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卫所新官考述——以武职选簿为中心

明代云南卫所武职多因“洪武征南”或“洪武填南”入滇,亦有永乐元年(1403)京卫武职调入者,还有宣德、正统、景泰年间调入或定卫之靖难新官之裔。云南各卫约有3名、4名至7名、8名新官,整体数量不多但世袭职级较高,属于卫所中较有权势和地位的群体。与贵州等其他省区相比较,永乐时期几无新官调入云南卫所,应与沐氏与朱棣朝廷的关系及“云南兵”在靖难之役中的创伤等有关。     

明代靖难新官入黔考述 ——以武职选簿为中心

相对于洪武征南群体,滇黔卫所中的靖难新官群体也值得重视,他们在地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靖难新官入黔者,各卫皆有,且整体职级较高.他们主要集中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宣德六年(1431年)和正统三年(1438年)入黔;在原籍地与原卫分布上,则与靖难"北军"的整体发展态势相一致而表现出局部的差异性.     

《武职选簿》档案中武官调卫现象初探

明代的卫所遍及全国,是军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管辖着从各地征集和抽调来的军户及其家庭,构成数量庞大的军户迁移群体。卫所武官的调卫,即是人口迁徙的一种方式,《武职选簿》档案中对此有详细记载。武官的调卫,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现象:调换、改调、升调、降调,同时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对研究明代武官世袭和人口迁移有重要作用。     

从承袭供状看明末武职袭替制度

明代卫所武职家族流传下来的承袭供状史料为我们了解明末卫所武官袭替流程和变迁提供了可能。通过对承袭供状的初步研究,可发现：卫所武职袭替流程远比明会典记载的要繁复;为避免诈冒,“覆结”成为武职袭替的一个重要流程;卫经历司、地方上的府及布、按二司等文职官员深度介入武职世袭程序核查之中;应袭舍人比试地点直到天启年间仍在北京进行;对应袭舍人的承袭资格审查也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另外,对供状史料的解读,必须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得出合理的解释。     

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蕲州、黄州二卫为中心,考察了明清时期卫所军户的演变以及在其家族成立的过程中军役负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明代由于在营余丁的增多,且都附着在同一个卫军的名下,他们逐渐繁衍成一个同姓的血缘群体,因与原籍之间失去联系,军差也转而完全由其承担.入清以后,漕运负担日渐沉重,开始成为卫所军户难以摆脱的附骨之疽,对此,他们只能联合起来应对军差,于是,军役负担亦成为了其家族形成并发展的最直接动力之一.并且,因为军役的沉重而衍生出来的其他现象,诸如如何在本户内分配军差、分担军役时与其他军户之间的斗争、户内精英阶层的出现,以及不被周围民户所认同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卫所军户家族的形成与发展.     

论明代卫所武职承袭——基于威清等卫选簿的考察

在明代卫所武职袭授过程中,有＂武职非军功不得袭授＂、＂流官不袭＂两大基本原则。明代卫所武职的获取,除了军功以外,还有其他非军功的形式,如遇例、纳粟等,这些以非军功形式获取的职级,不能世代承袭。都指挥、都督之类武职,因系流官,例不得袭。此外,武职承袭中,若遇犯堂、犯罪等情形,还须降袭、革袭。     

近代江南家族习业教育初探——以无锡为例

江南地区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达的地区,这与盛行于该地区的家族习业教育是分不开的。江南各大家族在财力、舆论上大力倡学助教,把习业教育作为家族教育的重心,使本家族的人才通过"习业"来谋生,促进了家族企业的发展,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进步,这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江南社会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宋代新兴士人家族研究——以楼钥家族为例

北宋初,宋太宗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治国方针。有宋一代,科举和教育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同时,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衰落,为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提供了空间。在这种形势下,新兴士人家族的出现,在社会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宋代新兴士人家族具有三方面特征:读书应举成为家族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并身体力行;士人家族的兴衰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士人家族都拥有一定的财富。     

明代中叶沿海卫所的初步地方化——以浙江观海卫为例

观海卫是洪武年间在慈溪设立的重要海防卫所,军事行政具有独立性,但与附近州县一直存在互动关系。明中叶之后,观海卫与州县产生了俸粮运送、赋役征收、里甲分担等环节的纠纷。在调整过程中,卫所与地方逐渐交集,军人及军舍和地方民户频繁交流。受到周边文化影响,卫所军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追求与周边民众趋同,最终成为宁绍社会的有机组成。     

明代遂宁黄氏家族诗人初探

明代遂宁“四大家族”有黄氏一族,人才辈出,其中尤以工部尚书黄珂及其子布政使黄华、女黄峨为代表．善诗文,为遂宁地方文化增辉颇多。本文对此加以评述。     

明代辽东海州卫

明代,朝廷于辽东实行卫所制度,以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统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海州卫为例,通过梳理史料,详细阐述海州卫在管辖区域、城堡设置、管理体制以及清初后金如何控制这一地区,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补充。     

明代臣僚封爵制度略论

洪武初年定五等爵制,皆须军功,有大功方可封公、侯。武官因袭替制度的存在,故最低封侯,以下世袭指挥使。永乐以后伯爵规格提高,武官有功则封伯。而明初文官在严酷的政治气氛下难获封爵,故子、男长期虚置,逐渐废革。此外,《大明律》文官封公侯条件极高,故此后文官有大功亦止于伯爵。宣德以后,臣僚封爵即落去职事官衔,爵位与职事官衔并立的局面终结,勋臣只出任差委。明代封爵待遇较唐宋优厚,但祖宗之制与明中后期政局的变化产生矛盾,文官地位崛起而不许封,武官地位日渐低下而难获封,使爵位在百余年中仅为承荫袭爵者把持。     

试析明代卫所武官的类型

虽然明代的卫所武官皆为世袭之职，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类型的类别，其原因各自不同，利用明代“武职选薄”档案，对卫所武官的类型划分加以考察，有利于对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进行深入研究。     

隋代的门荫制度

隋代门荫制度在前代基础上有继承和发展,它仍然以地位尊卑为主要依据,但具有重勋爵、轻门资的时代特征,内容表现为:承袭封爵,授与散品,担任近卫之官,出任较低级文武职事,这些特点的形成与隋代政权的军事贵族色彩,门阀士族势力的进一步衰落,以及封建官制在隋代的发展密切相关。     

明代保山军屯概说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坝子上就有许多带＂屯＂的村庄,是明洪武年间随傅友德、蓝玉、沐英从南京、江西等地从军垦田屯兵过来的。以＂屯＂命名村寨名是保山本地区的历史遗存。明代在保山实行的卫所及军屯制度,不仅构成了保山汉族移民的主源,同时缩小了保山同内地生产力的差距,极大地促进了保山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论元朝政府对阵殁群体的抚恤

元朝时期战争频率较前代较高,众多军吏在早期统一战争、中期内部战争、晚期农民战争中阵殁,元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抚恤政策。阵殁的军吏可以分为身陷困境,捐躯殉职;参与作战,英勇牺牲;战斗负伤,不治身亡;行军途中,不幸卒殁四种阵殁群体。政府采取的抚恤手段主要有:追封阵殁者及上谥、官方料理丧葬事宜、赏赐钱物土地户民、荫叙亲属袭晋职位、亲侍汤药关怀伤者、旌表立祠后世传颂、政治指定结为姻亲等。除此以外,后抚恤时代的抚恤则是统治者个人情感的转移与承接,是另外一种“非抚恤”的“抚恤”。     

宋代地方武学初论

宋代地方武学开创了我国地方军事教育先河,始于北宋崇宁三年(1104),终于南宋末。本文勾稽出22处地方武学,证明了县级武学的存在;其师资多为武举或中央武学上舍人;生员多为地方士绅子弟且需考试方能入学,有学籍,教学内容为武举考试内容及文化课;地方为武学生享有一定特权,其出路一是参加武举考试,其次是升入高一等武学。宋代地方武学开创了我国地方军事教育制度的先河。     

明代贵州提学官员与地方社会

提学官俗称"学政",贵州建省较晚,直到嘉靖年间其学政才走向专门化,其职责与他省一样,同为负责地方文教。其事迹在史籍中的记述较少,履历也多缺失。事功主要表现在化育边省人才与纂修史志两方面,而其文学创作则呈现出奇异的对立,作为自然人的抒怀之作多赞美黔地自然风光,持职业身份进行的撰述则抑山水而扬文教,二者均对贵州形象的建构起到一定的作用。     

试论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对军事的影响

文章认为科举文科考试对军事的影响表现在:一是文科科举举人、进士担任了许多军事武官;二是文科进士不少人写了一些军事著作。武科科举考试出身的人才一方面写了不少的军事兵书;另一方面涌现出了许多战功累累的军事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