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夏番文大藏经翻译相关问题

西夏番文大藏经的翻译是一个庞大工程,除了皇家统治者虔诚参与外,以回鹘和汉族高僧为主的译经团队是主力军。出土文献结合传世史料表明,西夏的译经活动不仅有严格有序的分工合作,而且境内几大著名寺院也是当时译经主要场所。从西夏译经工程可以看出西夏佛教发展的多民族特性,在汉语佛经译成番文佛经的过程中,回鹘和汉族僧人的作用举足轻重。     

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经昆卢大藏经雕印初探

中国第一部官雕大藏经"北宋开宝藏"于北宋开宝四年至太平兴国八年雕成后,对佛教界影响很大。由于官刻数量有限,一般寺院不易得到,于是出现寺院私雕大藏经的创举,福州东禅等觉院所雕"崇宁万寿大藏经"(原名东禅大藏经)和福州开元寺所雕"昆卢大藏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部私雕大藏经,也是传世的福建省最早的刻本,即使是残篇断简也被奉为珍宝。在国内有陕西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泉州开元寺、山西省图书     

浅析西夏从北宋赎经及影响

在西夏建国前后的四十多年里,先后至少有过六次向北宋购买或北宋主动赐给佛经及经秩、签牌等的现象,为西夏佛教兴盛打下了基础,也促进了西夏文化事业的繁荣。本文试图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分析西夏六次赎经及对西夏的影响。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遗误举例

北京房山县石经山(初名白带山)云居寺因藏有石刻佛经而闻名于世。石经始刻于隋唐,延续至明清,历时千余载,鐫刻佛经千余种,计15000余石。这些石经久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是我国古代石刻佛经的瑰宝。但因传世的碑数太少,无法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1956年——1958年期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中国佛教学会对石经进行了发掘、整理和全面传拓,石经的全部内容始呈现于世人面前。《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将石经作为首选参校本。其石经上的说明性文字,如刻经的目的、年代,数     

《折伏罗汉经》考略

《折伏罗汉经》不见于任何佛经经目,亦不被大藏经收录,但是《大正藏》和《卍新纂续藏经》中却屡次征引该经的部分内容。关于其性质,有学者认为其是佚经,有学者认为是别生经或异名,至今学界尚未定论。本文通过佛教类书《经律异相》所保存的《折伏罗汉经》两则故事,对《折伏罗汉经》的性质进行了考证和梳理,考证出其性质当为别生经;并利用佛教经录进一步考证出,佛经经录中的《譬喻折罗汉经》,应该就是指《折伏罗汉经》,两者所指当为同一部经书,即《折伏罗汉经》。     

《高丽大藏经》与东亚地区文化交流

通过对《高丽大藏经》的形成、续传日本以及回传中国过程的论述,考察和研究了《高丽大藏经》在东亚地区以佛教、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围绕着《高丽大藏经》所进行的东亚地区文化交流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精益求精、相互促进的过程;不是中国向他国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的过程.     

药王神与看丹药王庙

一、药王考据
　　（一）佛经中的“药王菩萨”及古代信奉的药王
　　“药王”一词始见于佛经译本,是佛教菩萨的名称。《大藏经》中《妙法莲华经》卷6《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等均有药王一称。据佛经载,药王与药上为兄弟俩,均为药王菩萨。药王菩萨等到诸愿已满,于未来世成佛,号“净眼如来”,又号“药师琉璃光如来”。药王菩萨以慈悲为怀,救人危难,故民间常把这一类人称为药王菩萨。     

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起源（下）

佛教印刷品历来图文并重,单页的经咒、还愿词。或上图下文,或右图左文,有的佛像刻在中间,还有的刻在四周,各种装帧形式的整部佛经,乃至卷帙浩繁的《大藏经》,也常以“佛说法图”开卷。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再向前推进一步：佛像雕印要比佛经雕印更早,捶拓和印章的结合点即是佛像,其时约在7世纪初期,文献和实物均可提供有力的证明。     

汉文大藏经的刻印及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二(上)

佛教大藏经收集广博,它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佛教发轫于南亚次大陆,佛教典籍曾被译成各种文字,广泛流传,而在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多最为完整的,要数汉文大藏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部大丛书在不到一千年的时间里,曾被反复雕印,多次出版。每一部大藏的卷帙都在5000卷     

佛教大藏经的形成及其文献学意义

佛教大藏经的形成过程可概分为三大阶段,一是印度佛典的四次结集;二是六朝时期中土译经形成丛书,三是佛教大藏经在隋唐臻于完善。佛教大藏经形成的文献学意义在于其建立了专门文献的内在体系,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丛书,便于建藏;有助于佛典的流传。     

西望梵天星月朗

2004年元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钮卫星博士的力作《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这是一部专门以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使学术界有了第一部以汉译佛经为史料依据、对佛教天文学做系统研究的著作。     

汉文大藏经的版本及编目

文章论述了汉文大藏经在佛教典籍中的地位及其学术研究价值，分析了汉文大藏经的版本源流和类别，探讨了常用汉文大藏经编目方法的特色、不足之处及发展方向。     

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

有关西夏时期以及夏灭入元以后用西夏文字雕印的佛教大藏经,中外学者已经多有论述,如罗振玉、王国维、聂斯克和石滨纯太郎、王静如、常监大定、罗福苌、小川贯式、西田龙雄、野村博(松泽博)、史金波等。然而,关于西夏时期的汉文刻本佛教大藏经,限于资料,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西夏在有国的一百九十年当中,佛教随其国力的强盛而发展,又随它的衰落而变化。从它的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佛教在西夏各个阶层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西夏的统治者还特别重视佛教经典     

中国近代的百衲本大藏经

百衲本大藏经是中国近代十余家刻经处联合刊刻的一部天藏经.它的续藏部分没有刻完,正藏也未完成结集,主要以单行本流传,却对近代佛教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简述了近代各刻经处的设立和百衲本大藏经的结集情况,着重论述了这部大藏经的文献特点.     

论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在佛教目录学中的成就

以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作为研究视角,从佛典目录的分类、勘同和辨伪三方面论述它在佛教目录学上取得的成就。     

蒙文《甘珠尔经》与藏文《丹珠尔经》制版概述

藏文、蒙文《大藏经》是一部佛教巨著,它由《甘珠尔经》(佛语部·一○八册)和《丹珠尔经》(论部·二二五册)两大部分组成。有清一代,佛教由于得到清代皇帝的扶持和尊崇,发展很快。当时佛教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出版业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奋斗,先后陆续刻版印刷了藏、蒙古、满、汉等文种的《大藏经》和其它佛教著作。其中以     

檀香对中国中古佛教的影响研究

中古时代,檀香被用于制作佛教用品,诸如佛像、佛龛、佛塔等供奉用品;焚香、香水、香炉、香珠、佛经书轴、供品盒等佛教法事用品;锡杖、熏衣香等佛教徒日常生活用品。檀香在佛教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佛、菩萨的名号有以檀香命名的;佛经有以檀香命名的;梦见檀香者,与佛有缘;用檀香供养佛塔者,功德无量;檀香甚至可以指代佛教。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檀香是佛教文化的重要承载体;在佛教发展的历程中,檀香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佛、菩萨与信徒之间在精神上沟通的重要桥梁。     

檀香对中国中古佛教的影响研究

中古时代,檀香被用于制作佛教用品,诸如佛像、佛龛、佛塔等供奉用品;焚香、香水、香炉、香珠、佛经书轴、供品盒等佛教法事用品;锡杖、熏衣香等佛教徒日常生活用品。檀香在佛教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佛、菩萨的名号有以檀香命名的;佛经有以檀香命名的;梦见檀香者,与佛有缘;用檀香供养佛塔者,功德无量;檀香甚至可以指代佛教。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檀香是佛教文化的重要承载体;在佛教发展的历程中,檀香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佛、菩萨与信徒之间在精神上沟通的重要桥梁。     

庐山佛经翻译及经录之概况

作为佛教重要载体的佛经,是佛教活动的依据,向为佛教内外人士所重视.佛教初传入中国,求取和翻译佛经是佛教活动的最重要部分.为了整理佛经翻译的成果和记载当时佛经的流传,出现了佛家经录.庐山东林寺千百年来,几经兴废,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中心和佛经翻译场所.有关庐山东林寺佛经翻译和经录的具体情况限于资料,或语焉不详,或付诸阙如.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作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一、庐山佛经翻译的概况以东林寺为代表的庐山佛教积极参与当时的佛经传译事业,首先他们派出许多僧人开展了西行求法活动,并带回许多佛经.《出三藏记集》载:"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远大存教本,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净等远寻众经,逾越沙雪,旷载方还,皆获胡本,得以传译."[1]568庐山东林寺到底有多少人参与西行求法?确切的数字已不可知,有名者为法净、法领二人.《出三藏记集》中只记载了法净一人名字,而《高僧传》则载明是法净、法领二人,而具体时间、地点皆不详.     

藏文大藏经

据《简明大百科全书》介绍,大藏经为佛教典籍丛书,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包括经、律、论三藏。经为释迦牟尼及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律为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的仪轨规则;论为对佛教教理的阐发。大藏经的编纂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