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图书馆工作者交往初探(续)

戴克让:字芦舲,浙江杭县人,为著名学者夏增佑(当时任社会教育司司长)的学生。一九一二年在教育部工作时与鲁迅相识,曾任主事、佥事等职,他长期在鲁迅手下工作,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活动。(参见《鲁迅在北京》八十九至九十页,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编印)据《鲁迅日记》知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年两人有着长期密切交往。如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记:“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     

“■”确实笔误为“(革华)”

《出版工作》第十五期二十三页刘争义同志的信,未加查对鲁迅手迹,便说:“鲁迅先生决不会把“(?)”写成“(革华)”是可以肯定的。”我查了线装影印本《鲁迅日记》,(?)确实笔误为(革华)(见第三函第二十四册、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笔误是常见的事,这也无损于鲁迅先生的光辉。刘争义同志未查对手迹,无可责难。你们在编辑过程中看来也未查对手迹,就不免有些疏忽了。由于这种疏忽,竟造成“一处误排”的“公案”,使排者、校者、编者均蒙其咎,岂不有点冤枉!     

关于南浔藏书家蒋孟蘋先生——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补注

《鲁迅日记》一九一四年四月一日、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五、十六日和一九一七年一月五日均有与蒋孟蘋接触的记载。“蒋孟蘋”,在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五五二页注作:“《日记》又作孟频、孟苹,浙江吴兴人,蒋抑卮之友。当时在北京开设经营古董和字画的来远公司。”蒋孟蘋,当时诚然在北京开设来远公司,但单举这一点作为他的主要事业来说,是不恰当的。他是名噪一时的大富商和南浔三大藏书家之一。他不仅与蒋抑卮友善,还与陈公猛,     

王任叔与初版《鲁迅全集》

1938年8月,距鲁迅先生逝世一年零十个月,中国第一部《鲁迅全集》600万字煌煌巨作,共20册,便在上海“孤岛”奇迹般地全部出齐.在出版筹备过程中,王任叔做了大量繁重、琐细的具体工作.茅盾在回忆录中说:“实际上编辑工作,只有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等少数几个人在做.”初版《鲁迅全集》的背后,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值得细细咀嚼.     

稿本《南游日记》及其作者

1984年,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期间,发现了一部清代日记稿本——《南游日记》。该日记原约八十万字,现存四十五万字,是一个残本。日记的正文采用红格八行笺书写,字体行草间以楷书。各卷首页均铃有“汉军镶蓝旗平南敬亲五七世孙”一印,全部日记均经朱笔圈点、划改,其     

不是考证——关于陈寅恪和鲁迅的一件逸事

首先声明,笔者不是鲁迅和陈寅恪的研究者,只是出于对两位大师的敬仰,有兴趣关注他们的逸事,缘起是在《学林散叶》一书中看到这样一则记载: “鲁迅1915年4月6日日记有:‘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但陈向来不谈及此事。他说,鲁迅名气大,谈这些会有攀附之嫌。” 寥寥数语,使我恨不知之详,遂生考证一番之念。然而我既缺考据之学问,也乏考究之资料,所以又不是考证,随笔而已—— 首先翻《鲁迅全集·日记》,以求验证,见“乙卯日记”1915年4月6日果记有此事,但鲁迅赠陈寅恪的书不是两本,而是三本,原文是:“赠陈寅恪《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按:古汉语“或,邦也。”即“域”,不是鲁迅笔误)。于是,问题来了,鲁迅与陈寅恪有多大交情,同是赠书,为什么赠齐寿山一册,却一次赠陈寅恪三册(《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炭画》则为周作人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鲁迅何以如此厚待陈寅恪?     

北京鲁迅博物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出版《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鲁迅于1915～1919年间,收集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及隋、唐石刻的大量拓本,陆续予以整理,在1916～1918年《鲁迅日记》上有“录碑”、“夜独坐录碑”及“夜校碑”     

被日本间谍卖到美国的“江青日记”

1985年5月,素以消息灵通著称的《华盛顿明星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一条爆炸性新闻：本报以重金从中国大陆购得“江青日记”手迹数本,经多方专家鉴定,确属真迹无疑。现发表该日记一页真迹照片,共计376字。其原件不日也将陆续公之于众……     

读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

曹聚仁三十年代在上海教大学和办《涛声》杂志时,曾和鲁迅有过交往,多次宴聚,在鲁迅的日记和书简中有所记载。鲁迅有时还托他查一些资料,我记得的有鲁迅请他找《隋书》查隋炀帝“焚草”之变的出典。那时,徐懋庸寄住     

鲁迅创新校勘学之功

鲁迅对明清两朝的类书评价不高．但《永乐大典》却是他使甩较多的一种类书。《鲁迅日记》1913年11月4日记有“得二弟所寄书一本，内《急就篇》一册，写本《岭表录异》及校勘各一册。”1932年鲁迅手订《译著书目》时，在“译著之外，又有所校勘”栏下录有“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以唐、宋类书所分校《永乐大典》本，并补遗，未印）。”《岭表录异》是部记述广东地区风土物产、天文地理、花草虫鱼的地方志书．为唐刘恂撰，早已失传。[第一段]     

发现培养“可造之才”──鲁迅是怎样办期刊的(之四)

许广平在论及鲁迅编辑工作的特点时,曾说过：“先生每编一种刊物,即留心发现投稿者中间可造之才,不惜奖掖备至,稍可录用,无不从宽。”我们今天翻开厚厚的《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集》,从字里行间几乎处处可以触摸到鲁迅关怀青年作者的拳拳之心和为“可造之才”充当...     

鲁迅《病后杂谈》被删事件中的几个问题

鲁迅的《病后杂谈》是一篇被当时的审查官“悬头”的长文，这篇文章发表的曲折过程给鲁迅带来了极大的震动，甚至由此拒绝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编选工作。在鲁迅自己的记录中，《病后杂谈》的篇幅和段落数有模糊不清的情况。本文通过对鲁迅的日记、书信、手稿及相关人士回忆的考求，对《病后杂谈》的篇幅与致误之因、该文的被删与发表过程、被删事件背后的人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左联”的出版机构——湖风书局

去年,上海书店为纪念鲁迅诞辰百年,特地影印了曾经鲁迅选定、写序并设计封面的《夏娃日记》,原书系湖风书局于1931年10月出版。三十年代初创立的湖风书局虽是小书店,寿命也不久,但由于它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紧密相联,影响很大。阳翰笙同志称它:“是‘左联’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唯一的、自己的出版机构”。鲁迅先生当年委托李兰同志翻译《夏娃日记》,译者与湖风书局有过直接接触,因此,为探索湖风书局的历史情况。我走访了李兰同志。     

要让鲁迅先生满意——学习鲁迅手稿札记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一《二三事》,发表了鲁迅先生的遗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篇文章是在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同志整理的。当时不知是编辑的问题还是工厂里排字的问题,把文章中的一个字印错了。原文有一句话是“令人神旺”,意思是说看到章太炎在《民报》上对梁启超等人的斗争     

鲁迅怎样过年

每逢过年,按照惯例,鲁迅在除夕整理一年的日记,把它包藏起来,把朋友赠送或自购的日历挂起来。随后,在躺椅上休息,吸着烟,口头统计起:“今年做了些什么呢?明年要做些什么呢?”几乎年年如此,如果哪一年的工作不多时,他万分不自在,将在新的一年更加不断努力地工作。 有一年,元旦即将来临的时候,著名女作家萧红写信给鲁迅,在信中问鲁迅是否挂念远在北京(当时叫北平)的妈妈?鲁迅回信道:“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童话,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较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哪里会记得妈妈,跑到北平去呢?”     

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的藏书中，有一本1963年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的《雷锋日记》。翻开这本《雷锋日记》的第77页，见有雷锋同志1962年4月17日写的一篇日记：“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联接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计的。     

树大根深的绍兴俞氏

首先这个家族说起来是和曾国藩有关的,曾的孙女,嫁给浙江绍兴人俞明震,俞明震何许人也？俞明震（1860-1918年）,字恪士,号孤庵,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甲午战争时,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震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俞明震曾担任过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也即校长。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进入该校,成为俞明震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就是俞明震。     

省馆新发现的《淮阴侯香火田记》

20 0 2年 8月 ,我们为搞《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清代档案初考》这一专题 ,偶然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明代的碑文 ,即《淮阴侯香火田记》。这份文件共两页 ,约70 0字 ,它记述了明代获鹿县令刘楩等人为韩信祠买庙地的事。经我们初步考证 ,确定这篇文字是明万历十四年 ( 1 5 86年 )获鹿县令刘楩写的 ,并刻成碑文。但其用纸却是清代的 ,因为此两页纸与同治四年 ( 1 865年 )获鹿县知事刘嘉祥写的一份文件粘连在一起 ,且其笔体相同 ,应该是刘嘉祥一人的笔体 ;再者 ,我们还偶然发现 ,此两页纸迎着光线看时 ,每页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空心五角星 ,经专家…     

媒体语言程式化浅论

鲁迅先生说:“语言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官,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鲁迅全集》1982年版,卷9,344页)看了多年电视,做了多年媒体,又教了多年新闻之后,就语言而言,笔者比较欣赏的电视栏目终究还是NBA的“五佳球”和《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     

临澧县档案馆馆藏——《林伯渠日记》

临澧县档案馆馆藏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档案67卷,尤以四本《林伯渠日记》手稿最为珍贵。《林伯渠日记》共4本．295页．约3万宇,形成时间为1913年-1917年。日记主要记载了林伯渠1913年春．与湖南同盟会旧友发起第一次讨袁斗争失败后在日本期间的经历．以及1916年任湖南省政务厅长．1917年参加刘建藩,林建梅发动的“衡、永独立”护法之役等的革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