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上)

在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于 1 896年前后创作“新学之诗”和 1 899年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之前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为代表的诗歌变革理论及其“别创诗界”的“新派诗”,在一直与京城隔离的环境中独立地发展了二三十年 ,成为诗界革命的最初源头。无论是诗界革命发生的理论准备还是后来的领袖人物 ,嘉应诗人都占了半壁河山 ,可以断言 ,嘉应诗人对“诗界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环境使嘉应诗人走在诗国“变法”的前列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揭示出嘉应和岭南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本文上篇论述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发生的关系。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描述不正确 ,黄遵宪早于梁启超二三十年就提出了后来视为“诗界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 ,并同时开始创作“新派诗”。黄遵宪的诗歌革新理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 ,是其思想文化革新理论的组成部分 ,它表达了诗歌革新和全面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诗界革命”与黄遵宪之本心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但他的界革命的综合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诗界”，然而，这一点却又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黄遵宪的大使参赞工作便于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深入的研究，借鉴别国变法成功之经验，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欲望，以“诗界革命”为突破口进行思想革命成为黄遵宪人生的主要内容，从本质上说，黄遵宪即是一位觉悟很早，自觉程度很高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师夷长以制夷”积极尝试者，还是一位兴教育、开民智的主动实施者。他的“诗界革命”几乎包涵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有的进步因子，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 一次预演。“诗界革命”以及围绕诗界革命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渠道和措施成为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的借鉴。     

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作用和影响已经为学术界所肯定。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针对其口号提出前前后后诗界的动向、发展、延续、影响等一系列过程做一些梳理，可以从其理论精髓和创作的内在方面，更清晰、更深入地展现晚清那批具有改良革新的政治愿望和学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那场学界的维新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诗界革命"与黄遵宪之本心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但他的诗界革命的综合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诗界",然而,这一点却又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黄遵宪的大使参赞工作便于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深入的研究.借鉴别国变法成功之经验,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欲望,以"诗界革命"为突破口进行思想革命成为黄遵宪人生的主要内容.从本质上说,黄遵宪既是一位觉悟很早,自觉程度很高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师夷长以制夷"积极尝试者,还是一位兴教育、开民智的主动实施者.他的"诗界革命"几乎包涵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有的进步因子,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次预演."诗界革命"以及围绕诗界革命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渠道和措施成为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的借鉴.     

“诗之史”与“史之思”的双重聚焦——从黄遵宪“诗界革命”说透视中国文学的历史转变

中国近百年历史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现代性反思，可以黄遵宪等人在晚清的“诗界革命”作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对中国学和中国学史，尤其是中国学的古今演变加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由此即可对“20世纪中国学”等观点和主张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分析，从而把古代、近代、现代学视为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历史前进运动。     

“诗界革命派”与旧桃源时代的结束

桃源是借助陶渊明之笔创造出来的民族旧梦,随着近代社会的到来,依托这个旧梦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田园生活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诗界革命派”作家是旧桃源的终结者,也是近代新桃源的开启者。丘逢甲家国破碎的切肤之痛更多的是愤慨于桃源旧梦的破灭;黄遵宪则因其开阔的世界眼光更加憧憬着桃源新梦的诞生;谭嗣同则带着桃源梦破的强烈忧患意识接受陶渊明,很自然地关注到了陶渊明为人和作品慷慨济世的深层内涵。     

诗界革命的语言变革策略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的语言策略,把口语引领进诗界革命的创作中,以消解疲态尽显的文言诗歌.这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口语所具有的鲜活易懂、便于传递信息及凸显言说者的主体地位等诸多特点所决定的.诗界革命对口语入诗的倡导与实践,在现代新诗中得到充分回应与继承.     

论晚清步调不一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中心

评价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可以联系他们对小说界革命的看法,他们面对两种文类革新时发言的姿态是很不一样的。在以激进的言论探讨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对诗界革命的态度却是审慎的,甚至趋向保守的。这说明不同的文类成规对美学变革有不同的制约作用。梳理和比较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面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不同反应,可以借此更深入地反思古典成规对诗歌革新的强大牵引力。     

19世纪中国最后一位伟大诗人——黄遵宪

本文认为,黄遵宪是开一代诗风的卓越诗家;黄遵宪诗的独特价值,在于他能“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中,开阔了中国传统诗的新视野;作为晚清诗人,其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于——怀疑固有的秩序,并试图打破构筑数千年的坚固壁垒     

晚清诗界革命与日本启蒙诗歌关系

晚清诗界革命深受日本启蒙诗歌影响：一是走日本启蒙诗歌学习西方诗歌的道路，由是晚清诗歌创作获取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性视野；然而，诗人接受域外学资源时特殊的民族化心理，使晚清“欧洲意境”诗歌与日本启蒙诗歌相比，质地迥异。二是以日本启蒙诗歌通俗化特征为取向，日本启蒙诗歌有助于晚清诗界开启大众化序幕以获取大众化启蒙形式。     

论黄遵宪与同光派诗学观的异同

黄遵宪和同光派的诗人们都在探索中国古典诗歌的出路,同光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诗界革命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异国。前者所创作的诗歌虽有异于前人,但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古典的,不能给人以新的惊奇和感受;后者所创作的诗歌,内容是新的,语言是新的,创作出了新奇的效果,但它的形式是旧的。他们的探索都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康庄大道。     

“感性革命”:九叶诗派的诗学建构起点

九叶诗派的重要贡献在于建构一套独具特色的现代主义诗学理念.他们把握"现实"又强调超越"现实",突出从"生活经验"转化为"文学经验"("诗的经验")这一关键环节.这既强调诗人自身内心对现实生活和经验的体验和传达,同时也提醒诗人不忘关注社会现实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从而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路子.     

姜夔诗学历程与光宁朝诗坛生态

姜夔由泛阅而师黄而无所学的诗学历程与中兴诸家有别,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从孝宗朝到光宁朝的诗坛趋势。大量南宋文献显示,中兴诸家之后的诗坛,江西诗学较长时间处于领军地位,与它交叠的则是晚唐诗学的流行,当时诗坛正呈现出多向度发展的态势和复杂的生态。     

20世纪80年代末诗歌精神书写的“光晕”——从西川、戈麦、多多、王家新诗歌文本解读出发

20世纪80年代末的诗歌对于新诗发展历程来讲,是一个较为重要的转折点,呈现为一种承前启后的诗歌精神书写变化和转向。文章力求突破诗学研究视点的定势,选择从西川、戈麦、多多、王家新80年代末期的诗歌创作,从诗歌文本解读出发,总结该时期诗歌精神书写的共性特征和抒情传统：力度、敏感、痛苦、韧性,从转折期的变化和转向获取对当下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的一点启示。     

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释读原则与途径--以"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释读为例

"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特殊性、合理性和艺术性,不能简单地据"形"论"形"而从语法形式上找到满意的解释。从词汇意义出发,从词汇意义的关系意义出发,从词汇意义的关系意义所形成的意义网络关系出发,才有可能从扑朔迷离的意义网络关系中理清诗句的头绪,才有可能提供坚实的认知基础。     

红色历史的亮点开掘、感性重构与叙事移位——后革命氛围中红色原创剧的叙事策略

红色原创剧的热播是近年来令人瞩目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电视剧常用的文本策略主要有三种：亮点挖掘、感性重构和叙事移位。亮点开掘主要表现在对创作禁区的逐步突破和人物性格的深度开掘上，最终还必须实现深度叙事与主流或大众意义的弥合；感性重构主要指带有浓厚草莽气息的新革命英雄主义，但是在转型期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感性历史观的贯彻产生了诸多的意义裂痕；叙事移位指通过叙事时间的移位，一些电视剧展现了奇观化的革命人生形态，并对红色历史进行了温情的回望。由于反思维度的缺位，红色原创剧的思想和艺术资源正在日渐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