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红学研究综述

2005年的红学研究中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论新时期以来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

新时期以来,＂文革＂题材小说研究论文集中在宏观考察,探讨＂文革＂叙事与＂文革＂记忆、＂文革＂历史的关系,以及打量其＂思想史＂意义等方面。2000年以后,研究专著和大量硕博士论文的出现标志着＂文革＂题材小说研究的真正兴起。从许子东到张景兰、沈杏培,＂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完成了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的转型。当前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在作品搜集、文献利用、研究范式的建立和研究格局的扩大等方面都面临着一些不足,但是,其前景广阔,必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文本的回归与超越──两次全国中青年红学研讨会的思考

全国中青年红学研讨会已经开过两次，首届会议的主题是强调回归文本，第二届会议的主题则是文献、文本、文化在红学中的融通和创新，本文对两次会议的经验得失进行了总结，谈到红学研究中不但要回归文本，更重要的是超越文本，在具体操作中，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的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在回归文本中寻求上述三者的融通和创新，从而真正消除“红内线”与“红外线”的分野，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     

从传统经学看现代“红学”之路

传统经学与现代＂红学＂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相似之处。经学在汉代诞生之初,就肩负起了捍卫儒家经典权威性的使命。至于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只是它附带的成果。而＂新红学＂在诞生之初,是以倡导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目标,由于其声势较大,客观上推动了《红楼梦》的经典化进程。＂红学＂刚刚踏上征程。《红楼梦》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文本研究、文献清理等等。就像传统的经学可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一样,＂红学＂作为一种治学方法,也不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红学＂主要指胡适开创的＂新红学＂;广义的＂红学＂则是开放的,它应致力于廓清笼罩在《红楼梦》上空的迷雾,真正成为研究《红楼梦》的专门之学。     

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红学发展方向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红学研究史上极重要的文献,深刻地影响着红学研究。由于时代、历史的局限,该理论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将两个世界具体化。这主要根源于对红学学术史、库恩“范式”理论的误解和新旧风气的影响,有必要重审此。红学研究的深入必须建立在对红楼梦文本细读和对前人成果的创造性继承之上,这才是红学研究的真正“出口”。     

红学历程述略

从历史、文化、学术三个维度综合观察,二百余年的红学历程,可分为＂旧红学＂＂新红学＂与＂当代红学＂三个时期。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各个时期之红学,均显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三个时期持续演进,记录着取得成就及付出代价的历史,也留下学科自身发展的见证。     

论端木蕻良对红学的贡献

端木蕻良凭借《曹雪芹》和众多红学随笔,对红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用自己的跳动不安的心灵去激活红学文献,激活《红楼梦》文本,去追求曹雪芹生活时代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捕捉曹雪芹创造《红楼梦》所代表的先进思想、《红楼梦》文本披露的思维方式、《红楼梦》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端木蕻良是研究《红楼梦》意象叙述的第一人。     

胡适《红楼梦》研究方法论反思

胡适之在红学史上的贡献,前人已多有论及,应该肯定。在全面梳理胡适红学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对其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适之先生倡导的红学研究,史学重于文学,自传说问题重重;其得出后四十回一定是高鹗所续的结论,略显武断;在研究方法上,其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论证＂,却难于确定文献的真伪,材料选取上,有＂六经注我＂的嫌疑。     

出土文献在《史记》研究中的文献学价值

20世纪以来,学者们自觉地将先秦秦汉考古文献资料应用于《史记》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传世文献之外,出土文献为探讨《史记》的名称、体例、编撰形态,校勘《史记》文本,正确诠释《史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资比较的＂二重＂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从《红楼梦》中读人生意义：寻美

《红楼梦》研究历经索隐、考证等诸多学派,固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其弊病也十分明显。近年来,＂红学＂研究重心正逐步移至文本内部,这为＂红学＂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本文将以此为立足点,从《红楼梦》中美的具体表现、《红楼梦》吸引人的原因等角度探讨《红楼梦》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张力和对美的追求,探讨人生之意义：即对美的追寻和欣赏。     

近十五年国内对“质的研究方法”的研究与应用情况综述

本文从文献内容、文献结构、质的研究方法的定义、质的研究方法的特征、与定性研究及定量研究的关系、在各种研究中的运用等六个方面对近十五年来国内关于＂质的研究方法＂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国内对＂质的研究方法＂的研究与应用还流于表面形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挖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对质的研究方法运用的过程进行探讨,并注重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的创新。     

论吴颖的当代红学史批评

吴颖是当代国内红学研究颇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有关当代红学史批评。其红学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1．对产生于“文革”“评红热”并广泛流行的“三说”进行澄清、反拨；2．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批俞运动”的整体上基本否定的重新评价，对后来那场批判运动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刻意维护批判运动的“理论定势”的理论观点的批评、驳斥；3．力图校正红学研究的方向，使其从以研究“典型环境”和诸多“钻牛角尖”的“外学”研究为主回到以《红楼梦》文本研究和典型人物研究为主的轨道上来。这是当代红学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吴颖是国内较长时间跟踪研究这个方面的最有代表性、成就也相当突出的学者。     

烛隐探幽 察微知著──读林方直先生《红楼梦符号解读》

《红楼梦符号解读》是我校林方直教授的新著。本文认为，这是一部标志当代“红学”研究深度的著作。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对《红楼梦》中大量蕴含丰富的文化符号及其编码的解读、阐释，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异彩缤纷的新奇世界；二是廓清并解决了长期困扰“红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为“红学”真正向纵深发展开辟了道路，如符号化人物、从属符号与中心人物的关系问题、人物互补与作者分身的问题；三是提供了《红楼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如文学符号学、系统论思想和方法的实际运用，前文本在文学研究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李劼、王蒙评红谫论

红学迄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 ,它既继承了传统古典文学的批评方法———如旧红学索隐派、评点派 ,新红学考据派乃至当代作家王蒙的《红楼启示录》等 ,又具有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接纳性和包容性———从 1 90 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到当代文艺理论家李吉力的《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九十年代红学研究领地具有的这种容纳古今 ,涵摄中外的现代意识和宏观策略对建设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也大有裨益。本文拟对王蒙和李吉力的批评文本进行比较并以期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对红学乃至当代文艺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红学研究——读胡文彬先生近作《感悟红楼》兼论目前红学的一种倾向

胡文彬先生的红学著作向以短小精粹、言之有物、贴近文本、贴近读者见长。其新著《感悟红楼》是这种研究方向的代表。面对目前存在的将《红楼梦》研究泛娱乐化、非文学化、非学术化、神秘化的倾向,我们应该提倡胡先生这种＂辅导读物＂式的研究。     

周汝昌先生辱骂诬陷高鹗的背后

周汝昌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对高鹗的辱骂和文革后不久撰写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诬陷高鹗,全部越过了学术的界限。他辱骂诬陷高鹗背后的目的是为自己的龙门红学＂湘云嫁宝玉＂扫清道路。将周汝昌与高鹗的红学观加以比较,在神瑛侍者、顽石与转世贾宝玉的仙凡关系上,在对＂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理解上,周汝昌远离曹雪芹,而高鹗接近曹雪芹。在对曹雪芹《红楼梦》爱情婚姻悲剧的理解上,高鹗续书比较成功地描写了这个悲剧,周汝昌却改悲剧为喜剧。对宝玉＂情极之毒＂这个性格特点,高鹗续书基本写出来了,周汝昌则完全背离了这个特点。对社会上流传的＂湘云嫁宝玉＂的本子,高鹗、周汝昌两人鉴别真假的水平也有霄壤之别。     

新时期“文革”史研究的进展及深入

＂文革＂史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研究热点,新时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其所造成的极大震动和深刻影响相比,＂文革＂蕴涵的理论生长点没有被充分开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前,＂文革＂史的深入研究还需要学术界及研究者注重解决多方面的问题,以期在研究的深度、广度、方法及视野等方面获得全新突破。     

试论端木蕻良与《红楼梦》

本文是对端木蕻良先生红学研究的述评,从＂不求甚解＂之读书法、＂于精微处见性情＂之眼光和历代哲学家之思想与《红楼梦》三个方面论述了端木先生的红学研究成就。     

20世纪上半叶红学批评专论述评

20世纪上半叶红学批评的历史,是引进西方哲学、美学与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红楼梦》文本的主旨、形象、艺术成就的动态进程.考察该进程的理论构架和价值形态,有助于评判本世纪红学研究的得失与规律,藉此可探讨新理论新思维在21世纪红学领域的开拓与建构.     

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主观唯心论及其走红的原因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一场严肃的红学打假斗争深入进行着。这场斗争揭露周汝昌国学底子较差,名利心太重,一生治学,为此所误。他过去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其本质属新索隐派的龙门红学。周汝昌解读《红楼梦》文本、对曹雪芹及其家世历史的研究,以及不端学术行为,充分表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证明他的红学是＂反《红楼梦》＂的典型代表。周汝昌新索隐派龙门红学之所以走红,红学界、新闻媒体和主管文化思想的相关领导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