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发展对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人口发展是影响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而生活用能作为终端能源消费对总能源的消费结构、供求关系和节能减排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中国1997-2010年30个省份的动态及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不同地区人口发展与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均消费水平成为导致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和碳排放升高主要的影响因子,而提高电力使用百分比和城镇化率抑制其增长。老龄化率及家庭规模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影响有着不同的作用。     

基于LMDI的河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核算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IPCC碳排放恒等式,采用LMDI分解法建立河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实证分析河北省2005—2014年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强度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能源消费结构是促进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次之;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影响力较弱;产业结构抑制了碳排放增长。并提出加强碳排放管理及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基于IPAT-LMDI扩展模型的日本家庭碳排放因素分析及启示

日本是世界上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少子老龄化人口特征明显,资源相对匮乏,家庭崇尚低碳生活理念。中国已逐渐迈入快速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均资源占有量也并不高,因此,日本家庭碳排放的变化规律及相关经验对于中国节能减排对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以日本2001—2011年数据为样本,基于IPAT-LMDI扩展模型,构建一个包括家庭规模、住宅利用率、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率、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耗强度的日本家庭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并就各因素变动对日本户均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日本户均碳排放对因素变动的敏感程度进行双向分析。结果表明,日本户均碳排放波动上升趋势是正向驱动因素和抑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碳排放率、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正向驱动因素,能源消耗强度、家庭规模和住宅利用率是抑制因素;不同时期日本户均碳排放对抑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总体来看对家庭规模的敏感程度较高,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程度较低。日本家庭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启示我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应转变家庭能源控制视角,优化家庭能源结构,合理控制住宅增速、规模和节能标准,提高家庭低碳生活意识和水平。     

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方法

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方法的选择对核算结果具有一定影响。本研究参照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方法,根据中国能源统计现状,利用能源表观消费量数据和现行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方法,将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方法分为3种核算方式：①基于能源平衡表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②基于一次能源消费量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③基于终端能源消费量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并分别根据3种能源消费核算方法构建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体系;以北京市为案例对比3种方法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结果。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方法的选择对核算结果有很大影响,通过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认为排放因子、碳氧化水平及加工转换过程是产生不确定性的3个主要原因。基于能源平衡表的修正后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中的二次能源消费遗漏及重复计算,然而,由于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尚不能满足能源消费碳排放计算的需要,需要尽快建立更为细致的统计核算体系。     

香港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MDI）,对1983-2018年香港二氧化碳排放的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解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香港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和石油为主,在能源价格因素的影响下,不同阶段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明显,从大陆进口电力对其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2）经济增长和人口集聚是导致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近年来经济发展缺乏新动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助推作用逐渐减弱。（3）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替代效应是遏制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能源消费强度的碳减排作用最为显著。香港控制碳排放应继续实施强有力的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控制策略,重视未来能源价格波动的潜在影响,保持与珠三角以电力进口为主的跨境能源合作,拓宽天然气的国际和国内供应渠道。     

城乡家庭直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变化的分析与比较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家庭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不断增长.本文以1991年-2010年为样本期,对城乡家庭直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变化特征和原因进行分析,并对二者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表明,城镇和农村户均直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以及总量变化,都呈现出以1998年为拐点的先下降后上升特征.原因在于1998年之前,直接能源消费强度下降与家庭规模缩小的节能减排效应大于消费水平提高的增能增排效应,而1998年之后,后者超过了前者.城镇和农村家庭直接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促使户均直接能源消费CO2排放增加,原因在于电力的CO2排放不断增加.城镇的户均直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一直高于农村,但差距正在缩小,原因在于城镇直接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直接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家庭规模缩小所产生的节能减排效应逐步增大,抵消了人均消费水平提高所产生的增能增排效应.     

中国省会城市能源消费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大陆30个省会城市（拉萨缺数据）的城市能源系统为研究对象,对这些典型城市能源消费的规模、结构与效率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能源消费的区域差异性明显,消费规模大体上呈现出总量自东向西依次递减,人均消费量西部却明显偏高的空间格局;煤炭仍然是我国城市能源消费结构的主体,特别是在中西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而电力、石油等优质能源则在我国东南沿海和北方发达城市使用较多;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效率较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以煤炭消费为主的内陆地区。城市能源消费的这种空间差异性使分区管理显得十分重要,实行有差异化的区域能源管理政策将是降低节能减排成本、提高节能减排效率以及城市能源系统有效性建设的关键之一。     

基于LMDI的河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核算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研究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及作用强度,可针对性的为区域碳排放管理及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科学依据。首先,本文分年度测算了河北省2005-2014年的碳排放总量;然后,基于LMDI分解法,选取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强度六个经济指标,构建了河北省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最后,定量分析了各经济指标对河北省碳排放的作用强度。实证研究表明：能源消费结构是促进河北省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次之;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对河北省碳排放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影响力较弱;产业结构抑制了河北省碳排放增长。在此基础之上,针对性的提出了河北省加强碳排放管理及碳减排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地域分布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能源碳排放是全球温室效应最主要的贡献因素,要实现低碳发展,必须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本文基于分省能源终端消费数据,采用K-means聚类法和STIRPAT模型,对中国省级层面四大类能源的消费比重、时空分异、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4年间,各省煤炭消费比重不断降低,不同省区在不同时段石油消费比重变化呈现多样性特征,各省天然气消费比重整体仍处在较低水平上,电力与热力消费比重整体保持着持续增加的趋势;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海南、甘肃、青海和宁夏处于相对较优的低碳能源消费结构;(2)1990—2014年期间,中国能源终端消费结构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其地域分布一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分布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产地消费导向特征;(3)能源消费强度、第二产业比重、能源生产结构和资本投入等依次对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有正向促进作用;土地城市化、能源自给度、科技进步和进出口贸易等具有反向抑制作用;而人均GDP、人口城市化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不显著。建议在省区层面着力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关注河北、山西和贵州等地能源产地消费导向问题,并通过加快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合理安排城市化进程、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增强对外开放水平,以有效改善各省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实现低碳发展。     

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分析及未来趋势预测

使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对我国居民2009年的消费情况和结构进行了分析,通过恩格尔系数、边际消费倾向等参数的计算和分析,得到2009年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据此对2011年中国居民的消费量和消费结构进行了预测,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以福建省为例,分析了东南沿海地区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变化主要受产出规模的增效应和工业能源强度的减效应影响,且正效应远远高于负效应;2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能源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区域工业节能减排,但其作用相对较小;3碳排放主要受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中度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等经济规模增长拉动而增加,同时,这些产业能源强度下降幅度也相对较大,可见,能源消费总量最大的产业也是节能减排成效和潜力最大的产业;4东南沿海地区工业经济外向型特征显著,受国际市场需求和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影响较大。     

基于LMDI的南京市工业经济能源消费碳排放实证分析

工业经济的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研究城市工业经济能耗碳排放的特征和影响城市工业经济能耗碳排放的因素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以南京市为例,首先从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等指标分析了2000年-2009年南京市工业经济碳排放现状和特征,然后运用LMDI方法构建了南京市工业经济能耗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2000年-2009年间产业规模、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能源排放强度四个影响因素对南京市工业经济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规模效益是南京市工业经济碳排放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南京市工业经济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排放强度效应对南京市工业能源结构效应没有明显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减排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北京市居民消费碳足迹研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碳足迹越来越不容忽视。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居民消费碳足迹的基础上,以投入产出法为基础,深入研究了北京市2007年居民消费直接碳足迹和隐含碳足迹的特征。结果显示：城镇居民碳足迹总量约7993万t,约为农村居民碳足迹总量1195.55万t的7倍。其中城镇居民碳足迹以隐含碳足迹为主,农村居民碳足迹以直接碳足迹为主。从居民消费隐含碳足迹构成来看,城镇居民以食品、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和服务为主,分别为35.2%,14.1%和13.8%;农村居民主要以食品、居住、交通和通信为主,分别为32.4%,21.9%和12.3%。此外,居民消费隐含碳足迹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尤其是交通和通信碳足迹增加明显。最后针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消费碳足迹的特征,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空间、人口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分解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空间与人口的交互发展对能源消费的融合传导机制, 并基于向量形式的Kaya拓展模型与“多项连乘和加总”的LMDI改进形式,对中国1998—2015年间的能耗总量变化进行因素分解。研究显示：城镇化对生产端能耗的拉动效应远大于生活端;传统能源驱动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与技术进步缓解了能源压力;近些年除消费支出以外的其他经济单元,因粗放型“三高”发展模式的改善,较居民 消费具有能耗比较优势;居民消费效应仍是间接能耗提升的主导因素,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趋同对生活能耗波动的正向贡献日趋增强,并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张成为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掣肘;摊大饼式空间低密度蔓延加剧了能源 消费,仅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对生活能耗波动具有负向贡献。进一步指出在新型城镇化能源约束强化的情境下,虽然产业层面的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能耗的削减效应仍存在,但更应关注人口层面的居民消费方式及用能习 惯的改良,释放空间层面的资源配置对降低能耗的新动能,努力实现共享经济以缓解能耗压力,并据此提出几点 建议。     

上海碳排放强度结构分解分析

本文首次在省市级层面研究2002年至2007年上海碳排放强度下降因素,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法将25个分行业综合成最终需求总量（GDP）、最终需求结构、中间生产碳排放系数、最终需求碳排放系数以及完全需求系数5个因素,结果发现最关键因素是最终需求结构,其变动会引起碳排放强度增长;GDP增长不会降低上海碳排放强度,因此为使得碳排放强度下降,需要鼓励低碳服务业和高科技产品的消费比例;中间生产过程的碳排放系数变动影响远比生活消耗的碳排放系数变动的影响较大,更应重视产业结构调整以改变能源消耗结构;第二产业中完全需要系数高的行业更需提高效率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潜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能源合理利用与CO2减排

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CO2排放总量大但人均量小,单位能耗的CO2排放指标偏高.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人口将继续增长、能耗规模继续增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实现CO2减排,是对中国的严峻挑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该文提出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改善能源结构,提高水电、核能、太阳能及生物能等清洁能源比例;引进和开发能源环保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法律、政策和经济手段,促进能源合理利用和削减CO2的排放量的设想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