乐部作为公共舆论空间的直接影响,新月诗人信仰自由主义,成为新月诗派的平民意识产生的原因。     

张爱玲:殖民地语境下的个人性

张爱玲将批判的眼光转向民间，批判传统化在现代洋场与西方化所孕育的怪胎；她在殖民地语境下为“个人性”张目，与在同样语境下的郁达夫、戴望舒等大相径庭。     

屏息的刹那:诗歌开始说话──对李钢诗歌的阅读和解析

李钢是新时期诗人中抒发生命意识的先行者．他经由创作,或表达生命的自由和悲欢,或述说生命的重临与再度开始。李钢诗歌的抒情方式是内视的、智性的,敏锐多思,情感和智性的混合等特征贯穿在他９０年代的诗歌文本之中。李钢９０年代的诗歌写作不再是随时随地的自我表达,而是“有准备的写作”,是屏息的刹那对诗歌高度的领会。他偏居于充满享乐精神的内陆重庆,却以多年的坚守换来了诗艺的成熟。     

郭小川与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公共性”之比较

郭小川和马雅可夫斯基都是著名的政治抒情诗人,他们两人处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之下,诗歌都与社会、人民和时代主题紧密相连,但他们的诗歌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无疑他们两人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他们的诗歌公共性异同进行了比较.内容方面的相同点是他们的诗歌既具有时代特色又具有个人特色,不同点是马雅可夫斯基有讽刺诗而郭小川没有;在形式方面,虽然他们都使用“楼梯体”,但他们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诗歌表现形式.     

苦难与悲剧的代言 --试论艾青诗歌的民族忧患意识

艾青诗歌的民族忧患意识具体体现在对土地和农民的苦难命运、对追求光明的曲折遭遇、对民族危亡的悲剧性感悟和对生命的人关怀。本将其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考察，通过从各角度、各侧面进行分析论述其丰富内涵、影响因素及其对中国化、精神的传承与超越，并探讨苦难和悲剧的内在关系，从而集中体现出苦难和悲剧是艾青诗歌的表现核心，是艾青诗歌民族忧患意识的高度体现。     

穆旦晚年诗歌主题浅析

对穆旦1975－1976年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回顾，考察了其诗歌主题在自我意识，社会批判，生存疑问等方面的新探索，着重揭示了诗人对动乱岁月里个人悲剧与国家命运的理性思考，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一贯的现代主义创作特色。即：关爱国家民族命运，注重理性超越，勇于借鉴西方现代艺术三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