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轨迹概述与展望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人性基本沿着“文以载道”的历史惯性运行于社会性一翼，1930年代朝自然性稍稍拐弯，很快又重回社会性，直至1990年代才最终完成对自然性的确认，人性范畴才逐渐得以明晰。文学中的人性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权，唇齿相依呼吸与共。人性理论的多元开放不仅为文学撑开了天空，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价值基础。精神重塑是21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重大课题。     

简论电影艺术的民族化与全球化

电影艺术在金球化的语境下，民族性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民族化与全球化作为一对概念似乎也日渐复杂。一方面，作为“视觉的世界语”，在新技术新手段的操作下佳作不断；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精神需求，民族化又是一个重大课题。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坚持民族价值观念，融入现代技术手段，兼具全球文化视野，电影艺术的发展才具有光明的前途。     

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20世纪文学

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２０世纪文学，具有现代性、革命性和人本性等重要特征。现代性特征是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向选择中呈现出来的，是几经周折，在多元化和一体化起伏消长的文化语境中，向西方思潮全方位开放，继承和转换传统，并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文艺实际相结合而产生和形成的。文学的革命性叙述，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主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现代化涵盖了革命化，却不能取消革命化；另一方面，革命化推动了现代化，却不能替代现代化。革命化与现代化相辅相成，交织发展。现代化归根到底离不开人的现代化。文学的现代化必须建设新的人学结构，契入民族灵魂重铸的现代人学核心     

论新时期文艺民族化思潮的审美价值取向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经济全球化与文艺民族化的紧张关系中，由持续的现代化追求导致了文艺民族化身份模糊乃至丧失，并随之产生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它源自于汉语文学在“中、西结构”中的位置、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在全球化与民族化张力中的特殊处境。当前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导致全球化语境把中国作家个体和文学写作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空维度。这个新维度对于文学写作的根本意义在于承受、反抗一种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采取平视的审美视角，以实现中国文化由“拿来”到“输出”的转化，这将成为中国后现代作家个体自我认同和文学写作的基本动机和主题。     

现代传媒与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转型

传播媒介作为“学本的物质传输渠道”和“作家写作行为的物质结果”，在整个学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国统区战火缭绕极为艰苦而特别的历史化环境中，以《抗战艺》、《艺阵地》、《戏剧春秋》、《烽火》等为代表的学媒介，不仅培养一大批青年作家，促进了大众学观念的传播，拉近传播与受众的距离．使学创作更加符合读的需求，而且改变了五四新学的主题、内容、风格等审美取向，引导学及学批评的发展和学流派的形成，并由此诱发学大众化的变革。     

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民族化与现代化

教育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实质上是一回事，但基于一种价值判断与价值预设，可以认为教育国际化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与民族传统的基础之上，因而教育国际化可以看作是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民族化的统一。教育全球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虽与教育民族化也存在着差距与差异的事实问题，但两的关系都可以在教育现代化中找到答案；同样，如果对教育国际化作一种价值限定，那么教育现代化是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教育国际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策略。     

台湾文学亟待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课程教学体系

当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课堂教学内容存在很大遗憾：由于两岸政治的长期对峙，致使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一翼的台湾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课程教学中严重缺失。为此，我们急切呼吁台湾文学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课程教学体系——台湾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脉；吸纳台湾文学是拒斥文学台独的有力举措。     

20世纪中国教育哲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具有很长的学科前史。早在古代,思想家们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就不局限于一些具体的见解,而是经常从哲学或人生论的角度来论述。例如,《中庸》开篇在论述什么是“教”时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一来,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就与天命论、人性论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具有哲     

现实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为政治服务”之类的偏颇主张,导致了长期独尊现实主义乃至“伪现实主义”盛行的局面,损伤了真正现实主义文学的声誉。文学创作的路应是多方位的,由于与社会生活及现实人生的密切关联,真正的现实主义,至今亦仍具不衰的生命力。     

关于建构高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课程体系的设想与实践

20世纪中国学概念的提出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颁布对高师的现当代学课程教学提出了要求，章意在对如何建构20世纪中国学课程体系提出设想，以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     

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迄今为止主要有三个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个性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品还主要停留在个性研究的层面上,彼此之间没有统一的联系,构不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但这个学科却不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联系在一起的,而是由国家领导机关通过政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它构成的是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的组织,是通过科学(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开始发展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性表现在:无"我"、无"理",而有"道"(整体性),体现了科学研究(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近代学前教育课程中国化探索

1903年湖北武昌幼稚园产生后，中国有了学前教育机构。但这却是从东、西洋搬进来的“成料”，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幼教专家们进行了艰苦的实验探索，初步建立了中国化、科学化的学前教育课程体系。这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学前教育课程的中国化，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课程体系。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现代文学肇始于何时,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本文着重从五个阶段论述80年来起点研究的成果和划分标准的演变,以期呈现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第一阶段(1922—1949):同生共荣时期。由于研究者和文学现象处于同一时代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相距较近,很难对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在一定高度上作出客观的判断,因而产生了众多分歧,如胡适、周作人等人的5种观点。第二阶段(1949—1976):一元独尊时期。受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影响,学术界均以政治标准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划分依据,如王瑶的1919年说。第三阶段(1976—1985):复苏发展时期。学术界尚未完全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但展现出突破的新姿,如邢铁华的1894年说。第四阶段(1985—2000):回归文学时期。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以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为文学史分期因素,如钱理群的1898年说。第五阶段(2000至今):众声喧哗时期。过去一个世纪关于起点问题的各种言说又纷纷在新世纪的舞台上演,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如许志英的1917年说,郜元宝的1907年说等。纵观这八十年来围绕着现代文学史开端所展开的论争,即从最初的文学的社会历史型分期到注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本体型分期,再到如今两种相异标准的妥协和互补,似乎呈现出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观念走势。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剧变之中,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划分难以游离于社会历史变动的特征之外,难以作出客观合理的判断,不宜以单一不变的标准作为参照。     

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发展史述略

本在事实性探究层面，就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学课程的产生发展状况进行了历史的回顾梳理，把新中国成立前概括为“为了新学的选修课阶段”．之后到改革开放前概括为“革命史化的必修课阶段”，并对各阶段的特点分别作了简单总结。     

马华文学史初论

通过对马华文学定义的溯源探究，其与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的比较，并考察《马华新文学简史》等几部已有的马华文学史论述，结合部分马华代表作家和作品，初步梳理了马华文学在华（中）文文学史之内的发展线索。     

现代性体验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略

19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一种被迫抵抗的驱动力下,"后发外生"的中国现代性起源于西方现代性与本国独特社会进程的双重历史语境.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20世纪中国文学继承了西方"两种现代性"的既定遗产,参与了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总体建构.但在本土化语境的影响之下,"两种现代性"又发生了不同于西方的异质性裂变,从而极大地丰富...     

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课探究式教学研究——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为例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审美能力和构建合理的知识、素质与能力结构,是至关重要的。但目前的教学现状是,该类课程在教学观念与方法上还存在语文化、科学化、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倡导和研究文学课程的探究式教学范式,能够纠正长期以来该类课程教学存在的偏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倾向,引导学生将"知识"内化为"素质",并转化为"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素养、赏析能力和应用知识分析现实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论近代文学研究的中华文化立场

新时代对近代文学研究提出了以坚持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价值立场为中心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深刻记取近代文学学术史经验,纠正和弥补既往研究中存在的偏颇与不足,回归中华文化立场,全面提升学术水平和学术境界,既紧迫又重要。具体做法主要包括：确立以近代文学知识谱系和学科体系为中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近代转换及形态为主体内容与精神内核的科学体系和价值标准;构建以古今融通、中西会通为基本思想指向和学术路径,以综合兼容、互鉴共生为主导研究视野和基本权衡尺度的先进学术观念;坚持以探究中国文学古今转换,中西交汇之际的多变现象与复杂问题、演变路径与变革规律,反思和吸取文学史经验教训为基点的学术立场;积极进行研究方法的新尝试和新探索,确立以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为基础与核心,适当借鉴西方学术方法的合理有效的研究方法;构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底蕴,以中国文学思想艺术体系为核心,适当借鉴和吸纳西方学术观念、学术话语的话语体系;确立探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转换创新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可能,助力当下文学创新、学术进步、思想文化建设的学术目标;深入全面地总结近代文学的思想艺术经验,追求为更加深湛广阔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建设贡献学术智慧和思想力量的学术理想。通过以回归中华文化立场为核心内涵的持续建设和不懈努力,将近代文学研究提升到新境界,发展到新水平。     

新形势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在基础教育改革、高校扩招、大学专业课课时的大量压缩及当下文学边缘化的社会语境和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而导致的学生文学兴趣和中文专业兴趣日益淡化的形势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应作相应的改革: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好教材和教学的关系;淡出文学史和加强文学作品讲析;精心组织课堂讨论;注重学生的读写实践;改革考试(考查)形式,采用多样化的教学评价手段。     

泰华文学与泰国华人的身份认同

泰华文学是泰国的华侨华人用汉语进行的文学创作.虽然泰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和我国的华侨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所变化,但泰华作家坚持以汉语创作的姿态,却鲜明地表现出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身份的建构.因此,泰华作家在不同时期与祖籍国的联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还乡,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身身份的文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