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社会派散文作家的创作

五四散文主要由社会派散文与人生派散文两大系列构成。社会派散文关注的是社会性存在，具有显见的意识形态倾向，其主旨主要在于进行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这一类散文以杂感(随感录)为主要形式，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互动，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文化史意义。     

"学衡派"对唯科学主义的批评

“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评，这既有其思想原因，也有特定的现实原因。“学衡派”的批评集中在对杜威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的批评，对其在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影响的批评。     

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路径与面相

发生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启蒙运动有着自身的独特的知识谱系,时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轨迹进行触摸与还原,梳理中国启蒙运动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思想屡面的逻辑线索,对五四启蒙思潮的生成及其本来面目进行理性、客观的梳理和还原,为更加历史、客观地评价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提供了“体系内部”的批评资源。     

“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

本文拟通过从康德到福柯对启蒙的连续性解读，展现启蒙的现代性维度－－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文化启蒙正是西方文化启蒙与中国启蒙传统相融合的产物，表征着“五四”精神。但现代中国的启蒙由于救亡 图存的现实社会需要又表现出自身的缺憾。而启蒙的现代性不仅为我们理性地认识“五四”，更为我国超越“五四”提供了理论资源。     

论人生派批评观

继初期文化批评派而崛起的是人生派的批评活动。如果说文化批评派“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那么,人生批评派则将新文学的自身建设问题作为主要讨论课题。所以,尽管人生批评派源自文体批评派,继承了它的“一般的文化批评的态度”,①人生批评派已是一个主要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流派,代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真正自觉与开始。人生批评派在二十年代初期形成,更有时代原因。五四以后,新文化思潮之发展,     

“五四”的困境与新文学的历史描述

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以“五四”启蒙文学为开端,但其发展的历程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解放区文学不是“五四”启蒙文学的结果,而是另一个时代的新的文学形态。９０年代对“五四”的“误读”,既有新文学“正史”情节叙述的“误导”,也有现实社会中理想主义激情的普遍丧失所导致的价值的失落。“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价值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五四”未完成的启蒙将继续进行,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经之道。但是,启蒙的方式很难再是“五四”式的精英对大众的权威言说     

左翼启蒙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传统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版图上,左翼启蒙派思想文化传统是相当独特、不容忽视的一种精神现象。相对于毛泽东———周扬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启蒙派文化思潮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左翼思想文化传统;与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相比,它又确立了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不同路向。20世纪中叶许多著名的文化政治事件大都是围绕着左翼启蒙派作家而展开的,这是因为左翼启蒙派思想文化传统在当时语境下特别有价值和感召力,切合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的现实需要。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眺望五四：未竟的文化启蒙——略论王彬彬的文艺批评

五四启蒙运动在中国有着百年的曲折历史，它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当代学者王彬彬以启蒙之精神、凌历之笔锋在文化批判、文学的史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等领域追踪着启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并且继承了启蒙文化的传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文学性和修辞论批评，成为“仍在启蒙路上”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之一。     

抗日战争与新儒学文化思潮

“七·七”抗战爆发,改变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发展的走向,在空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五四时期批判传统和思想启蒙的狂热,似乎成了过眼烟云,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论主张,这时也显得迂阔而不且实际,成为过时之论,而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成为社会思潮的主导,从而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这国难当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东方文化派不失时机地利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创立体系,扩大影响,将传统文化的复兴推向高潮。     

副刊功能嬗变对现代文学传播思想内容的影响

“五四”时期，启蒙文化甚嚣尘上，文学启蒙则成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由于副刊在不断的发展中对文艺的重视，再加上其迅速快捷的传播方式又优于期刊等其他传播媒介，就作为文学和文艺的载体选择，承担了启萌思想、开启民智、传播知识、批评现实的功能，成为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萌的舞台。     

殷海光的伦理思想析介

殷海光是台湾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第二代西化派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毕生致力于弘扬“五四”精神,批判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以思想启蒙为己任.殷海光的伦理思想是第二代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中熠熠生辉的精华,他所主张东西整合之道德重建论,至今仍具有弥足珍贵的现实意义,理当置于我们的思想资源之中.     

论“五四”文学批评的批判意识与启蒙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五四”时期确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新文化、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在古今与中外的双重交错轨道中确立批判、启蒙的现代性核心价值取向,在多元整合的价值追求中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为现代批评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滥觞

“五四”运动有两种涵义:狭义的“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则是指这一天前后若干年的一种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一般来说,其上限可以追溯到两年以前的文学革命,下限则大抵可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限.的确,“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前者的主旨在救亡,后者的主旨是启蒙。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相互影响、互相促进,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现代历史     

还原历史的真相：关于舒芜和七月派的几个问题

缘于对五四启蒙文化精神的共感，舒芜受到胡风的激赏和提携，跻身于七月派。舒芜在七月派刊物上的理论和杂文，表征了七月派的发展趋于自觉的态势及其内部建构的转型。他的理论批评彰显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所引发的论争强化了七月派的声势和品格。在理论批评中舒芜与七月派同人存在着互动性和协同性，他们共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其他成员的创作实践做出了有力的呼应，但在畛域和路径上，舒芜是从哲学和接受的角度立论，有别于其他成员从创作和艺术层面的阐释。     

五四“启蒙”文学功利性的传统文化资源

五四文学具用鲜明的功利性特征,这一特征深烙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印记。中国文人身上固有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参与意识、中国文化中的教化传统以及古代文学的社会功利传统,使五四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思想启蒙的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工具。这种文学的功利价值观虽然被“纯文学”的要求排斥,但无疑又是新文学的强有力的共识。五四文学的独立性几乎就成为一个虚拟的存在,“为艺术而艺术”最终走向了对功利性的皈依。因而,文学的社会性特征才是五四文学的最主要特征。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五四的主题

什么是五四的主题,什么是五四的精神实质？有人提出是“救亡、启蒙”。在“救亡”与“启蒙”二者的关系上,有人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还有人提出“救亡、启蒙谁也不能压倒谁,两者都很重要”。我认为,用救亡和启蒙两个词来概括五四的主题显然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科学的提法应是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这才是五四的主题。当然,反帝反封建并非始于五四,从鸦片战争起,我国人民就一直在反帝,也在某种意义上反封建,但五四运动比起过去来说要彻底得多,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要深刻得多。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帝…     

谭嗣同“冲决网罗”思想与“五四”启蒙

谭嗣同的“冲决网罗”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激烈程度上,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谭嗣同与“五四”启蒙思想家在政治上、道德上、思想观念上、学术上等方面都对传统的黑暗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剖析。因此,早于“五四”运动20年为改革献身的谭嗣同则实是“五四”启蒙的先驱。     

超前与滞后的文化尴尬——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本土化片论

现代主义进入中国文学由中国文化的独特接受机制进行了集体无意识的改造 ,逐渐形成非主流性、不稳定性、不完整性等特点。探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本土化的根本原因 ,要在“五四”中西思想文化冲突的大语境下 ,从社会存在、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切入。中国危急历史迫切召唤启蒙 ,而严酷现实又迫使启蒙让位于救亡 ,中国社会文化土壤“滞后”于强调个体自我表现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超前”于深受传统制约的知识精英的文化心理。文化超前与滞后交错作用 ,发展与变异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