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增长

我国在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在农村全面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底,除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改变了旧的土地关系。土改以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70%以上;90%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却占不到全部耕地的30%。土改以后,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每年免除了向地主缴纳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贫、中农占有全部可耕地90%以上,原来的地主、富农的土地占有量则降为全部可耕地的8%。封建土地关系的废除,农民无偿地获得了土地并免除了地租负担,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有了显著增     

一致或偏离:阶级理论与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以江西石城为例

本文选择了宗族较发达的江西石城为个案,以乡、村两级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标准、土改理由与中共的阶级理论之间关系。至于阶级划分标准,中共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及其使用关系;土改一般是以乡或村为单位,乡、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地区差异较大,基层的阶级划分标准与中共的或一致或偏离。总体而言,基层遵循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只是一些"无地主或富农"的村庄出现了"拔高"阶级成份现象。面对"偏离"时,往往是"客观性现实"服从"表述性现实",出现了划分标准的政治化、主观化。至于土改理由,中共认为是"两极分化严重";而在基层,"有(大)地主"、"无地主"状况均可能存在。如江西石城"土地分散",中共要面对无"阶级敌人"可斗的尴尬,但却有大量公产的存在。基于中共关于公产的阶级剥削性的理论解释,基层土改将大量公产纳入到"地主、富农"统计。这不仅修正了基层乡村"无地主"的结论,而且使革命顺利进行。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

苏南土改对富农问题的政策根据是中共中央有关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同时又针对了苏南的具体情况。苏南富农在土地改革前每人平均占有和使用的土地为当地平均数的两倍以上，他们以自己耕种、雇工耕种、出租等方式经营土地。苏南富农对待土地改革的心态是极为复杂的，拥护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苏南各地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保留了一般富农的出租土地，对富农的佃入土地抽动较大，对富农的其他财产全部保留。苏南在处理富农问题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对富农乱斗乱打和提升富农阶级成分等过左行为，但很快得到纠正。苏南富农在土地改革后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仍为当地平均数的两倍以上，苏南是中国大陆保存富农经济最成功的地区。富农经济的完整保存为此后苏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土地改革前广东华侨占有和经营土地情况的历史考察

土改前,广东华侨约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占中国旅外侨胞百分之八十左右。这些华侨的原籍主要分布于兴梅、潮汕、东江、珠江、粤中及琼崖等专区。由于广东华侨将其在外辛勤劳动所得的部分钱用于购买土地,因此,他们占有不少的土地,在许多地区,其占有土地的数量甚至多于地主和富农,仅次于祠堂、庙宇、宗族占有的土地。由于华侨家庭的男子成年后或大都出洋谋生,或从事其他职业,导致农业劳动力缺少,加上其家庭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侨汇,因此,华侨大多将其土地部分或全部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寻乌调查与毛泽东的农村阶级划分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做的一次全面性的社会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根据中共六大的决议,把中国农村阶级划分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等阶级。但是,毛泽东在坚持六大决议时,又超越了中共六大的认知,提出了地主有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的区分,同时又把比较富裕的自耕农和中农当作富农。这些认识很明显是对中共六大阶级划分的创新。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对农村阶级的这种分类,确定了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0%～80%的基本判断,成为以后土地改革的主要依据,并提出中央苏区执行上级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一般原则。     

邓小平"三落三起"中的第一次

1931年,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上任,就立即着手制止肃反扩大化。同时,还迅速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1932年,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为当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所不容。2月23日,《斗争》第三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1933年春,邓小平调到位于宁都县七…     

土改后的中国富农:从保存、限制到消灭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富农成为农村最有经济势力的阶层,并日益成为限制和斗争的主要对象.对土改后农村富农及其经济状况作系统考察,分析中共对待富农政策的转变及其内外原因,并着力考察富农在土地改革及合作化运动中的复杂心态,借以说明20世纪50年代中共限制、消灭富农政策的利弊得失.     

民国时期内蒙古中部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及地权转移——以和林格尔县威远窑子村为中心

无论是从威远窑子村的土地占有情况看,还是从萨县专区的情况看,在民国时期内蒙古中部地区,占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占有土地总数的20%—30%,富农和中农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占有土地的数量,都在总人口及土地总数的40%—60%之间,贫雇农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30%—40%,仅占有20%左右的土地。贫雇农缺乏土地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失去土地的主要因素包括利息高企的民间借贷、沉重的税负,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个体农民的不良嗜好也有一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相对分散地区开展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辨析——以土地相对分散的湘西苗区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湘西苗区属土地占有相对分散地区。苗区各阶级土地占有极不均衡,地主与贫农占地的多寡与好坏差距悬殊,地主对苗民采取各种经济剥削及其他剥削,“‘官匪霸’三位一体统治集团”对苗民进行残酷统治。这决定了像湘西苗区这样的土地占有相对分散地区同样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必要。对土地改革的功绩必须肯定,对土地改革的质疑必须澄清。     

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

农民阶级———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富农 :农民阶级的一部分。一般占有土地 ,有较充足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 ,大都兼收地租和放高利贷 ,带有封建或半封建剥削的性质 ,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但富农自己参加劳动 ,生活来源不是全部靠剥削所得 ,所以不同于地主阶级。其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 (请长工 )。在民主革命时期 ,他们在反帝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份力量 ,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则可能保持中立。因此对其不应采取消灭政策。中共对其采取了限制政策 ,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就采取了经济上的保护富农、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中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富农阶级的分析

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运用阶级分析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将富农划归小资产阶级,且对富农的态度是鲜明的,那就是“平田”和“彻底废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张打击地主,限制富农,但又不主张把他们消灭,而是让他们继续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再一次强调允许农村中的富农经济继续存在,主张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张对富农进行限制进而消灭。在富农和地主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一刀切”,而是结合实际,理性客观地确定各个阶段的土地政策和阶级政策。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与土地掠夺

向中国东北移民是 2 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时 4 0年 ,约移民 32万。为了给移民提供所谓的“生存”基础和条件 ,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了疯狂的土地掠夺 ,多数移民成为食利地主。移民侵略和土地掠夺的险恶目的是改变中国东北的民族构成和土地占有关系 ,最终使中国东北日本化。     

大陆建国后土地改革和台湾土地改革之比较

两次土改都是在农村阶级矛盾十分类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大陆采取和经历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方式、措施和阶段。台湾分三步走：推行“三七五减租”；实行公地放领；实施“耕者有其田”。大陆的土改是在总结以往土改历史经验和由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而取得的。国民党由于其在台湾建立了稳固的军事、政治统治，得到农民特别是蒋介石对土改的全力支持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土改在大陆连根铲除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在台湾它使封建地主经济解体，使台湾农业和工业迅速恢复，当然它只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一次改良，很不彻底。     

土地革命中限制富农政策的确定及其意义

<正>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党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在讨论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了“自耕农、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的意见.对此“八·七”会议规定:“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应“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小田主”(指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不没收,实行“减租”政策.     

大陆建国后土地改革和台湾土地改革之比较

两次土改都是在农村阶段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大陆采取和经历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方式，措施和阶段，台湾分三步走；推行“三五七减租”，实行公地放领；实施“耕有其田”。大陆的土改是在总结以往土改历史经验和由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而取得的。国民党由于其在台湾建立了稳固的军事，政治统治，得到农民特别是蒋介石对土改的全力支持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土改在大陆连根铲除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经验基础；在台湾它使封建地主经济解体，使台湾农业和工业迅速恢复，当然它只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一次改良，很不彻底。     

山东省莒南县的拔地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一个特例分析

莒南县是抗战初期开辟的革命老区。特殊的土地占有和租佃方式使莒南农民各个阶层在土地使用上产生了极大悬殊，富农大量租入土地，采用雇工进行农业规模经营，广大贫农耕地极其缺乏；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莒南发动了拔地斗争，将地主大佃户的土地拔出分租给贫民耕种；拔地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民生活，但却沉重打击了初具规模的富农经营，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后金“计丁授田”问题探讨

后金统治者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将该地区原明朝的军屯额田、官僚地主的荒弃地亩以及普通汉族人民的土地按每丁6日分配给满洲贵族、八旗兵丁以及归降的汉族官僚地主和一般民众,史称“计丁授田”。计丁授田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后金的政权建设,维护了满洲贵族及八旗官兵的政治、经济利益与特权地位(满洲贵族与八旗官兵可根据其占有的壮丁即奴隶数额多占土地),加强了对汉族官僚地主和一般民众的控制,并对后金乃至整个清朝前期农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富农的政治引导政策评析

建国初期,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对待富农由农村土地改革初期的限制富农参加农会到“土改”完成前后给予富农一定的政治权利,直至对富农进行政治上的改造和引导;组织上,中国共产党对富农党员由保留党籍允许存在到管理、改造富农党员以纯洁党的组织提升党员素质。     

中国历代田制概述

<正>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社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而历代土地所有制形式变化多样,同一个朝代前期和后期也不一样。“古者田皆在官”,“后世田有官民之分”.我国古代同时存在着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国有土地、地主的土地、自耕农的土地。在封建社会里,国有土地和地主的土地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就阶级内容而言,均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所占有,都是对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民进行剥削的手段;地主的土地和自耕农的土地虽然均属于土地私有制的范畴,但在性质上,两者却截然不同。地主的土地是所有者对佃农进行剥削的物质基础,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则是地主阶级及其政府掠夺、榨取的对象。     

浅析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

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中心任务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与富农的多余土地，打倒地主阶级，限制富农阶级，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地探索和解决了中国土地革命的对象、任务等基本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土地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