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感伤情怀类型、超越模式及其原因

白居易的感伤诗题材丰富,可分为伤时叹老、悼亡亲友、思友念远、感物伤怀等类型。白居易感伤诗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和创作个性的感伤——超越抒情模式。白居易之所以形成这一创作特色,实与唐代佛教流传、禅宗形成的外在文化环境有关,同时亦与他本人在仕途宦海中自觉寻求以禅理解脱忧患的努力密不可分。     

白居易感伤诗论略

白居易感伤诗对人生经历、宦海沉浮、身体病苦的诸多感慨,表现了诗人“兼济”与“独善”的复杂心态;对下层士子、妇女不幸遭遇的描写,蕴涵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伤于外物、发为咏叹的诗作,渗透着诗人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品格修养。白居易感伤诗在创作手法、语言和形式的运用上,现实主义特点比较突出,但有理周辞繁、不够含蓄之缺憾。     

白居易讽谕诗论浅说

唐代大诗人自居易,也是一个诗论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诗歌理论。白居易的创作是复杂的,他曾把自己所写的诗歌分成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无论是就诗的内容还是就诗的风格而言,讽谕诗和其它三类诗是截然不同的,而白居易的诗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结合自己的讽谕诗创作,来论述诗歌产生的源     

白居易闲适诗创作心态刍议

白居易闲适诗创作心态刍议张金亮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当时已作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并解释闲适诗的涵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作者不仅在分类的行文次序上将闲适诗列为第二，而且在下文里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对闲适诗...     

谈《琵琶行》

《琵琶行》是白居易的一首著名的叙事诗,和另一首叙事诗《长恨歌》齐名。白居易把它列入感伤诗一类中。白居易对这类感伤诗是这样解释的:“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谓之感伤诗。”(《与元九书》) 唐宣宗李忱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可见《琵琶行》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了。著名戏曲家马致远曾把《琵琶行》改编为《青衫泪》;清代戏曲家蒋士铨将《琵琶行》改编为《四弦秋》,可见对后来的影响之远了。     

白居易诗中的马意象探析

马是历代文学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在唐朝尤其是中晚唐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白居易诗中的马不仅反映了他的行踪经历,更寄托了他对时政人事的诸多复杂情感。他诗中的马十分丰富,名称众多,或多骏或羸弱,或恣肆或悲戚,或急驰或闲行。对这些马意象进行分析,可了解时局兴弊和白居易的处世之道,也可更全面地了解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所采取的对比、烘托手法,及马意象对诗歌或讽喻、或闲适、或感伤主旨的深化作用,从而以小见大,略窥白居易之创作个性。     

白居易的题咏诗初探

白居易一生创作丰富,今存诗二千八百多首,是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因此历来对白居易诗歌研究者颇多,但大都集中于讽喻诗和闲适诗,忽略了白居易诗歌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白居易的题咏诗。白居易的题咏诗真实的反映了他的生活情趣和价值观,通过对白居易题咏诗创作成因、题咏诗的分类及题咏诗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研究,使我们更加的了解白居易的审美情趣及思想内涵。     

自卑与超越——沈从文创作心理阐释

从心理学角度对沈从文的创作从创作主体到创作实践进行阐释。认为正是沈从文在社会(主要是北京)遭到的拒绝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形成了初期的感伤/回忆创作模式;在摆脱自卑的重负和与城市搏斗的过程中,他创作了两个相映成趣的文学世界,并形成嘲讽/抒情创作模式;不经意间的成功使自己获得了自尊,达到了生命中的“高峰体验”,进而达到超越自卑的境界,于是,白描/写实创作模式开始形成。     

刍居易诗歌归类考——兼及《长恨歌》的主题

一般认为，自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除杂律以形式为依据以外，讽谕、闲适、感伤三类诗歌均根据内容进行分类。但研究发现，讽谕诗、闲适诗的分类是以”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两个方面为依托，这里并未为感伤诗提供相应的位置，因为儒家这一核心思想并无第三个方面。因此感伤诗的分类，不可能采用与讽谕诗、闲适诗相同的内容依据。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实际上使用了三种标准，是三次分类的结果，把这一分类结果进行直接并列，而不是分层次表述，这种处理方式与现代严格的逻辑分类要求不同，反映了我国古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按照白居易自己确定的标准和分类方式，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并无归类不当问题，但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由于不是以表达特定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所以既不能作为表达爱情主题的证据，也并不影响它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政治主题。     

谈白居易的节日诗

白居易有节日诗七十余首,涉及节日有大有小,种类多达十三四个。白居易有时为一年中一个节日写多首诗,也连续两三年为不同年份的同一个节日写诗,不同的人生阶段,白居易都有节日诗创作。节日重视伦理亲情,节日娱乐审美活动,节日里守岁、扫墓等习俗都刺激白居易创作节日诗。擅长写日常生活的时代风气、中唐尚俗的文学思想、以内敛为美的审美追求、不以政务为重的政治气候都对白居易节日诗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学宗教与信仰关系的深度解析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一种逻辑实证的理性精神,它触及的是现象界,而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它涉及的是超验领域,科学与宗教所探索的对象、采用的方式和涉及的领域皆有根本差异,二者并不能真正相互否定;信仰的形态是多样性的,它既可以是科学经验思维之上的理性信仰,也可以是一种宗教体验之上的非理性信仰,还可以是非科学的理性信仰,故它不能与宗教等同混用,也不与科学完全排斥,但科学最多只能推演出“世俗信仰”,而不能推演出“超验信仰”。     

党群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合法性并不在于执政党的地位本身,而在于执政党广泛的、坚固的群众基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与肉、鱼与水的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群关系的状况良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否则,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遭受失败。党群关系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面对新世纪,党要把党群关系作为党的建设的晴雨表,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处理好党群关系,保证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谈贫富分化与社会稳定

研究新形势下，贫富差距呈加剧的趋势；公众面对贫富差距的心态；提出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就业和“三农”问题等有利于加强社会稳定的措施。     

现代化与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

现代化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尤其如此。目前，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但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这已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党和国家正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规范收入分配。     

邵力子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邵力子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各种正确主张,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关系的建立,在西安事变和国共谈判等事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的所作所为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转换角色，尊重个性，激活课堂

历史教学要日已师生之间的互动和统一落实在课堂上，贯穿于教学中。需要教师彻底更新观念，建立师生活动的课堂氛围；民主教学，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性、积极性；转换教师角色，尊重学生个性，以培养课堂的体验和感悟。     

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然而,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具有矛盾性:加强警检配合会削弱侦查监督;加强侦查监督则会使警检难以相互配合。我国应以提高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为目标构建相互配合与协作的警检关系。同时,应当完善侦查权制约机制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Based on the narrative theory of Shlomith Rimmon-Kenan,the present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oice and order of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novel to show that they are chosen and arranged deliberately and accorded to its themes.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形态和政治控御

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演进,基本上是越来越集权于最高端,而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方向则与此相背;西周已经发展出比较完整的(早期)国家结构和功能,春秋王室与列国之间在权力结构、功能形态上反有诸多纠结缠绕,仿佛历史一度呈显某种倒退的特征。这基源于早期国家阶段政治控御手段的内在缺陷。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权力的重组、下移,实为抟聚更成熟的巨型国家的新起点。这一时期政治中心控御形态的变化,国家结构中地缘(地域)因素的成长,都表现出在高频度战争环境中,国家地理空间(主要由于交通建设)、政治空间(主要由于官僚行政)、社会空间(主要由于宗姓氏族解体)的致密化倾向,只是这个"国家化"过程终春秋战国之世仍然处于一种"未完成体"的过渡状态。     

东南互保和几种政治势力

1900年是为旧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自立军起义、中国议会的召开及“东南互保”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使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节点”。在这一年中,汪康年派、东南督抚及帝国主义势力都与“东南互保”发生着多多少少的联系,在这几种政治势力的作用下,“东南互保”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