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与《大公报》

1926年9月,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组成的“三驾马车”,以5万元资金为本钱,盘购了旧《大公报》馆,新记公司大公报就此续刊.以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组成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里,张季鸾主持笔政,是《大公报》实际上的台柱子和挂帅人物.     

胡政之初进大公报

胡政之先生早年曾投身报界,但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是从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开始的。此后,他以成功地主持新记《大公报》而享誉报界,并成为闻名国中的“社会贤达”。了解胡政之在《大公报》早期的工作经历,不仅对深入了解胡政之日后成功的原因,而且对了解本世纪第二个10年的后期中国报界状况,均多裨益。     

中国近代民营报业经营方略（下）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是英敛之。到1916年9月，英敛之把《大公报》售与王郅隆、王接办至1925年11月27日停刊。9个月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公司”、决定接办曾红极一时．如今却因经营困难而巳停刊的天津《大公报》。“新记”是标志与前《大公报》的区别。     

新记《大公报》初创时期的社评探析

创刊百余年的《大公报》经历过众多历史阶段,曾分属不同报人或办报团体,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的新记《大公报》将这张百年老报带向了辉煌。复刊初期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以张季鸾为核心人物,由胡政之、吴鼎昌组成社评团队,及至后来加入的王芸生、徐铸成、李纯青、曹谷冰等人,都是通过《大公报》社评来反映自身对时局的态度和表达他们所代表的丈人立场。本文拟从新记《大公报》在1926年9月至1928年9月期间的社评中,总结出该时期《大公报》的立论基础和写作特色,并折射出《大公报》一批丈人所坚持的“文人论政”思想。     

从张季鸾新闻思想看报刊时评的重要性

新记《大公报》的成功在于张季鸾的笔、胡政之的经营和吴鼎昌的资本.其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莫过于张季鸾的时评.张季鸾先生作为新记《大公报》的主编,之所以能将一份民间报纸推向社会舆论的前沿,与他重视言论的办报理念、对社会尽匡导之责的办报精神是分不开的.分析张季鸾新闻思想,透视出时评对报刊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     

《大公报》的经营管理方略初探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走过了不平几的一百多年。百年是一个传承、变革的过程,其中新记时期是其影响最大、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吴鼎昌坚持资金独立,张季鸾提出“四不主义”方针,胡政之坚持“营业与事业并行”的理念,开启了《大公报》的华丽篇章。     

报人张季鸾对新记《大公报》影响探究

现代学界对新记《大公报》的成功主要归结为三点: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的笔。本文意在通过研究新记《大公报》时期张季鸾其人、其办报思想以及张季鸾所取得的成就,揭示主笔张季鸾在此过程中对报纸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浅析吴鼎昌对新记《大公报》的贡献

<正>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被称为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但从有关历史的记载来看,相对于胡政之和张季鸾明确的报人身份和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较高的地位,吴鼎昌的报人身份没那么明显。有关吴鼎昌的记载多出自《中国十银行     

“大公报社新记公司”从成立、发展到消亡

“大公报社新记公司”从1926年至1949年共经营23年。它实际上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办的。在他们三人合办以前,《大公报》早于1902年创刊。创办人英敛之经营到1916年转售至王郅隆,王接办后于1925年11月停刊。中断9个月后,由吴、胡、张三人接办,于1926年9月1日续刊。续刊后,报名虽仍称《大公报》,但实际上已改由新记公司经营了。     

胡政之社评探析

人们都说,新记《大公报》的成功依赖于吴鼎昌的慷慨投资、张季鸾的凌云健笔和胡政之的妙手算盘,诚然如此。后世对胡政之的研究也多放在其报业经营韬略上,更多是视其为媒介管理者和报业家,对于胡政之作为一名记者和报刊政论家体现出的杰出才能,却有所忽略。     

胡政之媒体经营管理思想和实践的启示

胡政之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他从1913年担任《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到1949年在新记《大公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的岗位上去世,在新闻界一共打拼了37年。他曾经担任过《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经理兼总编辑,创办《新社会报》,主持《国闻周报》,担任新记《大公报》的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大公报的资金究竟是谁的?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公司盘接旧《大公报》,所用五万元资金的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吴鼎昌挪用了四行总管理处的公款,一说是吴鼎昌一人的独资。谁是谁非还没有定论。《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二辑发表张篷舟同志编写的《大公报大事记》,作为尔后编写《大公报史》的张本。对资金谁属的问题采用了“独资”之说,我以为值得商榷。为此我想略述1957年编写《旧大公报批判资料》的情况,     

我国追现代报刊的发展与公关领域的建匏——以新记《大公报》为例

“公共领域”是指从市民社会中产生,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集群。新记（《大公报》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主持下,不断献言献策,并对官吏进行监督,丈人论政可视为“公共领域”的一种存在状态。本文以《大公报》为例,试析我们近代报刊的发展对建构“公共领域”形成的促进作用,希望能为当下媒体的发展提供借鉴。     

从“四不”到“二不”:《大公报》的变与常

基于多年的对社会政治的观察,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新闻圈里摸爬滚打多年的经验,张季鸾等在新记《大公报》接办之初,即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此“四不”原则曾被视为新记公司的立报之本和成功之因,乃至被奉为现代中国新闻传统的重要典范.不过,十多年后,也就是在全面抗战进行到第六个年头的特定情境下,相关表述又有所调整.1943年9月,回顾接办《大公报》以来的十七年,特别是当年发刊辞标举的那四条,胡政之提出:“归纳起来,即是不私不盲而已.”随后在解释社训和同人公约时,他又说:“我们的社训,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就是‘不私不盲’.”     

港岛“新闻骑士”——记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卓有影响的一家大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1926年,胡政之、吴鼎昌、张季鸾接办后,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励精图治,使该报名噪一时,并于1941年在重庆获得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这是国际新闻界授予中国报纸的一个很高的荣誉.此后《大公报》江河日下,大际的《大公报》先后停刊,原有的《大公报》,仅剩下香港《大公报》一家,开始了新创业史.     

浅析新记《大公报》的发展成功之道

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在其专门设立辞条的近代以来105位新闻界杰出人物中,有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费彝民、范长江、萧乾、蒋荫恩、孟秋江、陆诒、彭子冈等12人,其事业的成就与一份报纸相关联,这便是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于1926年接盘续办、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新记《大公报》(以下简称《大公报》)。     

研究民国新闻史的新资料——读《胡政之文集》

《胡政之文集》于今年4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为研究胡政之和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胡政之是值得研究的对象。首先是因为他所供职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历史地位     

胡政之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改革

胡政之对《大公报》的改革,使1916年10月到1920年8月成为《大公报》王郅隆时期最兴旺的几年。     

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的探寻与游移——张季鸾新闻思想述评

回顾20世纪中国新闻史,新记《大公报》(1926-1949)是必须提及的一张报纸。它以“四不主义”确立报纸的风格,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在1941年获颁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外国报纸奖而成为当时中国报纸的翘楚。但对《大公报》的性质,除了以前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批判之辞外,学界的观点并非一致,或将《大公报》视作“职业化报刊”的尝试,或将其定性为“文人办报”的典型。     

新记大公报对早期编辑权和经营权两者关系的处理

大公报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办的新记公司接办后,办报方针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家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