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女”事件折射出媒体软肋

2009年10月,“艾滋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据报道,一个名叫“闫德利”的女子以“艾滋女”身份发表博文《我的忏悔》,称自己被检查出艾滋病,为自己的滥交而后悔。之后,又陆续发表博文讲述自己被继父强暴、去北京当小姐的悲惨经历,并曝出279个“嫖客”的电话号码。为证明博文的真实性,“她”毫不避讳地贴出艳照和全家福。一时间,“闫德利”的博文和照片引发网站的狂热转载,“艾滋女”成为网友漫骂的焦点。     

有关“艾滋女”事件的道德拷问

数日来,网络上最雷人的事件,应首推“艾滋女”事件,其波及面之广,涉及人数之多,为害之烈,令人震憾。 十月十三日,网络上名为“德利”的博客里,博主“闫德利”自称患有艾滋病,曾与二百七十九名男性有过性接触,并一一公布他们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从“艾滋女”事件看网络媒体权威性的建构

2009年10月,起因于个人报复的＂艾滋女＂事件发展为造成全民恐慌的社会公共事件,再次暴露网络媒体的致命缺陷——权威性缺乏。网络媒体该如何树立权威形象,形成新闻品牌？本文试图从事实传播和观点传播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从“背包党”事件看舆论监督中的媒体联动

舆论监督报道以往多为“单兵作战”，即一家媒体关注，投入很大的报道力量，但结果未必理想。甚至有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往往是这家媒体报道完，不见改进，过一段时间，另一家媒体又进行重复的舆论监督，但仍不见问题的解决。2005年9月，以《南方都市报》和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为主的广州媒体对广州火车站“背包党”事件的报道，以媒体联动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报道，使得广州火车站社会治安问题这一顽疾得到社会的空前关注，中央电视台也介入这次报道。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的成功合作，     

从“中华女”事件舆情裂变谈媒体的“权力异化”

2010年3月23日,一篇题为《强悍＂中华女＂郭丽当街暴打贵州电视台女记者》的帖子出现在各大网站,帖子称当天上午,贵阳市交警支队四大队在联合贵州电视台第5频道《法治第一线》栏目,通过媒体监督曝光,纠正行人、机动车违法行为时,     

金融“信息操作”与媒体责任——从“活力门事件”看传媒对金融风险的监控

日本的活力门(Live Door)集团的成功是一个典型的神话。它于1996年以600万日元起家,到2006年总资产达1万亿日元,十年期间财产大约增长了17万倍。2006年1月16日晚,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部”突袭搜查了著名IT企业“活力门”的总部以及堀江贵文的私宅,并逮捕了他。其直接原因是,活力门公司在股票分割等方面造了假账,把10亿日元的亏损做成了14亿日元的盈余。“活力门”神话顷刻之间幻灭。大量投资者纷纷抛售与活力门相关的持股,东京证券交易所发生类似银行挤兑的骚动,导致自动交易系统瘫痪。“活力门”神话就是在日本的经济改革与媒体光环…     

从“杨丽娟事件”看媒体的责任

13年的疯狂追星,兰州女青年杨丽娟为刘德华赔上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赔上了全部的家产,赔上了老父的性命。这一家破人亡的悲剧,引发了无数人的思考与反省:青少年追星本是青春期出现的正常文化现象,这一正常行为为何最终演变成病态的疯狂?     

从“丰田漏油事件”看媒体的公信力

今年6月23日，丰田公司首次通过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发布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所有发动机出现漏油问题的丰田皇冠及锐志轿车，保修期延长一倍时间，也是说，从正常的2年5万公里延长到4年10万公里。很多汽车行业业内人士认为，这次让世界第二大汽车厂商丰田公司作出延长保修期决定，是由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促成的。     

从"北青事件"看我国上市媒体的信息披露问题

一、“北青事件”回放 2004年12月22日,有“报业海外第一股”美称的北青传媒(股票代码:1000)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易。借此机会,北青传媒成功融资9．5亿港元,一时风光无限。 2005年8月,北青传媒公布的财务中报显示,公     

从彩虹桥“跳桥”事件看媒体社会责任

2014年4月1日,《漯河晚报》报道一名男子爬上漯河市区彩虹桥准备跳桥轻生,后经过民警、当事人家属以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多方劝说,该男子放弃轻生念头,消防战士随后将其解救。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类似在彩虹桥跳桥的事件近年来已经发生多起,每次接警后,消防官兵都要动用大量的消防力量投入营救。近年来,全国各地的跳桥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大部分跳桥者都是想通过跳桥相威胁,期待某种诉求得到解决。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应该严格遵守新闻伦理道德,落实记者的社会责任,客观适度地报道,用建设者的思维引导舆论。     

从“丹拉瑟事件”看媒体责任缺失

在英语字典中,责任（dutv或obligation）一词被解释为“法律感和道德感”和“基于道德和法律的层面下做的事情”     

从羊水栓塞事件看媒体的社会责任

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有对事件报道和评论的义务和权利,但是在报道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本文以孕妇死亡事件为例,分析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专业性、道德感、舆论引导缺失等问题,提出恪守专业信誉、提高自身素质、加快新闻立法等建议对策。     

从重庆“钉子户”事件看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一、重庆“钉子户”事件回放2004年8月31日,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鹤兴路片区项目改造贴出动迁公告,随后该片区280户陆续搬迁,但杨武、吴苹夫妻的两层小楼一直伫立在工地上;     

从杨丽娟事件看媒体的社会责任

这似乎是一件匪夷所思的新闻。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式各样媒体的强力聚焦下,疯狂追星13年,追到倾家荡产、家破父亡的杨丽娟,终于名震全国,成为世人茶余饭后的热点谈资。事件发生后,大家面对杨父的死,都认定他的女儿不正常。这样看当然也有道理。但不能回避的是,杨丽娟一家之所以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与一些大众媒体这些年对明星的狂热吹捧和追逐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从富士康跳楼事件看媒体的社会责任

一连串的跳楼事件将富士康推到了风口浪尖,在一片对富士康的指责声中,我们也不应忽略媒体在此事件中应承担的不当报道而导致的＂维特效应＂。这一幕幕悲剧提醒我们的媒体思考：应该怎样报道富士康跳楼事件,能为预防该事件的发生做些什么。媒体关注此事件应该克制,侧重对应对策略和价值观的引导。     

从微博看自媒体时代信息把关的变化

网络媒体发展迅速,大步跨入了自媒体的时代,微博客是其中一个新的成员,成为人们发表看法的新平台。与此同时,相对以往信息的把关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从＂菲律宾人质事件＂到江西抚州＂宜黄自焚＂等一系列事件,微博成为发布消息和评论的新渠道,而微博本身也经历了一场＂测试版风波＂。本文通过借鉴一些微博事件的分析来阐述自媒体时代的把关人及把关过程的变化,以期厘清自媒体时代信息把关的脉络。     

从桂林导游事件看媒体的角色冲突和调适

桂林导游事件的发生、展开和最后平息反映了媒体在其中所面临的角色冲突,提示我们思考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建设中应如何把握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的动态平衡.     

从“替谁说话”事件看媒体的批评空间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新闻学院赫伯特·阿特休尔在其名著《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1984年出版）一书中,用翔实的资料证实了一个最朴实的真理：任何体制中的新闻媒介都是那些掌握经济、政治、社会权力者的代言人,完全独立的媒体不可能存在。     

从“三鹿”奶粉事件反思媒体责任与政府信息公开

“三鹿”毒奶粉迄今已经发生了数月,但是因这一食品安全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危机,足以引起我们对政府信息公开和媒体责任的思考,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执行力度不够,不仅严重影响媒体对事件的介入和报道,造成许多相当负面的效应,而且也直接或问接地削弱了国内外公众对我国政府的评价,削弱了奥运会形成的正面效应。本文通过分析“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前后相关报道的特点和效果,阐明政府信息公开在处理社会危机中的作用,探讨媒体如何突破报道社会危机的困境,为今后政府和媒体处理类似社会危机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