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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主張以義來規範利,是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其實,義與利之間的關係,是經濟思想史上的一個有趣課題,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了解並分析儒家的義利觀。這要先從西方經濟學在這方面的理論談起。西方經濟學主要是研究以私有產權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之各種經濟活動。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經濟學就認为私有產權制度是一個合理而有效率的社會必不可少的基礎。私有產權制能够發揮兩個最重要的功能。第一,人們都有追求私利的欲望,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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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中華元典的儒家經書,在歷史上有一個逐漸結集的過程,從早期舊史階段的“詩書禮樂”,到孔子整理後的“六經”,再到後期儒家研習的“十三經”,呈現出不斷擴充和最後定型的狀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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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詩品》中"宋徵士陶潜":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①對於"其源出於應璩"品陶之説,前人之評論與研究頗多涉及,此不贅論;對於"又協左思風力"的説法,前人則極少討論,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在鍾嶸看來,左思也是陶詩的一個重要藝術源泉。章學誠(1738-1801)《文史通義·詩話》説:《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别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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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從分析“交流”這一概念開始.漢語“交流”的更字面的英語譯法應該是“interflow”.顧名思義,“interflow”或“交流”意味着,來自兩個不同源頭的水(或任何可以流動者,任何所謂流體)各自流向對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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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7,(1)
歌德的《普羅米修斯頌》那樣,逋從心靈深淵裹流出,就摇奪了一代德意志詩人和思者的安詳心境,引爆了一包時代精神的火藥。從這個思想意象的歷史的淵源及其流變看,普羅米修斯負載了一種靈知精神。《普羅米修斯頌》用詩體形式表達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思想,用神話形象表現天才時代的英雄主義。普羅米修斯支配着德國浪漫主義時代的詩學與政治想象。由於這個世紀别具一格,前無先例,浪漫主義時代是以泰坦英雄普羅米修斯爲模式來自我領悟的。歌德用靈知澆鑄普羅米修斯,又用普羅米修斯來復活靈知。這則神話構成了一個奇特的異教世界,將靈知升華在十八世紀德意志人的心空。一種靈魂啓示錄的語調,在高貴的德意志心靈中漸成强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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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内典看梵唄進入中國的基本情况引用《中國佛教術語詞典》②的定義,梵唄是"宗教儀式中用來約束外在與平息内心的佛教唱頌③;也用於對佛陀的贊美."梵唄的第一個要素"梵",是"梵覽摩(Brahma)"的音譯,與印度術語語源相關;梵唄的第二個要素"唄",是對"唄匿"(pā tha,意為"咏唱")的漢語音譯.梵唄這種佛教咏唱(實際上是一種拉長的調子)發展成熟以後,在唐代傳人日本,日語發音為Bonbai④(譯者注:平假名為ばんばぃ).根據佛教傳説,詩人曹植(192-232)是中國的首位梵唄制作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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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面兩節的討論,我們已可清楚地見到,在傳統文化中,婦女之寫作原是處在一個極為弱勢的地位.首先,作為一個女子,從一開始就失去了與男子一樣受同等教育之機會,即使幸而接受了教育,具有了寫作的能力,但是在以士人文化為中心的言志之詩的寫作中,婦女既根本不可能具有任何修、齊、冶、平的高遠志意,則其所寫的詩篇,自然就處在了弱勢的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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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侖文化向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問題,這種文化現象來源於先賢爲觀象授時的需要而形成的對太陽的認識與觀測。事實上,對空間和時間有意識地規劃不僅是人類知識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同時更是他們創造文明的最早成果,這意味着古人對於决定時空的太陽很早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誠然,從原始思維的角度講,没有理由相信先民會從一開始就懂得天上只有一個太陽的事實,而一定認爲太陽的數量無限,這種對於無數太陽的認知表達就是十日神話。然而太陽如果成爲古人確定時空所觀測的標准天象,那么它就只能有一個,因爲天象觀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假如每天出升的太陽不同,這種不能基於同一天體的觀象工作就將毫無意義。顯然,觀象的需要使古人必須完成從無數太陽到只有一個太陽的認識轉變,后羿射日的神話即反映了這種認識的飛躍,這奠定了昆侖文化的思想基礎。古人以“昆”訓比日相同,以“侖”訓倫次,所以“昆侖”的本義就是每天倫次而出的都是同一個太陽,此即昆侖文化之淵薮。因此,昆侖文化其實是一種擺脱了原始思維的太陽崇拜文化,其天學表達即是昆侖三天,其政治表達則是昆侖地中,其宗教表達便是昆侖升仙,這些内涵完整地構成了中國傳統的昆侖文化,其形成時間約在公元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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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0,(2)
陳寅恪"詩史互證"法之説值得省思,他的主要任務是"以詩證史","以史明詩"作爲文學研究法只是歷史研究存而不論的"附屬創獲",需要系統闡發。以《元白詩箋證稿》爲中心加以考察發現,從思維方式上看,以史明詩暗含了文史"虚""實"的學科分野和"實"的詩史辨正;從方法特徵上看,此法注重考證,指向於先"實"而後虚,主"實"而略"虚";從釋詩效果來看,指呈了詩和歷史文化水乳交融的有機關係,使讀者在切實可信的基礎上獲得了一種"通解",從而擴大了詩的審美意境。陳寅恪"以史明詩"的釋詩法所具有的理論缺陷,正是通過和錢鐘書辭章談藝的釋詩法形成鮮明的對照而彰顯出來的,這類於思想史上"朱陸之異"和詩歌風格學上"唐宋之别"各自内部的理論映照,正體現了自身獨特的學術價值。從這點上講,"錢陳之争"應當闡釋爲一個學術思想史概念,它是傳統釋詩知人論世法和語源注疏法的新發展,具有現代學術品格,建立起了詩學史上兩大釋詩模型;二者之間有對立而能補充、求分野而可融合,此起彼伏而交互發展。這對今天的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啓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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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論是1949之後影響中國文學研究甚深的一套叙述,兩位主要倡議者陳世驤與高友工都有比較文學的背景,都有漢字“抒情”西洋文學lyricism的對照背景。然而,“抒情”此詞語原本源自屈原辭賦,而詩以抒情,情以證道,此爲儒家的詩教要義。《詩》《騷》是中國詩歌的原型,本文同參《詩》《騷》,探討詩教藴含的詩、道與人格修養的關係。《詩經》强調詩人之心即一國之心,即天下之心,詩用以體現人性的文化風土性格;《楚辭》則體現了人性的幽深與超越的向度。《詩》《騷》的抒情義建立在形氣主體的基礎上,詩的展開即介入自然與人性的氣化氤氲。本文稱《詩經》學與《楚辭》學所主張的情論爲原生抒情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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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經學家曾發出“《大易》、《春秋》,迷山霧海”的嘆息。對於《周禮》這部經典,我們也不免有“迷山霧海”的感覺。但《易》和《春秋》之為“迷山霧海”又和《周官》略有不同,前者的迷霧主要是瀰漫在意義的解釋方面,如《易》有“一名三義”,又有象數和義理兩大流派,《春秋》有“微言大義”,董仲舒已謂“其指數千”。《周禮》一書在內容上是比較確定的,即所謂“體國經野,設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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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09年6月,歷史學家杜正勝先生為他翻譯的日本學者白川靜著《詩經的世界》的增訂版(東大圖書公司,2009年7月版),寫就一篇《譯者導言——詩史的開始與回歸》.這篇導言,“特別討論詩史的問題”①,是難得一見的關於“詩史”論說的“重量級”文字!副標題的所謂“詩史的開始與回歸”,在杜先生看來,“這是歷史重建的新學風,還原《詩》篇到作詩時代的歷史情境,從詩歌透視歷史.換句話說,將兩千年脫離歷史的《詩》篇回歸歷史的原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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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龍鳳談起以龍鳳為主題的藝術,是在中國土地上發生發展的。在原始社會裏,有兩個民族集團,一個以龍為圖騰(Totem),一個以鳳為圖騰,做為他們氏族集團的標識。古史記載說:“以龍紀官,龍師而龍名;以鳥紀官,鳥師而鳥名。”鳥就是鳳鳥。“鳳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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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有關學者的專題研究,中國上古刑罰的原始意義和機能,在于把惡人逐出社會①。這應是中國法源意義上的一個特點,但這裏似乎還可以補出相應的另外的一個方面,即維護部族共同體的團結。因為說到底,將惡人逐出社會,最終目的不外乎通過純潔部族社會,增強族群共同體的凝聚力。 在《尚書》文獻系統裏,我們看到將惡人逐出社會,可以概括為兩個類型:一個是精神上的放逐,即斷絕其與上天的聯系;一個是肉體上的放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