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制度及其文化意蕴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师生通过不懈努力,逐渐建立起"教授治校"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制度形成的方式是经由"自下而上"的斗争;二是制度设计上采取代议制,并且实现了既包括学术事务又包括非学术事务的完全的"治校"权。清华大学"教授治校"是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大学民主管理方式本土化的产物,其最大价值在制度文化方面。"教授治校"体现了以学术为本的大学组织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学者为本的民主管理的组织文化,体现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困境与变迁

教授治校是源自中世纪大学的一种管理实践,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将其付诸实施的大学。北大“教授治校”制度虽然面临合法性的困境,但是民主的治校理念、学有专长的教授群体以及蔡元培校长的个性特质为该制度的实现提供了条件。通过该制度,北大教授获得了大学事务的决策权力。但是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后,由于其管理理念的不同,“教授治校”制度在北大走向消亡。     

民主与自治的典范:民国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从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的历史考察

教授治校是一种源自于西方的大学内部管理模式,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移植、借鉴了教授治校制度。它先是由北京大学开始,后来在清华大学被发扬光大,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能够长期延续和维持,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内在原因,其教授治校制度直到今天仍然是大学改革的方向。     

民国时期大学中教授治校的制度化分析——从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的历史考察

教授治校是一种源自于西方的大学内部管理模式,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移植、借鉴了教授治校制度。它先是由北大开始,后来在清华大学被发扬光大,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能够长期延续和维持,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内在原因的。教授治校制度直到今天仍然是大学改革的方向。     

20世纪20年代清华“教授治校”制度的形成

为后人所称道的民国时期的“教授治校”,有其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教授治校”为例,教授会与评议会是其基础性组织。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清华学校改办大学的过程中,“教授治校”制度的成立和“教授治校”管理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思潮引领、组织基础与人员支持。特别是留美“少壮派”作为中坚力量,在教授会与评议会成立过程与早期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时,教授会与评议会代表着清华教师群体,在维护教师权益、践行“教授治校”过程中发挥了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作用。以教授会与评议会为基础的教授治校制度,深深影响了清华二三十年代的发展。     

坚守与维护:中国现代大学之"教授治校"原则

中国在移植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时,注重引入"教授治校"原则,并通过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在制度上给予保障。大学评议会及各科教授会亦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精神之制度性保障。教授治校使大学免受教育行政部门的过分干涉,堪称中国现代大学独立之重要标志。但国民政府以提高中国大学学术水平为借口,不断将政治势力渗入现代大学之中,破坏"教授治校"原则,强化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这样一来,中国现代大学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精神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方针及行政干涉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如何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棘手问题。     

从权力主体角度看“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的权力主体当然是"教授","教授"是大学权力主体的表征。"教授治校"制度是对大学学术机构本质的认同,"教授治校"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于它客观地反映了大学作为特殊学术机构的性质和特点。"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权力主体的归位,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大学普遍实施的"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真正赋予教师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和地位。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辨析——兼与杨兴林教授商榷

从大学的学术机构属性及管理制度需求出发,"教授治校"应成为中国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西方大学史上"教授治校"理念与管理模式的长期延续和中国大学"教授治校"的本土案例,均表明这一大学理念与制度安排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恰恰源于该制度的价值合法性与现实可行性。积极尝试"教授治校"的制度方案,对中国大学行政化弊病的革除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推进而言应当大有裨益。     

近代大学教授会与当前教授委员会的比较研究——以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为个案

民国时期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大学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我国近代高教史的遗产,对当前教授组织参与大学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简要介绍了民国时期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以及教授会这一“教授治校”的基础性组织,总结了其组织特征;简要分析了当前大学教授委员会的实施现状;并对历史与当下两种教授会制度做了对比分析,得出相应的启示.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设计及其局限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以代议制民主为制度依据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确立了由教授们选出的有限代表与行政领导人员组成的评议会或校务会议为决策机构的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但是,由于法令中没有明确教授代表的人数,从而无法确保其在评议会或校务会议中的主导权。至于当时有些大学建立的校级教授会,也仅仅是作为评议会或校务会议的附属机构而不是最高决策机构。因此,我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设计无法真正实现教授治校。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确立的历史考察

清政府在1904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就产生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萌芽,中华民国所颁布的<大学令>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学教授治校制度,但是,直到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建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才真正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确立.     

教授治学,也要治校——兼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学术组织的管理,即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意在通过大学评议会的民主决策为大学立法。完善的大学评议会制度,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共同实现了现代大学治理的三权分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教授治学”途径探析——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维度的思考

"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授治学"旨在促进学术自由,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推动大学去行政化。在高校治理结构中,以"教授治学"为代表的学术权力应居于主导地位,是"教授治学"而非"教授治校",并要以学生为本位。应通过重塑大学精神,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拓展"教授治学"外延,来实现"教授治学"。     

近代中国大学教师的资格检定与聘任

大学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是大学教育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资格检定与聘任制度既是保证大学教师朝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外部强制性力量,同时也是其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近代大学从创办之时起,其教师任职资格的检定与聘任制度经历了清末的教师资格检定制度之缺失与聘任的随意性时期,民初的教师资格检定与聘任中的"大学自治"与校长集权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前的逐渐"规范化"时期,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制度化"时期的几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学术团体、大学自身都曾起着不同的作用。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特点分析

教授治校是我国近代大学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认为我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是少数精英设计的,并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的,而它的实现也主要是依靠少数精英。且由于它是一种代议制度,先天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校长治校

教授治校源于欧洲,是欧洲一些国家大学保证学术权力行使的重要制度。在我国近代大学创立之初,教育家们也对教授治校进行过探索。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内部事务的一种管理模式,是指教授更多参与学术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调解与学术相关的资源。校长治校意味着校长在高校管理中拥有相应的决策权,处于领导地位。事实上,在大学这个系统内部,要实现有效治理和优化治理,更重要的是通过组织设计,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同运行。     

教授"治校":大学校长民主管理学校的理念与意义

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的传统,也是大学校长必须依靠的管理大学的力量.本文回顾了教授"治校"传统的形成以及教授"治校"的理论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教授"治校"的基本内涵以及教授"治校"理念对校长治校的影响.     

坚守与革新——梅贻琦“教授治校”理念之于现代大学

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先生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的"教授治校"理念以学术自由为根基,发扬"吾从众"的民主作风,很好地维护了大学的学术权力,使当时的清华大学名誉天下。职能日趋复杂的现代大学在坚守"教授治校"内涵与精神的同时,更应该结合现代大学的特点,赋予新的内容,以期这一管理模式能够提高决策的民主化水平,形成现代大学治理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探析

一、"教授治校"的内涵、合理性及局限性 (一)"教授治校"的内涵."教授治校"即教授集体全权管理大学和学术事物.它是源自于1150年正式成立的巴黎大学的一种传统理念.传统的教授治校中的校长是由教授们选举中产生,能担任的校长通常是学术权威或资历深厚的教授,而教学等学术事物由教授们集体共同负责.因此,从教授治校的主体来看,教授为一集合概念,而非个别.从教授治校的客体来看,教授治校是一限定性概念,专指与学术性有关的事物.从教授治校中治理、参与学校管理的水平或度量上来看,教授治校实为参与治校,而非决定治校.     

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其合法性分析

"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的一种传统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它形成于中世纪大学,在近千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教授治校的形式和程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其基本内涵没有变,这是大学的本质特性决定的.现代大学对教授治校传统的"弱化"甚至"异化"现象亟须我们把握教授治校的实质内涵,分析其存在、变革的合法性和现实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现代大学中继承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