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化龙、进步党与民初政局

长期以来,我们对立宪派在民初的政治活动研究不够,评价也欠客观和公允。对立宪派的重要领导人汤化龙的评价即是一例。有的研究者因汤化龙支持过袁世凯,就说汤的“政治利益和袁世凯紧密联结在一起,因而为巩固袁的专制统治格外卖力。”或说他“为袁世凯推行专制统治效力。”对其领导的进步党,有人讲其“真正意图就是要建立一个驾驭各党之上的政党,以便控制全国政局,帮助袁世凯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动政府,以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它建立后,“成为袁世凯的反动工具。”对此评价,笔者不敢苟同,拟就汤化龙及进步党在民初政局中的态度与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裨有助于客观、公允地评价立宪派。     

黎元洪与民初政争

与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并称“民初四巨头”的鄂军都督黎元洪，因拥兵八镇，在民初政坛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民初政争中，黎元洪频频发表政见，提出自己的政治意向。在定都问题上，欲定都武昌，左右南北局势；在组阁问题上主张南北混合；张振武案为袁世凯所掌控，逐渐倒向袁世凯；在借款问题上抑南扬北；对待宋案主张和平解决，反对南方用武；二次革命支持北方动武。文章还分析了黎元洪支持袁世凯的原因．并指出黎元洪并未完全与袁世凯同流合污。     

倪、袁之谊与民初安徽政局

倪嗣冲和袁世凯是北洋军阀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们之间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对倪嗣冲有着"知遇之恩",对倪嗣冲一生政治仕途的发展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倪嗣冲对袁世凯也是"知恩图报",竭尽所能效忠于袁世凯,为袁世凯集团确立北洋军阀统治立下汗马功劳。倪嗣冲和袁世凯的深厚情谊对于民初安徽政局有着很大的影响。     

美国镀金时代晚期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萌动

美国镀金时代晚期,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滋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美国知识分子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认为镀金时代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潮及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已不能适应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社会调节职能,由政府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重构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保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美国镀金时代晚期知识分子的主张,标志着美国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产生。美国镀金时代晚期国家干预主义思潮还处于萌动期,有其理想化和不成熟的一面,但它为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崛起积蓄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民初国民党与进步党离合关系新探

民国建立后,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各自聚合为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政党。过去,史学界只注意到这两大政党的矛盾和斗争,认为两党在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问题上是根本对立的,而忽视了两者的统一和联合,或断言进步党“代表袁世凯专制独裁利益”,是“反对国民党的顽固势力”。笔者对此颇持异议,认为两行有离有合,有异有同,终不失为在根本阶级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之争。     

民国初年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党提携”与民宪党的成立研究

民国初年,国民党与进步党对立,但也有合作：早在进步党酝酿成立之际,进步党前身之一的共和党与国民党有识之士即倡两党提携;在制定《天坛宪草》的过程中,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两党宪政精英,共同抵制袁世凯的干涉,并超越党派成见,联合成立了民宪党。这些合作,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良知,对于正确处理党派与国家利益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试论“宋教仁案”舆论风潮的政治影响

"宋教仁案"引发了一场国民党反袁舆论风潮,对当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舆论风潮中国民党由于过于愤慨,出现了过激的言行,使其声誉受损,而袁世凯政府以其较为纯熟以及表面上看似理性的言行,改变了其在争取民意方面的被动局面,威信见涨,使中间势力转而倾向于他。由此,民初政治格局彻底改变,民主共和向独裁专制转变。     

袁世凯与日本人的恩怨

袁世凯在朝鲜与日本激烈冲突,日本一再强烈要求惩办他。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大量聘用日本顾问,使直隶新政在全国各省中名列前茅。在"卄一条"交涉前后,袁再次与日本激烈冲突,日本朝野一致认定袁世凯是日本在华占有优势的障碍,大力支持中国各种色彩的势力反袁,终于将袁世凯推翻。     

民初反袁舆论斗争及其局限性刍论

袁世凯帝制自为,受到中外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在反袁舆论的影响上,梁启超执其牛耳;在反袁政治主张方面,孙中山水平最高;在思想文化领域对袁世凯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则以李大钊最为彻底、最为深刻。他们作为三种不同政治势力的代官人,实际上代表了历史转折时期三种不同的发展趋向。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间势力简论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乃至地方军阀都纷纷改变了政治态度，在抗日救亡这一共同政治利益的基础上初步实现政治凝聚；他们积极从事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其自身组织也有了初步发展；中间势力的崛起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民初进步党综论(上)

进步党是民国初年的大党之一。长期以来,它被列为袁世凯的“御用”党而加以指斥,这有失偏颇。笔者认为,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是一个具有政治理想的政党,它与袁世凯“结合”的目的在于对其加以统一,以便实施“监督”和“引导”,导中国政治入法制之正轨。离开此,问题便难以得到完满的解答。     

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

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和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许宝蘅清末任职军机处、承宣厅,民国初年又任总统府、国务院秘书,长期活动于政治中枢,对袁世凯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辛亥清室让位、民初获取大总统职位的活动均有记载。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过渡时期,许氏身为幕职人员,敬业为公,谨慎忍耐,顾全大局,因而很受袁世凯的信任。民初官场黑暗,许宝蘅始终能有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多少与"项城旧人"的特殊身份有关。日记中对袁氏活动的零星记载,除了披露内幕和细节,也可对今人了解鼎革之际政治演化过程有新的启示。     

李大钊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国家结构的思考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是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焦点,李大钊对此问题的思索就是一个缩影.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他抨击省界之见,赞成中央集权,其政治主张接近旧立宪党人;在段祺瑞当政时期,他反对专制主义,转向地方分权,其政治主张与国民系一致,具有联邦主义倾向;在联省自治前后,他弘扬民主自由,揭橥联邦主义,其政治思想也进一步升华.可以说,民国成立以来,他的思想经历了从主张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到主张单一制下的地方分权,再到主张联邦主义的变化.其思想演变折射出民国政争的波谲云诡,并与民初以来地方政治思潮上升的趋势相吻合.不同的是,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得到了升华,不仅与资产阶级联邦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其国家结构思想极具特色.他的立论基础先是联治主义,后是平民主义,在当时都与众不同;他对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偏爱甚于其他主张联邦制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批判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但不反对联邦制度,他对联邦制的设计与中共“二大”的构想有所不同;他对世界联邦主义的设想也独树一帜.这些都体现出李大钊国家结构观鲜明的个性特征.     

欧事研究会与护国运动

欧事研究会是从原国民党中分离出来的由稳健派组成的政治团体,在民国初年与中华革命党、进步党一起在重大政治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期间,欧事研究会与各反袁团体联合,通过军事、政治等多种手段,最终摧毁了袁世凯的帝制梦想,维护了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二次革命"失败后,围绕国民党与国会关系问题,国民党系议员发生了严重分歧,选择继续留在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与执政当局的冲突。为此,他们通过国会平台,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以缓和与政治对手、政府以及袁世凯本人的紧张关系。不过,国民党议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难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也使得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制衡作用不断消解。随着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国民党议员被迫暂时终止其政治生命,民初议会政治至此也走到了尽头。     

挽救共和之道——1914-1916年间张东荪政治思想论析

"二次革命"后,共和前途岌岌可危。进步党国会派与国民党温和派积极寻求遏制政局倒退的办法。期间,为联络各派力量,共同致力于反袁专制、挽救共和,张东荪到处奔走,穿梭于两党之间,成为政论界的活跃人物。他参与创办了多份杂志报刊,激烈抨击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复辟帝制,同时从学理角度检讨国民、进步两党的政治立场与主张,探讨共和政治建设之路。张东荪所倡导的"有形对抗力"论及"第三者"的联合,成为温和共和派联合维护共和的理论根据;他对"地方分权"及联邦制的论述,在当时也颇受注目,集中反映了共和温和派对挽救共和途径的思考与努力,也由此确立了他在政论界"政学泰斗"的地位。在反袁帝制运动中,张东荪毅然放弃和平改造的立场,以更激烈的态度与袁氏对抗,并成为武力反袁的旗手之一。     

略论清末“预备立宪”之立法思想

清末预备立宪,是部分开明的封建官僚和先进的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展的一场法制重建运动。他们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打破中国封建法制的立法传统,以民主思想对抗封建绝对主义的皇权观念,提出限制君权、兴民权,主张三权分立,并由此开创了中国近代法制的新局面。     

双向的作用: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局

袁世凯,这个晚清、民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直接影响了晚清、民国初年的政局,而时局也反作用于他,决定了他的人生浮沉:清末新政期间,他与奕劻沆瀣一气,使清朝政治更加糜烂,为清王朝灭亡埋下了隐患;武昌起义,以载沣为首的满族王公亲贵束手无策,清政府内部权力的真空,为袁世凯复出提供了条件,而革命势力也面临重重困难,在这种局势之下,袁世凯被推上了大总统的舞台;当上了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却逆时代潮流而动,帝制自为、残害异己,用封建思想控制国民的头脑,恶化了民初的政局,毒化了社会风气。最终,袁世凯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帝王梦随之破灭。曾经被时局选择多次的袁世凯最终在人们的唾骂中被抛弃。     

李大钊与《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以蔡元培、胡适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针对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状况所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该方案集中体现了他们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解与把握,把实现有序的社会政治寄托在"好人政府"身上,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范畴。同列签名序列之中的李大钊,则是中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革命,他与前者之间似乎不应发生关联。李之签名,应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其联盟思想应是导致他签名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设想也有一定影响。     

“东突”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

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早期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同西方殖民势力相勾结，在新疆出现了两次大的分裂活动，并建立短暂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它成为“东突”恐怖势力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对以上问题的本质揭露和批判，是反恐斗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