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教育民族志:经历、困惑与反思

教育民族志是运用民族志的调查技术与方法研究文化传播,尤其是学校教育及其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一种文本叙述形式。在取得田野调查收获的同时,也会产生语言、参与程度与角色转换、性别和年龄、田野调查技术、田野伦理道德与责任等方面的困惑。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今民族志研究面临的挑战。有必要尝试一些新的收集和分析民族志资料的方法或途径,创新教育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教育民族志研究范围,从而达到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民族教育的目的。     

教育民族志方法的探讨

研究者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运用到教育研究中,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直接、便捷和真实地反映研究者的研究路径和在与被研究者互动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完成定向理论分析,这一过程称教育民族志。教育民族志是一种整体性的描述,这种方法的运用可以拓宽对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丰富研究内容,特别是对于挖掘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的许多不可视的和不可量化的因素有独特的贡献。近年学者们在教育领域中运用这一方法时出现了一些概念的混淆、误解和误用,因此本文旨在探讨这种研究方法的来源、概念、原理及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使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不断地得到完善和丰富。     

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质的研究——从《民族志:步步深入》看教育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是教育人类学的根基,美国教育人类学家费特曼(D.M.Fetterman)是公认的对民族志研究方法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作为一部民族志研究的指导用书,他的《步步深入》可谓是颇具深入浅出、条理清楚、逻辑紧凑、操作性强的特点。在整个书的写作中,它不仅给了真正熟练的民族志工作者极具借鉴价值的参考意见,还给了初学民族志研究者以引人入胜的框架和叙述,以及排疑解惑的勇气和信心。     

感同身受:教育民族志方法的情感向度

教育民族志是把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应用于教育研究领域所形成和发展的术语,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通过比较分析两位作者的田野经历和反思,主张将研究者“感同身受”式的情感体验作为理解教育民族志的重要维度。具体而言,研究者的情感体验包括三个层面:日常性、讽刺性和生成性。即便都是研究“教育”问题,都以“学校”为田野地点,研究者也常常因遇到文化氛围迥异的学校而有极为不同的情感体验。研究者的这种情感体验和反思对于探究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及其价值意义系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路径的深化民族志方法的借鉴与运用

加强民族志方法论的运用,是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基本路径之一.近年来,随着西方政策科学理论不断发展,以及在多学科视域融合的影响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呈现多种视角.本文主要分析了国外将民族志方法论运用于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近成果,明确指出借鉴此研究路径,其突出贡献在于:关注实然教育过程,这是教育政策研究的基础;关注微观层面的目标群体利益,符合我国“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执政背景和理念;走向实践,基于扎实的田野工作构建本土化理论     

论学校民族志的发展及在我国的应用

学校民族志是一种深入剖析和批判学校教学过程中文化现象的质的研究。西方教育研究者将其视为考察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重要研究方法。在我国学校民族志仅局限于考察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极大地忽视了其他边缘群体的教育诉求。此研究从方法论层面探讨了学校民族志的本质、重要议题、理论建构功能,并针对西方理论本土化提出了建议。     

自我民族志的原理及其对教育研究之观照

自我民族志是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之一,摒弃了科学民族志主客对立的研究视角,以“自我”为中心来唤起研究者自身和读者等多个主体对生活世界、生命意义的反思,提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路径。然而,这一研究范式因被质疑过于主观而致其价值未被充分挖掘。唯有在承认自我民族志的局限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反思,才能实现这一研究的价值最大化。以“自我”为主线剖析自我民族志研究,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研究视角上,着眼于自我的多重性;研究内容上,关注自我的日常生活;研究路径上,以自我为方法和田野。在此基础上,探讨自我民族志对教育研究具有的启示意义：研究视角转向,纠文化研究之偏,回归教育原点;研究内容拓展,重教育个体之维,关注教育情感;研究目的凸显,书弱势群体之声,促进教育公平。本土研究者应正视自我民族志的适用范围,挖掘民族志多元研究范式的价值及其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之道,推动教育人类学发展。     

国外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新动态——以英国《民族志与教育》(2006—2015)为中心

当下教育民族志作为教育人类学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正顺时应势地发生变化.基于英国 《民族志与教育》 期刊所载相关文献的分析,研究拟从研究者田野点的进入及与研究对象关系的建立 、 田野工作中研究策略及技术手段的使用和研究结果的呈现及应用三方面着手阐述,窥见该研究方法的最新动态.     

网络民族志:“互联网+”时代教育研究的新路径

在“互联网+教育”时代,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普及不仅带来了教育方式的变革,更重构了教育空间、教育情境和教育关系,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教育文化。网络民族志以网络环境作为主要的研究背景和环境,利用网络媒体平台和互动工具来收集数据资料,以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伴随网络文化现象而产生的研究方法,网络民族志对于探究互联网环境下的教育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通过浸润体验、对话互动、情境追踪和多维分析等具体方法,实现对网络教育现象的整体性认知、共情化理解和过程性透视。文章指出了网络民族志在教育研究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为“互联网+”时代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     

元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对教育研究的价值

元民族志方法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外对教育问题的民族志研究。元民族志方法能够基于特定的原则和策略,在批判性解释的基础上,利用多种视角对同类主题的现有质性研究成果加以再统整、再解释、再探究,最终产生新知识、新理解和新发现,从而把握现象的本质。近年来,国外学者越来越重视对元民族志研究方法的采纳。元民族志研究主要包括交互翻译分析、论据线综合分析和互斥观点的综合分析三种研究策略,以及确定研究主题、甄别相关研究、阅读相关研究、建立关联假设、概念"翻译"、综合"翻译"、分享成果七个步骤。作为一种相对新颖的研究方法,元民族志研究能够用于综合教育领域的质性研究发现,对于理解、升华教育领域内的质性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一是有利于提升教育研究的统整性解释力;二是具有增强教育研究参与者的权力的作用;三是可以通过理论建构、理论解释和理论发展,提升教育研究的理论创新水平。     

教育科学研究中的"离我远去"——教育人种志及其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教育人种志主张在广泛考察文化因素对教育实践的影响的基础上,遵循“离我远去”的原则,“从书斋走向田野”,进入真实的教育情境实施研究。在教育科学研究脱离教育实践、远离教育场域的今天,教育人种志研究范式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Preparing future citizens for post ‘Chernobyl’ Ukraine: A national calamity brings about reform of science education

This paper responds to the challenge of how educational research might be practised in a contemporary world that is no longer necessarily organised by nearness and unity. Focusing on ethnography, it argues for what a multi-sited imaginary contributes to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By giving prominence to the notion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s it has been developed by the anthropologist George Marcus this paper shows how ethnography conceived this way is now necessar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By bringing together recent concepts from anthropology with educational ethnography, it provides an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how to go about doing ethnography in a world that is characterised by partial connections. To highlight the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of this research imaginary the paper provides an example of how to approach a specific research topic in this field. In sum, this paper makes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al research by providing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lives.     

人种志研究与教师智慧的生成

教师智慧是教师基于自己独特的个性,并在特定的教育情景中形成的、对教育活动的批判性认识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研究是教师生成智慧的源泉,而人种志研究在帮助教师生成智慧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它所强调的整体性视角,所奉行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所推崇的反思精神和反思技术,都对教师智慧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师要想借助人种志研究来提升智慧,需要了解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并在学校教育的真实场景中做人种志研究,以及尝试运用人种志研究的一些要求来看待教育教学中的问题。     

教育人种志的认识论思考

教育人种志是教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它既与自然科学研究认识论具有共同点,也有特殊的要求,是一种特殊的经验研究.教育人种志追求的真理是部分真理,一方面反映了其认识论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教育人类学学科性质使然.强化理论积累对于克服教育人种志认识论的缺陷、促进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人种志研究中的伦理道德要求

教育人种志研究者要遵循自愿与"不隐蔽"原则,保护研究对象隐私的原则,保证研究目的和过程合法、合理、公正的原则,以及研究结果的互动反馈原则等,这是提升研究质量的前提.此外,研究者与资助研究机构等方面的关系、研究对象的主观体现及配合支持、研究选题的价值和社会意义等,都直接影响着教育人种志研究的伦理道德水平.     

教育改革研究的历史、视野与趋势

随着教育改革实践的深入开展,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得到了深层次的推进。教育改革研究的历史,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决策到政策的研究历程;就其视野而言,主要存在宏观视角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析,以及微观视角下的微观政治学分析和人种志研究,以及文化学、哲学、管理学等视野;就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而言,主要是由系统的理论研究向专题式的问题研究转变,理论研究成果向教育改革的转换过程日益缩短,教育政策研究越来越受到青睐,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更加紧密结合。     

论关于教育实证研究的几个错误认识

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中,有关教育的实证研究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错误认识:教育实证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教育实证研究等同于关于教育的经验研究或实验研究;通过访谈、观察、问卷调查、民族志研究等开展的教育研究或质的教育研究是教育实证研究;教育实证研究不需要运用文献资料和思辨或理论研究。对教育实证研究的历史与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澄清上述几个方面的错误认识,有助于促进教育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有关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开展。     

“语言—文化”模式:教育不公平的结构与行动——S.B.希斯的语言民族志研究

伯恩斯坦和布迪厄的“语言—阶层”模式以语言为抓手打开了教育不公平的微观运作机制,成为“语言与教育公平”议题的主导分析路径。然而,由于他们将社会阶层视为整体性概念,阶层内部的文化多样性被遮蔽。新读写研究开创者S.B.希斯将民族志引入语言学习研究,以民族志为中心建立了教育不公平的“语言—文化”分析模式和行动路径。这一分析模式强调“文化模式”对语言的形塑,超越“语言—阶层”模式的抽象性,展现了教育不公平微观运作机制的文化多样性。以此为基础,她打破研究者对民族志的“专权”,创造性地将民族志作为教师和学生实现语言文化自觉、学校教育走出再生产的行动工具。希斯的“语言—文化”模式从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行动路径层面为“语言与教育公平”构建了另一范式。     

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主题

发展中国的教育人类学,其学科主题必然聚焦在中国教育的现代问题上.应在综合吸收国外各流派研究优势的同时,努力避免其缺陷,并依据中国特定的教育实践来确定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主题.中国教育人类学应把学科主题确定在推动中国教育转向现代化发展上.应坚持综合性的教育人种志研究方法.     

批判民族志：教育公平研究的新视角

我国关于教育公平的研究近年来成果颇丰,但是大多数仍然是宏观的政策理论研究,深入到弱势群体的微观实证研究成果还是缺乏。批判民族志主要用于理解和诠释研究对象的生活经历,并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着手改造教育不公平现象,因而可以为我国教育公平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法论和研究视角,促进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深入有效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