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出版: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性启蒙

中国近代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在寻求富国强民的历史进程中,沿着翻译出版西方“器物”类书籍、政法制度类书籍,以及文学文化类书籍的路线,一步步实现着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性启蒙.本文系统梳理了翻译出版对现代性所起的关键作用,并论述了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启示.     

翻译出版应关注的读者因素

翻译出版是促进中国文化传播与引进西方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加强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是构建良好文学输出体系的重要途径。在实际翻译出版过程中,读者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本文简要介绍了翻译出版过程中读者因素的重要性,指出了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     

试论洋务运动中的翻译出版活动

翻译出版活动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翻译出版了数百种西方科技、文化书籍,对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对开启民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四初期陈独秀的翻译出版活动

五四初期中西文化碰撞非常激烈,陈独秀充分利用《新青年》这一出版物,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译介大量外国著作,将翻译出版看作形塑中国文化主体身份的重要手段,输入西方现代文明,重塑国民精神,建构中国的新文学、新文化.陈独秀的翻译出版活动改变了晚清翻译风尚,确立了现代性翻译的基本架构,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     

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与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与出版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资助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在巴黎翻译出版葡萄牙语图书,这是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施的对外文化资助工程的滥觞,也是新中国出版界与西方文化界的第一次全面合作,其经验、教训和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所带来的合作摩擦,对于今天正在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学术图书对外翻译出版的现状及其对策(上)

只有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才谈得上与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与对话,才能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政界、学界、出版业界的高度共识。"语言是外围,翻译是手段,学术是核心",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学术图书对外翻译出版在中国话语权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只有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才谈得上与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与对话,才能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政界、学界、出版业界的高度共识。为此,国家做出了一系列相关部署,如2005年推出"中     

国家叙事视野下的经典翻译与出版:1949-1966

翻译经典研究聚焦于经典如何在翻译中得到建构或解构,而忽略了经典文本本身对译入语语境的互动影响.文章通过梳理“十七年”(1949-1966)对马列经典著作、西方经典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出版,认为在国家主导的翻译实践中,此阶段的经典翻译和出版旨在完成三大国家叙事:信仰的赓续,价值的认同,形象的建构.对“十七年”经典翻译与出版的梳理和研究,有助于理解特殊时代背景下翻译与政治的共谋,体悟文本之外的翻译张力.     

西方史学著作翻译热的思考

西方史学著作因具有受人关注的题材,又属于专题史、“问题史学”的产物,在我国掀起了西方史学翻译出版的热潮,从而引发了出版业有关史学图书出版的思考。我们既要把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多元化地致力于我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又要担负起对外来文化的选择、鉴别、消化的责任,致力于我国社会大众文化对史学著作的需求。     

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出版史梳理

传统的“文化殖民史观”认为,西方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侵略行为.但客观而言,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例如文学翻译、科技书籍翻译和其他形态的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美国传教士在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担当了桥梁和媒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出版的快速发展.研究当时美国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对今天的跨文化交流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跨文化语境下浅谈中国图书"走出去"

中国图书出版翻译对传播中国文化以及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图书出版翻译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简单分析了在跨文化语境下,我国图书出版所具备的意义以及当前图书出版的现状,并以市场和翻译为出发点,提出了几条我国图书出版原则以及出版翻译中的小策略,旨在提高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图书出版翻译的水平.     

翻译出版助力讲好中国故事的提升策略北大核心CSSCI

在当今中西方文明的对话、话语权的竞争与文化影响力提升等方面,中国文化、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应大有可为。我们既要促进翻译与出版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同时也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惯性与出版模式,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研究

晚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等外国人和中国知识界人士,成为翻译出版西方法学书籍的主要力量.这一时期,汉译法学出版领域整体呈现书籍数量多且主题丰富、出版时间与地域分布不均衡、出版机构类型众多、出版活动与时局走向紧密相连、出版质量参差不齐等特点;汉译法学书籍大量出版,助推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     

西班牙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1915—2011年)——基于书目的统计与分析

从1915年到2011年,中国累计翻译西班牙文学作品共有500多部,《堂吉诃德》是被翻译出版最多的著作.文章对近百年来西班牙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状况做了统计和分析,并就当前西班牙文学作品在中国翻译和出版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了探讨.     

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出版活动及其贡献

本文首先考查了京师同文馆翻译出版机构和职位的设置情况,统计了其翻译出版的主要书籍,进而分析了其翻译出版活动的主要特点,并总结归纳了此项活动所具有的重要贡献和意义。文章指出,对于京师同文馆进行的翻译出版活动,应给予其在近世中国翻译史和出版史上应有的地位。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法国的传播、接受与研究

《红楼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经历了从节译本到全译本的过程,翻译时间远远晚于西方其他国家,滞后于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名著.旅法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夫妇翻译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出版,使法国读者得以一睹《红楼梦》的全貌,推动了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在法国的传播、接受与研究,促进了《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也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海外红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中国女性文学出版的翻译策略

翻译与出版的关系密切,译者、出版、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翻译作品的社会存在状况。中国女性文学的对外传播是中国翻译出版活动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下,其出版和译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主要依据“翻译出版”理论,简述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作品对外出版的现状和问题,并从出版的角度来探讨女性文学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如何选择翻译素材,如何坚持以受众意识为主,如何坚持女性主义翻译立场,以及采取怎样的翻译方法以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让世界听到中国女性的声音,以契合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发展战略。     

翻译与出版:鸳鸯蝴蝶派对西方文化的传播

新世纪以来,在突破以往“雅与俗”“新与旧”的二元对立批评模式之后,鸳鸯蝴蝶派的文化史地位得到客观、科学的重新定位.鸳鸯蝴蝶派文人既是翻译家,又是出版家,具有开阔的世界视野,行走在翻译与出版之间,积极传播西方文学、社会及电影的相关知识.这为20世纪前期的中国带来了新知,对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近百年来非洲文学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特征与困境探析

我国对非洲文学的翻译和引入近百年之久,并在"十七年"和"新时期"之后出现过翻译出版小高峰,但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翻译出版的持续性、自觉性和主动性等都呈现总体较为零散、单一和薄弱的特点.非洲文学中国化的现状既是由非洲文学本身的语言多元和文学现状所决定,也受到中国文学翻译界对其观念偏颇所局限.非洲文学在造成中国文化语境中对世界文学版图重要单元认知遮蔽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学的翻译出版交流提供了一个未来可深入开垦的文学资源.     

民国时期西方文论的翻译与出版

民国以来的西方文艺理论翻译,为新文学的生产与创作建构起文学话语规则。然而无论是通过最初的日本中转还是后来的直接从原本翻译,都存在"西方化"与"本土化"的两难,在翻译上具体表现为转译、节译、改译与编译等问题。从出版的角度说,西方文论的兴盛多多得益于于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同时拥有外语背景与留学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积极加盟出版事业,也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提供了便利。     

历史回顾与现实观照：胡愈之译介出版的当代启示

胡愈之在译介出版工作中积极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推介先进思想,为我国的翻译出版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译介出版的国外书刊特别是《西行漫记》,在出版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推动中国现代性进程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胡愈之对译介出版事业的热情执着及其民族情怀、译介理念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时代先锋的作用,而且为今天的翻译界、传播界树立了职业标杆,值得学界进一步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