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宋学和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不能忽视汉学、宋学与史学的交互作用。由于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影响到清代史学，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况。在汉学影响下，清代史学出现了与宋明史学迥然有别的风貌。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逐渐形成；学者移汉学治经方法以治史，丰富了治史方法；《春秋》笔法，以正统论史，以“天理”、“心性”论历史盛衰遭到拒斥。汉学对清代史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同时，清代史学也以自身的原则和方法影响着汉学和宋学，拯弊纠偏，在“资治”的层面上引导清代学术思潮向史学发展。     

论徐文珊的治史特色

徐文珊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普通史家,他的经历则是民国史学的一个缩影。他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圭臬,综合唯物、唯心二家之长,阐释了民生史观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反映了当时史学思想领域的基本格局。他主张以学为用的史学价值观,强调治史当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并以建设民族文化为己任。他倡导历史教育,指出了历史教育的任务、对象、原则、途径与方法,并从理论上做了系统总结。他的治史经历,反映了时代环境对史家治史取向的影响,也反映了民国史家学术性与社会性并重的治史特色。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方法论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对我国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证和重新诠释,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治史观念。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观念,并非仅仅表现在考据方法和治史特征层面,更主要是规范和影响他们治史实践活动的学术理念,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考证方法论意义。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方法论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对我国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证和重新诠释,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治史观念.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观念,并非仅仅表现在考据方法和治史特征层面,更主要是规范和影响他们治史实践活动的学术理念,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考证方法论意义.     

论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

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非常丰富:他评价史书优劣,态度客观公允,并特别注意社会历史条件对史家作史的影响;他提倡直笔,慎重作史,主张在史书中贯彻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史书体例上,重视创新,反对泥古;在叙事方面,赞成简洁与爽劲,主张用“类叙法”和“带叙法”。     

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们以“事功”为出发点致力于史学的研究,在史学领域多有建树,对后世特别是明清学的史学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总结他们的史学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现实意义。本试图从他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所坚持的历史进步论、呼吁史学体裁的变革及主张六经皆史、注重发挥义理的观史之法等方面加以论述。     

史学家人格魅力的精神内涵

尽管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能促使史家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但尚不足以解释何以许多史家倾其一生研史、治史,最终形成中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局面。笔者以为“史德”的另一面,即“史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才是这种情况形成的真正原因。本文探讨了“史家责任感与使命感”形成的原因,同时阐明提倡这种道德对现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鲁迅史学观概要

鲁迅重视野史杂说,认为所谓的正史由于受官方意识的影响,历史的真相往往被遮蔽。由于考证是了解历史真相的重要手段,因此鲁迅在整理古籍以及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考辨史实,反对主观或片面的判断。鲁迅主张治史应以服务于现实为目的,并以破除旧文明、创造新社会的观念为主旨来评判历史的得失。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深厚的史学素养。     

二三十年代的两种治史模式刍议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本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在中国现代史苑又新添了一朵夺目的奇葩.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与资产阶级史家的两种风格殊异的治史模式,他们在治史旨趣、历史观和方法论等层面大相径庭,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     

略论毛奇龄的史学精神与治史之风

明末清初备受争议的著名学者毛奇龄,以经学研究闻名于世,同时对史学研究也相当重视。他参与《明史》编修,为后世留下丰富的史著;他重视史料的考据与辨伪,体现了史家"求真"的史学精神;此外,他反对宋儒"史断"、批驳道学,有功于清初"弃虚蹈实"的治史之风开启。因而,毛奇龄在清代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实事求是”观念与中国传统史学转型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学者研经治史好言“实事求是”,既表现为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更成为治学规则和学术观念.清代史家在“实事求是”观念的影响下,一扫宋明以来空谈天理性命的治学风气,建立起求真考实和无征不信的学术机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     

试论魏晋南北朝齐鲁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史之风十分浓郁。众多齐鲁学人以治史作为自己的名山事业，其经世精神突出表现在对现实政治的维护上，他们深谙利用史学来维护门第的奥妙。“直书”与“曲笔”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治史方法，表现得尤为鲜明，而曲笔之风一时更炽。这一时期，齐鲁史学家几乎都是文学家，受文学思潮的影响，史文语尚华丽，浮词艳语连篇，不能很好地表达史义，这是传统史学“尚文”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极端的表现。     

杜注《左传》质疑举偶

<左传>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家杰作,晋杜预注的<左传>可谓功不可没,然杜注千虑一失也在所难免.本文运用训诂学、考据学的方法举二三例以证之.一“夷射姑旋焉“中的“旋“是“小便“吗?二“僖公十五年……秦穆姬属贾君焉……晋侯于贾君……“.贾君为谁?     

民族科技文化与史学的创新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史发展的事实,表明史学发展与创新,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史家史官的职能和教育的特点,形成的知识结构,是把“天”与“人”之学结合起来,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突出的。近代史学发展史,同样表明史学的变化与自然科学的变化、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收集材料、治史方法论、治史风格特征等方面,特别在思维方式上,都能看出自然科学的变化对史学产生影响。当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对于新世纪的史学创新,具有的重大意义,更引起我们的关注。     

近代湖湘史学论略

近代湖湘史学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魏源高举爱国史学的大旗 ,首开研究当代史、世界史地和鸦片战争后重编元史的新风。其他史家在研治边疆史地、批判封建旧史、理董乡邦文献、革新史体形式等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成就。晚清湖湘考据史学的复振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批判总结     

千秋功罪任评说——《花园口事件研究》读后

在“花园口事件“发生65周年之际,第一部系统深入地研究“花园口事件“的史学专著<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部40万字现代史学专著主要内容有:艰难的抗战与决堤策略,豫东抗战失利与仓促的决堤行动,黄泛区的形成与新黄河的军事意义,黄泛区的艰苦抗战,抗战中国民政府的善后与社会救助,沉重而复杂的历史反思等.它不是一般的社科学术成果,而是渠长根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     

试论萨鲁斯特的历史编纂思想和实践

萨鲁斯特在历史编纂的价值、困难之处及体裁选取等方面有诸多朴素但独到的见解,较之罗马的前辈史家有所进步。他的治史实践可概括为：搜求广泛,史料丰富;采用多种治史方法,力求客观、准确。可以说,萨鲁斯特在推动罗马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别识心裁 通史家风 会通史学——纪念南宋史家郑樵诞辰900周年

作为平民史学家，郑樵求真务实，敢于求异，善于创新的学术精神足为我辈楷模。我们把郑樵的学术思想与史学成就概括为：进行学术研究的途径、方法以及见识、观点上异于前人与时人的别识心裁；研究历史的旨趣与视野方面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作为治史指导原则和评价历代史家史学成就标准的会通思想。“会通史学”是郑樵史学思想的精华．代表了当时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     

试论兰克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贡献——兰克逝世百年祭

十九世纪是注重历史的时代,也是“历史学的世纪。在这个史家辈出的时代,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闻名当世,享誉后代,一些西方学者称颂他为“编写客观历史的最伟大的巨匠”、“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近代史学之父”等等,蜚声史坛的“兰克学派”就是由他首创而得名的,英国著名学者阿克顿勋爵,对兰克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我们每走一步都要碰到他,兰克对我们的贡献比任何人都来得大”。这些评论虽属溢美之词,但可看出他对西方史学的影响。今年是兰克逝世一百周年,探究他的治史理论及治史方法,以说明他对历史学的贡献及其在历史观上的根本缺陷,对于我们批判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遗产,是很有意义的。     

浅析《文心雕龙·史传》的史学地位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涵盖很广的作品,尤其是《史传》部分,不失为优秀的历史理论性文章.通过深入分析,可以见出《文心雕龙·史传》在中国史学中的作用和地位：首先,“文学”非“史学”,“史学”即“文学”;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理论发展到了新阶段,这与《史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最后,《史传》还影响了刘知几,孕育了“史家三长”思想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