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专制主义之比较

外儒内法是中国从秦代至清代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策略,证明了儒家、法家在维护专制主义的过程中共同发挥着作用。其中二者显现出或异或同的特征。从人性论的理论根据出发,儒家重德治,法家重法治;从宗法人伦的结构基础看．儒家把专制主义置于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之中,而法家否认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慈惠,但并没有否认纲常名教下的人伦;从君民关系看,儒家重民思想原是专制权力题内应有之意,法家则以酷法施民,掌握着民众的生杀大权,维护着君主的绝对权威。     

儒与法——谁更应对专制主义负责

法家是极端专制思想的鼓吹者，也是最早的专制政体创建者的精神导师。在实践中，秦始皇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以法家学说为治国思想，实行全面的专制统治。儒学的理论本质与专制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儒家思想有被专制统治者利用的成分，但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的罪魁祸首却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儒学独尊地位长期维系的原因浅析

儒家学说之所以在封建社会长期维系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化原因。第一,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儒家学说梭以滋生和存在的广阔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儒家学说适应了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因此受到历代封建统治的推崇与庇护;第三,儒学“中庸”的思想特点是其长久保持独尊地位的重要思想原因;第四,儒家学说对教育事业的垄断,是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尊地位长期维系的重要保证。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反传统的反思--以徐复观为例

现代新儒家中的主要人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都进行过多角度的反思,其中以徐复观的反思最具代表性。他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反对颠倒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拒绝形而上的穷究,强调传统与现代并不矛盾,力主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疏释;主张不应有中西之争,反对全盘西化,重视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考索;客观评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知识分子对传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命题。     

2006年高考历史典型选择题精析（二）

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我国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A.地主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B.封建自然经济的特点所决定C.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因素D.儒家大一统思想的长期影响精析:依据政治学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我国长期存在,是由我国封建自然经济形式所     

早期儒家诗教的理论与实践——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

在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各派中,儒家的"诗教"活动最有理论特色和实践价值。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以诗为教的理论与实践,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一是积极有为、重视实践的诗教精神。早期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积极入世、奋发有为,当从事诗教时,他们也是立足于人生,立足于社会,扎根于实践。二是亲师重友、广取博收的诗教思路。早期儒家诗教思想的涵盖面很是广阔,它与其他各家在思想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孔子等大师善于学习并善于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自己的思考有密切关系。三是有教无类、真诚民主的诗教态度。孔子开创儒家的私学,坚持"有教无类"的主张,以真诚坦白的态度和民主平等的作风教育弟子;孟子和荀子沿着孔子的教育态度在不同路线上发展。儒家诗教的理论和实践给后世以有益的启迪。     

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思想

一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无疑是最占有支配性和主导性的位置,而儒家学说的创始者孔子,又无疑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中至高无上的最为神圣的人物。由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多年以来已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这种儒家学说为了更能够适应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在自己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曾不断吸取了其它各种学说与宗教的主张。譬如在汉代就吸取了黄老之术和法家之律;而对后世更形成精     

儒家德治主义与科举制的依存和冲突

把科举制放在儒家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科举制是封建专制主义与儒家德治主义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但是，由于儒家德治主义以德取士的人才观与科举制的实际运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科举制不但难以实现儒家德治主义以德称位的政治理想，而且必然造成道德上的虚伪。     

科举制度与儒家德治主义的依存和冲突

把科举制放在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科举制是封建专制主义与儒家德治主义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但是，由于儒家德治主义以德取士的人才观是以伦理主义为价值取向，而科举制的实际运作过程却是以智识主义为价值取向，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科举制不但难以实现儒家德治主义以德称位的政治理想，而且也不可能转纪为现代的文官考试制度。     

圣人崇拜与中国政治哲学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圣人崇拜有助于社会教化。然而在中国传统文明模式和儒家政治伦理话语中，圣人崇拜却又很容易演化为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实践。原因是：一，儒家的内圣之学缺乏外王事功的道德根据；二，儒家强调“内圣外王”，由圣而王，圣者为王，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又很容易转化为由王而圣，王者为圣；三，圣人崇拜不可避免地使批判儒学转化为帝皇儒学，从而使儒学成为帝皇专制之护符。     

董仲舒对儒家天命说的发展

尽管人们对董仲舒的功过评价不一,但大家都非常重视他在我国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正是董仲舒,适应统一的专制主义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融阴阳五行说于儒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天道观。使儒学成为一个更完整、更严密、更具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的社会影响面,开辟了儒学直接服务于封建皇权的新时期。     

避讳制度小议

避讳制度源于周,秦成定制,延至清末,经三千年而不衰.避诗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在各朝表现不一,总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严密.它是封建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帝的特权,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之一.本文拟着重研讨影响避讳制度的诸种因素.疏漏之处,祈予指正.中国封建社会的固有结构,为避讳制度的实行、扩展提供可能条件中国封建社会的固有结构表现为官僚政治、地主经济和儒家正统思想的一体化.三者互相调节、适应、平衡,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这种政体下,必然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②,“今天下大小事务,皆联一人亲理,无可旁贷”③,皇帝独揽一切大权,具有至高的尊严,无上的权威.这就为避讳制度的实行、扩展提供了可能条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始建于秦,此后总的发展趋势是集权化程度越来越高,而避讳疏密程度的演变大体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是相对应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秦汉得到确立和巩固,相应,避讳制度在秦汉两朝比春秋战国时期要严密得多,发展也快得多.宋、明、清三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特别巩固和加强;正是这三朝,避讳特别严格,从     

积善成德:荀子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进路及其当代启示——一种德性伦理学的视角

自宋明以降,传统儒家的发展就其理论方向而言主要是孟子学一路的充分展开,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来的当代新儒家那里。在此理论背景之下,儒家道德哲学的理论建构被简单地化约为孟子学意义上的情感主义进路。就思想史本身而言,这造成了对儒学内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种遮蔽;就儒学之作为一种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思想文化而言,更不利于我们充分发掘传统儒学内部多元性的思想资源以实现其在当代的理论重建。研究表明:作为孔子之后早期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道德哲学典范,孟子将道德基础建立在情感之上,代表了一种情感主义的理论取向,而荀子则以理性为基点展开其道德哲学,则代表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理论取向,二者在理论建构上呈现出一副相映成趣而又殊途同归的图景。在儒家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会通的学术视野之下,从"人之所以为人者"、"涂之人可以为禹"、"是是非非谓之智"以及"积礼义而为君子"等四个问题的探析入手,揭示荀子道德哲学建构的理性主义进路这一独特的理论特质及其之于儒学重建所可能的当代启示。     

王安石政治哲学发微

王安石融合儒道,将道家的理论思维引入儒家的政治实践,建构起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相贯通的政治哲学,为儒家政治宪纲作出理论论证。王安石肯定杨朱"为己"的合理性,表现出对个体物质利益、生命权利的关注。同时又区分了"生"与"性",力求做到"为己"与"为人"的统一。如果说程朱还只是中世纪的思想家的话,那么,王安石的一只脚已经迈向了近代。王安石的政治哲学也存在内在的矛盾,其天道本体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主要是为儒家的礼乐刑政提供了形上依据,而没有或无法为儒家的仁学奠定理论根基。他虽然重视个人的感性生命和物质利益,但认为一般的百姓只知"生",不知"性",没有赋予个体应有的自由和权利,王安石的另一只脚还停留在古代。     

儒家休闲哲学初探

本文从“成为”理论、体验理论、建制理论角度探讨儒家休闲哲学的基本内涵。认为,在“成为”理论方面,儒家休闲哲学以成圣成贤为目标,以角色履行为途径,以自主性为特征;在休闲体验方面,儒家以情感原则为基础,提倡从摆脱自身、社会和“天”的约束中体验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快乐;在休闲建制方面,儒家走社会休闲化的道路,礼乐作为一个红线贯穿在整个社会建制中,使社会建制成为人自我实现、体验快乐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     

论儒家修养传统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通过对儒家道德修养理论的研究 ,揭示了儒家修养理论在思想基础、修养方法、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独特风格 ;探讨了儒家修养理论在当代人格完善中的作用。     

论儒家解释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家解释学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经过两汉、宋明以及近代的变迁,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然而,它真正的发展始于20世纪。徐复观、熊十力、罗光、成中英、汤一介等学者通过自身对于儒家经典具体解释的重新梳理与理解,同时引入与借鉴了西方古典解释学与现代解释学的思想理路,改造了传统的"儒家解释学"。然而,新的"儒家解释学"刚刚起步,远未完备,学者们任重道远。而在它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自身的"合法化"问题及与儒家哲学史研究的区分问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儒家女教文献中的“才”“德”之辩——以《女诫》《女范捷录》和《训女诗》(十首)为例

以"重德轻才"为倾向的儒家女性才德观,在不同历史时期又呈现出复杂面貌。班昭《女诫》首次将女性才德并论,虽轻才但却并不贬才抑才。王相之母刘氏《女范捷录》以有德之才和无德之才的利弊区分,驳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俗谚,试图将女性才德关系再次恢复至早期儒家标准。薛绍微《训女诗》(十首)则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理性辨析晚清"女学"运动中的"重才轻德"思想,倡导"才德并举",女性才德建构也由"才女"上升至与儒家"君子"相接近的"巾帼儒生"。     

儒学和儒家文艺美学的嬗变

儒家文艺美学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按照儒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早期、中期和近期三个历史阶段,探讨儒家文艺思想与孔学、经学、理学、心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关系,分析与儒家美学相关的各种命题、范畴和理论问题。从"天人合一"、"体用一源"到"智的直觉",是儒家思想能与时俱进而脱胎换骨的生机所在,也是贯穿儒家文艺美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思维方式。     

需家孝道伦理的本质与功能刍议——兼论孔子与孝道伦理政治化

最初朴素的孝亲意识重在拜祭祖先和敬老养老,原本并未包含绝对服从君长的要求。自孔子创始为孝文化灌注以忠顺原则为核心的价值精神,从而为后来中国父家长制式的专制统治贡献了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策略——儒家孝道伦理。儒家孝道伦理体现了传统父家长制的家庭伦常与专制政治纲纪的紧密结合,构成中国专制主义等级统治的思想基础。虽然它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但毕竟有违近代自由、民主、平等精神,今天仍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理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